《漢書》 人物傳記 讀后感
［原文］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詔潔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xí)兵事利害，后將軍數(shù)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 ?。圩x書的筆記和談話］ 說服力強之效 ——讀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的批語（見《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25頁） ［解析］ 趙充國是西漢武帝時人，曾任后將軍，封營平侯。
對匈奴和西羌等當(dāng)時的邊患事務(wù)非常熟悉。
從武帝到宣帝，他在抗擊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屢立奇功。
趙充國很有戰(zhàn)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從事實出發(fā)，充分說理，上書漢宣帝，接受他的主張。
很注意趙充國的這個特點，讀《趙充周傳》時，許多地方加了旁圈，天頭上劃著三個大圈的地方有19處之多，還細(xì)心地改正了一些錯別字。
漢宣帝時，為鞏固邊防，招降西羌，趙充國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條，稱《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張戍邊的士兵，平時墾荒種田，戰(zhàn)時出征，這樣可以就地解決軍糧，克服運輸困難，可節(jié)省國家開支，還能達(dá)到以逸待勞取勝入侵之?dāng)车哪康?，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p>
”在一本《漢書》里，對這12條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條。
《趙充國傳》說，他關(guān)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漢宣帝要他繼續(xù)進(jìn)軍的詔令。
兒子勸他按皇帝旨意辦，不要送奏折冒風(fēng)險，他不但不聽，還說兒子“不忠”。
結(jié)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絕。
趙充國不甘心，又上書申述自己的意見，這樣反復(fù)多次。
漢宣帝對趙充國的奏折，每來一份，都交給大臣們議論。
開始時，贊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贊成了。
先前反對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這段記敘，逐字加了旁圈，在天頭上劃三個大圈，批注道：“說服力強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歷史學(xué)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個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罷之后上岸，他手里拿著一本線裝的《漢書》，翻到《趙充國傳》時，對周谷城說：“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他主張在西北設(shè)屯田軍，最初贊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對者十之八九。
他因堅持真理，后來得到勝利，贊成者十之八九，反對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貫徹，總要有一個過程，但要堅持。
”還說：“無論是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在上?！返?6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這里，頗有今古同況之慨。
在其革命斗爭實踐中，也出現(xiàn)過贊同他的人由少漸多的現(xiàn)象。
我黨認(rèn)識路線方針的正確，是存在一個過程的。
此外，對《趙充國傳》里表現(xiàn)趙充國軍事才能的記敘，也有很多批畫。
如趙充國打仗時，重視偵察和備戰(zhàn)，每到一處，都修固營壘，尤其愛護(hù)士兵，計劃周密后才出擊。
有一次領(lǐng)兵渡河時，萬余名騎兵通過后，突然與上百名敵人騎兵遭遇。
趙充國說：兵馬都已疲倦，敵方皆驍騎，恐是誘兵，不能迎戰(zhàn)，“小利不足貪”。
又一次，敵方敗軍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趙充國卻緩行追擊。
有人主張快追，趙回答：“窮寇不可迫也。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結(jié)果，大敗敵軍。
趙充國主張：“善戰(zhàn)者致人，不致于人”，“飭兵馬，練戰(zhàn)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shù)，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戰(zhàn)不必勝，不茍接刃；攻不必取，不茍勞眾”等等。
對這些記敘，都有圈畫，很為重視。
求《漢書》讀后感1000字左右
漢書辦公桌，最后一段讀后感。
班固。
是歷史上的。
英雄人物人們一直都在懷念他。
它是中國民族的英雄和特色。
《后漢書·楊震傳》讀后感作文
沒有掌聲，沒有溺愛，生活在風(fēng)雨中，生活在挫折中。
這，就是成功人士的英雄；在逆境中走過的人，才受得住挫折的考驗，才懂得尊重一絲一縷的勞苦，才懂得去奉獻(xiàn)，他們是偉大的。
張衡的背后是什么
成功
一提起張衡，人們就會想起他發(fā)明的比歐洲還早1700多年的地動儀。
可是你是否知道，張衡是天文學(xué)家的同時還是一位文學(xué)家，畫家，真可謂是飽學(xué)多識，才華橫溢。
那么張衡成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沒有逆境，就沒有成功
《張衡傳》一書告訴我們，他“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這固然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
但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習(xí)方法和頑強的毅力。
他嘔心瀝血作《二京賦》，“精思附會，十年乃成。
”這種嚴(yán)肅認(rèn)真的態(tài)度也表現(xiàn)在他以后的科學(xué)研究上。
在他開始制造侯風(fēng)地動儀時，曾遭到一些人的諷刺，但他持之以恒，毫不動搖，終于制成了地動儀，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贏得了驕傲。
其實，縱觀中外歷史，類似張衡的例子不勝枚舉。
諸多成功，哪一項不是在逆境中奮發(fā)，哪一項不是堅持不懈、鍥而不舍地奮斗的結(jié)晶呢
要三篇《史記》中人物傳記的讀后感
《史記·項羽本紀(jì)》讀后感羨慕，但風(fēng)中的低語卻訴說著自負(fù)所帶來的危難，項羽的死是歷史的遺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結(jié)局，畢竟這不是故事，無法有善變的結(jié)局。
項羽的血流入家鄉(xiāng)的水，這水的一旁是他曾經(jīng)守護(hù)的地方，而他也將在這縈繞千年，不禁為他嘆息，不禁責(zé)問歷史為何選擇了劉邦，但我只是站在歷史長河的邊緣，無論這里多么洶涌，多么絢爛，我都是一個過客，無法涉足去改變命運的輪跡，亂世的光華似乎就在瞬間，烏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驚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經(jīng)歷了時間所遺留的，項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靈魂在時間中得到永恒，他化為江東子弟心中亙古的傳說。
一切已過，英雄也有江水這歸處，也許這是一種榮耀。
長江邊李清照是否為項羽嘆息，“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亂世不滅的光華履虎尾對漢初名將韓信的了解，最初是連環(huán)畫；再大一點，讀了蔡東籓先生的《西漢演義》；再后，就是《史記?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列傳》是太史公極為成功的人物傳，幾乎每一個讀者，都會被韓信的悲慘遭遇所打動。
《淮陰侯列傳》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敘述韓信的事跡----或曰豐功偉績。
韓信足智多謀，能征善戰(zhàn)，為劉邦打下大半個天下。
在漢初功臣中，無第二人可以比擬，高祖劉邦曰，“連百萬之師，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另一半的篇幅，則用來表明韓信從來就沒有謀反之心，之所以被殺，乃是功高震主。
正如韓信自己所說：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dāng)烹。
”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為韓信鳴冤叫屈曰： “假令韓信學(xué)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 二百年后，班固著《漢書》，韓信之傳幾乎全抄史記，對韓信的評價，與太歷史公無大差異。
后世讀《史記》《漢書》的幾乎所有的讀者，無不為韓信的功高不賞，無罪被殺而扼腕嘆息；無不為劉邦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而憤憤不平。
太史公司馬遷自己慘遭腐刑，身世堪傷，寫出來的歷史，也是充滿了悲憤。
我讀《史記》，每讀到趙氏孤兒，伍子胥，文種，范蠡，屈原，賈誼，李廣等故事時，總是似見一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仰天呼喚，真乃字字血，篇篇淚是也。
所以，魯迅先生贊嘆《史記》曰，此乃“無韻之離騷，史家的絕唱”也。
以后，我又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在讀到這段歷史時，卻見到了另外一種意見。
《通鑒卷十二》的史評——臣光曰：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 讀書至此，自我感覺又進(jìn)入了一個更深的層次。
是啊
司馬溫公說的，也不是全無道理啊
不似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人那樣，韓信本不是劉邦的死黨。
韓信先投項羽，又來投奔劉邦。
韓信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乃是一種政治投機，并不是一心追隨漢王劉邦，建功立業(yè)。
韓信初投劉邦時，只得到一個小官做——“連敖”。
有一次，韓信等人犯了法，“坐法當(dāng)斬”。
已經(jīng)接連斬了十三人，輪到斬韓信時，韓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以斬壯士
”韓信臨刑大喊，打動了監(jiān)斬官夏侯嬰。
夏侯嬰告之劉邦，漢王乃饒其不死，還提升韓信為治粟都尉，此一該殺而未殺也。
韓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殺，反而升了官。
誰知韓信還不滿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條死罪。
丞相蕭何得知，親自去追。
劉邦以為蕭何亦背己而逃，如喪左右手。
蕭何回來，劉邦且怒且喜。
由于蕭何的極力舉薦，劉邦乃拜韓信為大將。
劉邦筑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此韓信二當(dāng)殺而非但不殺，還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將軍的地位。
韓信率軍攻齊，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陽酒徒酈食其已經(jīng)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說降了七十余城。
韓信為爭奪功勞，聽從辯士蒯通的建議，不顧酈食其的生死，乃乘虛而入，偷襲齊國。
齊王田廣以為酈生“賣己”，用油鍋烹掉酈食其。
酈食其的弟弟酈商，是劉邦的愛將，酈商必恨韓信入骨。
而且，韓信如此行為，使劉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當(dāng)殺也。
劉邦與項羽相持于滎陽，在危急的時候，接到了韓信從齊國發(fā)來的書信。
韓信乘人之危，挾功邀賞，稱：“不為假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以鎮(zhèn)之。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劉邦此時心中又該做何想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提醒劉邦，“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生變。
”劉邦這才明白過來，復(fù)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于是將計就計，封韓信為齊王，韓信這才發(fā)兵幫助劉邦。
此韓信之四當(dāng)殺也。
項羽在與劉邦定立和約后，便東歸。
劉邦背信棄義，引兵追之，并調(diào)韓信，彭越率軍來會，最后一舉消滅項羽。
但此二人皆，不聽調(diào)遣。
劉邦被項羽一個回馬槍，殺得大敗。
劉邦無奈，只好聽從張良的意見，把“自陳以東傅?！敝?，封給齊王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封給彭越。
韓信，彭越得到了好處，這才率軍前來（最后垓下一戰(zhàn)，消滅項羽）。
此韓信之五當(dāng)殺也。
可見，劉邦固然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韓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賞，討價還價，從來也沒有“士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
劉邦早已有了殺韓信之念頭，只不過沒有能力罷了。
司馬溫公曰：“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fù)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dāng)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信復(fù)何恃哉
” 所以，司馬溫公最后引用了司馬遷的原話，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韓信學(xué)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翻看《史記》，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種感動，仿若穿越時空的界限，將那些在歷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見那個時代的殘血夕陽…… 兩千多年前，一個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負(fù)重，以心靈和血肉之軀，完成了一部偉大的史學(xué)著作。
此后的幾千年里，這部偉大的著作，猶如一顆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聳的豐碑，屹立在中國文學(xué)和歷史的長河之中。
這個文人就是司馬遷，而這部無與倫比的史學(xué)著作就是《史記》。
司馬遷原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樣，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
然而命運的捉弄，使得他飽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備受屈辱。
但值得贊嘆的是，在那般惡劣的境況下，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忍辱奮進(jìn)，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數(shù)倍心血，終于出色的完成了作為一個史學(xué)家最頂尖的杰作——《史記》。
單憑這一點，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馬遷先生，他的執(zhí)著，他的毅力，他的韌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樣受人景仰。
求《史記》人物傳記中的十個人物讀后感
《史記·項羽本紀(jì)》讀后感羨慕,但風(fēng)中的低語卻訴說著自負(fù)所帶來的危難,項羽的死是歷史的遺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結(jié)局,畢竟這不是故事,無法有善變的結(jié)局.項羽的血流入家鄉(xiāng)的水,這水的一旁是他曾經(jīng)守護(hù)的地方,而他也將在這縈繞千年,不禁為他嘆息,不禁責(zé)問歷史為何選擇了劉邦,但我只是站在歷史長河的邊緣,無論這里多么洶涌,多么絢爛,我都是一個過客,無法涉足去改變命運的輪跡,亂世的光華似乎就在瞬間,烏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驚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經(jīng)歷了時間所遺留的,項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靈魂在時間中得到永恒,他化為江東子弟心中亙古的傳說. 一切已過,英雄也有江水這歸處,也許這是一種榮耀.長江邊李清照是否為項羽嘆息,“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亂世不滅的光華履虎尾對漢初名將韓信的了解,最初是連環(huán)畫；再大一點,讀了蔡東籓先生的《西漢演義》；再后,就是《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侯列傳》是太史公極為成功的人物傳,幾乎每一個讀者,都會被韓信的悲慘遭遇所打動.《淮陰侯列傳》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敘述韓信的事跡----或曰豐功偉績.韓信足智多謀,能征善戰(zhàn),為劉邦打下大半個天下.在漢初功臣中,無第二人可以比擬,高祖劉邦曰,“連百萬之師,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另一半的篇幅,則用來表明韓信從來就沒有謀反之心,之所以被殺,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韓信自己所說：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dāng)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為韓信鳴冤叫屈曰： “假令韓信學(xué)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漢書》,韓信之傳幾乎全抄史記,對韓信的評價,與太歷史公無大差異.后世讀《史記》《漢書》的幾乎所有的讀者,無不為韓信的功高不賞,無罪被殺而扼腕嘆息；無不為劉邦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而憤憤不平.太史公司馬遷自己慘遭腐刑,身世堪傷,寫出來的歷史,也是充滿了悲憤.我讀《史記》,每讀到趙氏孤兒,伍子胥,文種,范蠡,屈原,賈誼,李廣等故事時,總是似見一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仰天呼喚,真乃字字血,篇篇淚是也.所以,魯迅先生贊嘆《史記》曰,此乃“無韻之離騷,史家的絕唱”也. 以后,我又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讀到這段歷史時,卻見到了另外一種意見.《通鑒卷十二》的史評——臣光曰：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讀書至此,自我感覺又進(jìn)入了一個更深的層次.是啊!司馬溫公說的,也不是全無道理啊! 不似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人那樣,韓信本不是劉邦的死黨.韓信先投項羽,又來投奔劉邦.韓信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乃是一種政治投機,并不是一心追隨漢王劉邦,建功立業(yè).韓信初投劉邦時,只得到一個小官做——“連敖”.有一次,韓信等人犯了法,“坐法當(dāng)斬”.已經(jīng)接連斬了十三人,輪到斬韓信時,韓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斬壯士!”韓信臨刑大喊,打動了監(jiān)斬官夏侯嬰.夏侯嬰告之劉邦,漢王乃饒其不死,還提升韓信為治粟都尉,此一該殺而未殺也. 韓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殺,反而升了官.誰知韓信還不滿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條死罪.丞相蕭何得知,親自去追.劉邦以為蕭何亦背己而逃,如喪左右手.蕭何回來,劉邦且怒且喜.由于蕭何的極力舉薦,劉邦乃拜韓信為大將.劉邦筑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韓信二當(dāng)殺而非但不殺,還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將軍的地位. 韓信率軍攻齊,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陽酒徒酈食其已經(jīng)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說降了七十余城.韓信為爭奪功勞,聽從辯士蒯通的建議,不顧酈食其的生死,乃乘虛而入,偷襲齊國.齊王田廣以為酈生“賣己”,用油鍋烹掉酈食其.酈食其的弟弟酈商,是劉邦的愛將,酈商必恨韓信入骨.而且,韓信如此行為,使劉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當(dāng)殺也. 劉邦與項羽相持于滎陽,在危急的時候,接到了韓信從齊國發(fā)來的書信.韓信乘人之危,挾功邀賞,稱：“不為假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以鎮(zhèn)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劉邦此時心中又該做何想?張良,陳平躡漢王足,提醒劉邦,“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生變.”劉邦這才明白過來,復(fù)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于是將計就計,封韓信為齊王,韓信這才發(fā)兵幫助劉邦.此韓信之四當(dāng)殺也. 項羽在與劉邦定立和約后,便東歸.劉邦背信棄義,引兵追之,并調(diào)韓信,彭越率軍來會,最后一舉消滅項羽.但此二人皆,不聽調(diào)遣.劉邦被項羽一個回馬槍,殺得大敗.劉邦無奈,只好聽從張良的意見,把“自陳以東傅?！敝?封給齊王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封給彭越.韓信,彭越得到了好處,這才率軍前來（最后垓下一戰(zhàn),消滅項羽）.此韓信之五當(dāng)殺也. 可見,劉邦固然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韓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賞,討價還價,從來也沒有“士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劉邦早已有了殺韓信之念頭,只不過沒有能力罷了.司馬溫公曰：“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fù)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dāng)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fù)何恃哉!” 所以,司馬溫公最后引用了司馬遷的原話,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韓信學(xué)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翻看《史記》,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種感動,仿若穿越時空的界限,將那些在歷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見那個時代的殘血夕陽…… 兩千多年前,一個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負(fù)重,以心靈和血肉之軀,完成了一部偉大的史學(xué)著作.此后的幾千年里,這部偉大的著作,猶如一顆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聳的豐碑,屹立在中國文學(xué)和歷史的長河之中.這個文人就是司馬遷,而這部無與倫比的史學(xué)著作就是《史記》.司馬遷原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樣,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然而命運的捉弄,使得他飽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備受屈辱.但值得贊嘆的是,在那般惡劣的境況下,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忍辱奮進(jìn),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數(shù)倍心血,終于出色的完成了作為一個史學(xué)家最頂尖的杰作——《史記》.單憑這一點,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馬遷先生,他的執(zhí)著,他的毅力,他的韌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樣受人景仰.
4000字名人傳記讀后感
《后漢書》傳記人物時，緣于史書性質(zhì)，基本上還是敘其言行以顯其性格的，不再贅述；然其中亦大量地運用塑造文學(xué)形象的藝術(shù)方法，概括起來講，有序旨提要、細(xì)節(jié)描寫、肖像描寫和側(cè)面描寫等。
《后漢書》還長于細(xì)節(jié)描寫以刻畫人物。
例如，《嚴(yán)光傳》描寫劉秀稱帝后，欲征召其昔日舊好嚴(yán)光入仕，然嚴(yán)光召至而不就。
劉秀去看望他，他卻躺著不起來，叫他，不應(yīng)，當(dāng)晚，二人同床共枕，嚴(yán)光竟又把腳壓到劉秀的肚腹上。
這些細(xì)節(jié)的描寫，活畫出了嚴(yán)光不拘禮儀的隱逸風(fēng)度。
《梁鴻傳》中寫梁鴻少時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鄰居，賠不起人家，便給人家作奴，足見其耿介曠達(dá)的隱士風(fēng)范。
又如《光武皇帝本紀(jì)》中寫道：劉秀的親叔伯兄長劉演（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劉玄）忌恨而受害，他聽說后，“自父城馳詣宛謝。
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
”這一細(xì)節(jié)描寫突出表現(xiàn)了劉秀隱忍、狡詐的性格特征。
再如《劉玄傳》中寫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活現(xiàn)出了劉玄的懦弱無能。
當(dāng)然，上述等等細(xì)節(jié)描寫可能皆有史實依據(jù)，然亦離不開作者提煉描摹之功。
《后漢書》還常用側(cè)面描寫——或假借他人評說，或援引時人諺謠等以記傳人物。
如《李膺傳》載：“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
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若此”；李膺遭黨錮之禍死后，“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不及于譴。
毅乃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借別人的言行以見李膺的節(jié)烈高義、德高望重。
再如，欲著鄭玄的學(xué)問品德，便借助名流馬融、何休的喟嘆贊美；杜詩任南陽太守時，修水利，興墾殖，著有政績，時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漢元帝時為南陽太守，有政績），故南陽為之語贊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有一段話，可視作他為《后漢書》作的序：“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辯，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
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
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shè)，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此書行，故應(yīng)有賞音者……”文中可見范曄對《后漢書》自視頗高，顯現(xiàn)了他對自己著作的歷史、思想及文學(xué)價值的認(rèn)識，尤其中意于其文學(xué)價值。
客觀而論，《后漢書》的確也是富于多種文化價值的史學(xué)名著。
，《后漢書》有肯定王權(quán)秩序、頌揚忠貞名節(jié)等儒家正統(tǒng)思想，亦有褒揚避世隱逸、狂狷放達(dá)的道家玄學(xué)思想，還有對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揚儒家正統(tǒng)思想亦應(yīng)為《后漢書》的基本內(nèi)容。
《后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有一個正統(tǒng)儒家思想的標(biāo)準(zhǔn)：有利于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貶責(zé)。
《后漢書》中褒贊了大量的勤政愛民者。
如《循吏列傳》中記傳衛(wèi)颯時，贊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記傳王景時，歷數(shù)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蠶織等政績，贊其勤政愛民；記傳王渙時，寫其敦儒學(xué)，習(xí)《尚書》，讀律令，清正廉明，善斷案，“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shù)發(fā)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傳記中，贊其治行卓著；杜根、劉陶、李云等傳記中，贊其仗義直諫；班超、梁謹(jǐn)?shù)葌饔浿?，贊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這種贊揚表現(xiàn)了對王權(quán)秩序和國計民生的維護(hù)。
《后漢書》中還對仗義執(zhí)節(jié)者大加贊美。
《黨錮列傳》中寫李膺受陷害，遭黨錮之禍時，拒不逃避，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jié)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
”從容就死。
范滂“少厲清節(jié)，為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zhì)樸、遜讓、節(jié)儉）”，及遭黨禍，亦慷慨就死：“其母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養(yǎng)。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復(fù)求壽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這是一幅舍生取義、母子訣別的撼人圖畫。
顯然，范曄對此是大加贊美的，亦即是對封建忠義的贊美。
與作者對上述記傳人物的態(tài)度相反，范曄對外戚、宦官的橫暴專權(quán)、禍國殃民則大加撻伐。
東漢中葉，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執(zhí)掌朝綱，于是開始了外戚與宦官爭奪王朝統(tǒng)治權(quán)的混亂局面。
如桓帝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計議殺了梁翼，五人俱被封為侯。
于是，他們居功自傲，把持朝綱，窮奢極欲，禍國殃民。
《后漢書》對上述的外戚與宦官們進(jìn)行了揭露和批判。
范曄在《后漢書》中，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chuàng)制了《獨行》、《逸民》、《方術(shù)》等類傳，并首創(chuàng)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于正統(tǒng)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為女性立傳的禁例，等等，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xué)態(tài)度和才華膽識，非班固等所能比擬。
至于后世史家承襲《列女傳》體例而將其內(nèi)容改為“烈女節(jié)婦”傳，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tǒng)卻遜色多了。
為什么在宋以前的史書都稱“書（漢書，北齊書）而宋以后的史書稱“史”（元史，明史）
中國二十四史，包括《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
這其中，“記”、“書”、“志”、“史”等稱謂不盡相同，都有著特定的含義和本質(zhì)的區(qū)別。
在司馬遷寫作《史記》的西漢時期，“史”、“書”、“記”概念比較混淆，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分。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例如《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等都可以統(tǒng)稱為史記（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后來的所有史書都可稱為“史”）。
司馬遷《史記》成書后，沒有固定的書名，有的稱“太史公書”，有的叫“太史公記”，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在當(dāng)時，“書”和“記”的差別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
到了東漢，班固之父班彪作為一代大儒，有感于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記》成書時才是西漢的中期，并沒能完整記錄下整個西漢歷史，所以班彪寫《史記后傳》以作補充，書未完身已死。
班固繼承父親遺志，以《史記后傳》為藍(lán)本，撰成《漢書》（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續(xù)寫完成）。
由于《漢書》是記錄西漢時期歷史人物事件的史書，為一個朝代（西漢）的斷代史，有別于司馬遷《史記》是通史，后代史學(xué)界便把班固寫的這部紀(jì)傳體斷代史稱為“漢書”（當(dāng)然，這里面還有其它一些內(nèi)容，但不在本問題敘述范偉之內(nèi)），而把司馬遷寫的紀(jì)傳體通史正式命名為“史記”（《史記》遂成為獨有的專用名詞，特指司馬遷寫的這部通史）。
《漢書》開我國紀(jì)傳體斷代史之先河，而后的紀(jì)傳體正史皆為斷代史（不過其中還有細(xì)致區(qū)分，下面會提到）。
再后來，《后漢書》（東漢）、《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魏）、《北齊書》、《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這些正史跟班固寫的《漢書》一樣，皆為記訴一個完整朝代的斷代史，所以無一例外統(tǒng)統(tǒng)用“書”字來命名。
只是因為國號重復(fù)以及創(chuàng)作時間等緣由，故某些史書有南北、舊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壽根據(jù)南北朝時期通寫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歐陽修等人編撰的舊、新兩部《五代史》，雖然也是斷代史，卻跟前面所提到的史書有著一定的區(qū)別和不同。
前面的斷代史都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寫就的歷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縱貫幾個朝代連續(xù)一體的史書，所以僅從這點上講，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記》一樣，只不過是一部“壓縮版”的縱向通史而已。
所以史學(xué)界認(rèn)為再用“書”來命名這四部正史，顯然不準(zhǔn)確。
所以便改用“史”來命名，借以和前面的斷代史劃分區(qū)別。
到了元代脫脫等編撰《宋史》、《遼史》和《金史》時，雖然這三部史書都是分別記錄一個朝代的斷代史，跟《漢書》、《唐書》等史書沒有什么兩樣，但因為之前有一部《宋書》是寫南朝劉姓宋朝的，跟趙姓宋朝國名重復(fù)，又不便把《宋史》稱為《趙宋書》而把前面的改為《劉宋書》（以姓來命名史書沒有先例），南北、新舊定名更不準(zhǔn)確。
基于此，為方便起見，故把《宋史》、《遼史》、《金史》統(tǒng)統(tǒng)以“史”來定名。
后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
（還有一點可能跟趙宋的歷史定位有關(guān)，但也不在本問題討論之內(nèi)。
） 這里要特殊強調(diào)的是《三國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書都不同。
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的“書”或連續(xù)記述幾個朝代的“史”。
怎么說呢
《三國志》是記錄某一個特定時期三個不同國家的“國別體斷代史”。
雖然也可用“史”來稱呼（注意，絕不能用“書”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體現(xiàn)出其特有的歷史原貌。
因為“志”本身就帶有橫向比較的意思。
解釋了這么多，中心思想無外乎一個，即“史”、“書”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絕不是完全等同。
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統(tǒng)稱一切史書，但“書”只能代表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記述的歷史。
換言之，“史”包括“書”，但“書”不等同“史”。
因為“白馬非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