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 人物傳記 讀后感
［原文］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詔潔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后將軍數(shù)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 ［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說服力強之效 ——讀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的批語（見《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25頁） ?。劢馕觯荨 ≮w充國是西漢武帝時人，曾任后將軍，封營平侯。
對匈奴和西羌等當時的邊患事務非常熟悉。
從武帝到宣帝，他在抗擊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屢立奇功。
趙充國很有戰(zhàn)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從事實出發(fā)，充分說理，上書漢宣帝，接受他的主張。
很注意趙充國的這個特點，讀《趙充周傳》時，許多地方加了旁圈，天頭上劃著三個大圈的地方有19處之多，還細心地改正了一些錯別字。
漢宣帝時，為鞏固邊防，招降西羌，趙充國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條，稱《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張戍邊的士兵，平時墾荒種田，戰(zhàn)時出征，這樣可以就地解決軍糧，克服運輸困難，可節(jié)省國家開支，還能達到以逸待勞取勝入侵之敵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漢書》里，對這12條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條。
《趙充國傳》說，他關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漢宣帝要他繼續(xù)進軍的詔令。
兒子勸他按皇帝旨意辦，不要送奏折冒風險，他不但不聽，還說兒子“不忠”。
結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絕。
趙充國不甘心，又上書申述自己的意見，這樣反復多次。
漢宣帝對趙充國的奏折，每來一份，都交給大臣們議論。
開始時，贊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贊成了。
先前反對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這段記敘，逐字加了旁圈，在天頭上劃三個大圈，批注道：“說服力強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歷史學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個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罷之后上岸，他手里拿著一本線裝的《漢書》，翻到《趙充國傳》時，對周谷城說：“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他主張在西北設屯田軍，最初贊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對者十之八九。
他因堅持真理，后來得到勝利，贊成者十之八九，反對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貫徹，總要有一個過程，但要堅持。
”還說：“無論是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在上海》第16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這里，頗有今古同況之慨。
在其革命斗爭實踐中，也出現(xiàn)過贊同他的人由少漸多的現(xiàn)象。
我黨認識路線方針的正確，是存在一個過程的。
此外，對《趙充國傳》里表現(xiàn)趙充國軍事才能的記敘，也有很多批畫。
如趙充國打仗時，重視偵察和備戰(zhàn)，每到一處，都修固營壘，尤其愛護士兵，計劃周密后才出擊。
有一次領兵渡河時，萬余名騎兵通過后，突然與上百名敵人騎兵遭遇。
趙充國說：兵馬都已疲倦，敵方皆驍騎，恐是誘兵，不能迎戰(zhàn)，“小利不足貪”。
又一次，敵方敗軍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趙充國卻緩行追擊。
有人主張快追，趙回答：“窮寇不可迫也。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結果，大敗敵軍。
趙充國主張：“善戰(zhàn)者致人，不致于人”，“飭兵馬，練戰(zhàn)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戰(zhàn)不必勝，不茍接刃；攻不必取，不茍勞眾”等等。
對這些記敘，都有圈畫，很為重視。
漢書。
游俠列傳中班固對游俠的態(tài)度
他是一個忍辱負重修，公正明理，不畏權博古的人。
司馬遷，（前145—前90）史學家，文學家。
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
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歲終。
（補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jù)的是唐代張守節(jié)《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
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jù)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
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
郭沫若等主此說。
一般采用前說）補注：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jié)《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
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
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
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
”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
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
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
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后的事，那么，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余年了。
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jù)張守節(jié)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jù)。
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
《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
其二，根據(jù)〈史記·游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chǎn)不多，也被強行遷徒，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
”若司馬遷生于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
如果按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
其三，根據(jù)《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jīng)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
補注2：司馬遷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陜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陜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jié)，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
同時，韓城鬼東鄉(xiāng)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后裔。
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并列陜西韓城芝川鎮(zhèn)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
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
據(jù)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
而且現(xiàn)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歷法。
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愿望沒有實現(xiàn)就死去了。
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yè)。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后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
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采集傳說。
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后的史實的實地調(diào)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后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
司馬談死后，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
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
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
于是，把司馬遷投進監(jiān)獄，處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獄，更加發(fā)奮寫作《史記》。
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
司馬遷死后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于世。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
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
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qū)，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
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wèi)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
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
此后，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后任中書令，繼續(xù)發(fā)憤著書，終于完成了史記的撰寫。
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
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后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jīng)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fā)憤著書，創(chuàng)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陜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
司馬遷的祖先并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
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yè)。
他們?yōu)榇朔瞰I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
后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
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鉆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yè)，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yè)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
這為他以后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
由于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魯迅及司馬遷對《史記〉〉的評價
司馬遷字子長，河內(nèi)人，生于龍門，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吳會，北涉汶泗，游鄒魯，過梁楚以歸，仕為郎中。
父談〔19〕，為太史令，元封初卒。
遷繼其業(yè)，天漢中李陵降匈奴，遷明陵無罪，遂下吏，指為誣上，家貧不能自贖，交游莫救，卒坐宮刑。
被刑后為中書令，因益發(fā)憤，據(jù)《左氏》，《國語》；采《世本》，《戰(zhàn)國策》；述《楚漢春秋》，〔20〕終成《史記》一百三十篇〔21〕，始于黃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獲白麟止，蓋自謂其書所以繼《春秋》也。
其友益州刺史任安〔22〕，嘗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有云： “……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
…… 《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chuàng)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
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 遷死后，書乃漸出；宣帝時，其外孫楊惲〔23〕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班彪〔24〕頗不滿，以為“采經(jīng)摭傳，分散數(shù)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亦其涉略者廣博，貫穿經(jīng)傳，馳騁古今上下數(shù)千載間，斯以勤矣。
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漢興，陸賈作《楚漢春秋》，是非雖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職守，原出道家，〔25〕其父談亦崇尚黃老，則《史記》雖繆于儒術，固亦能遠紹其舊業(yè)者矣。
況發(fā)憤著書，意旨自激，其與任安書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fā)于情，肆于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26〕所言：“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yǎng)士”也。
然《漢書》已言《史記》有缺〔27〕，于是續(xù)者紛起，如褚先生，馮商，劉歆〔28〕等。
《漢書》亦有出自劉歆者，故崔適以為《史記》之文有與全書乖、與《漢書》合者，亦歆所續(xù)也； 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則當是后世妄人所增與鈔胥所脫云。
〔29〕遷雄于文，而亦愛賦，頗喜納之列傳中。
于《賈誼傳》錄其《吊屈原賦》及《服賦》，而《漢書》則全載《治安策》，賦無一〔30〕也。
《司馬相如傳》上下篇，收賦尤多，為《子虛》（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
自亦造賦〔31〕，《漢志》云八篇，今僅傳《士不遇賦》一篇，明胡應麟以為偽作〔32〕。
至宣帝時，仍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征能為楚辭者，于是劉向〔33〕，張子僑，華龍，柳褒〔34〕等皆被召，待詔金馬門。
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淵，詔之作《圣主得賢臣頌》，與張子僑等并待詔。
褒能為賦頌，亦作俳文；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宣帝詔褒往祀，于道病死。
引自：《漢文學史綱要》第十篇：司馬相如與司馬遷另外魯迅先生對《史記》膾炙人口的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是出自此書。
【新中國史記】完整版
于是靜靜的茫茫中塵，煙雨的河花在陽而的，是陽一綻放
為么·觸在屬于他們的暗礁冰既然
求大佬幫忙翻譯一下急用
《》與《漢書》同比較 一、 內(nèi)容比較 《史記》是我國部紀傳體通史。
《漢書》則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
《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傳”，體例較《史記》更為整齊統(tǒng)一。
第一，《漢書》在《史記》的基礎上，補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實，豐富了記事內(nèi)容。
《漢書》記載漢代的典章制度更為詳細具體，多收經(jīng)世之交，還增補了許多人物事跡和史實。
第二，班固對《史記》的部分篇目和內(nèi)容作了調(diào)整。
比《漢書》減少了幾個傳，對《史記》記載的內(nèi)容作了一些移植刪減。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統(tǒng)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guī)定。
《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qū)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shù)字，有關各地物產(chǎn)、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
《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第三，《漢書》開辟了一些新的領域，擴大了史學的范圍，也填補了《史記》的不足。
《漢書》的“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擴展起來。
二、 思想比較 第一，《漢書》的封建正統(tǒng)思想比《史記》濃。
《史記》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班固的《漢書》則重在“綜其行事，旁貫五經(jīng)，上下洽通”。
司馬遷能夠跳出歷史看歷史，能用這樣一種發(fā)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寫史意義，看到了歷史的變化和向前發(fā)展，而班固維護漢室的正統(tǒng)思想非常明顯。
首先，《漢書》極力為漢王朝的合理性作辯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覺地以漢臣自居，多次出現(xiàn)“我漢道”等語，又避明帝之緯，過分尊顯漢室。
《史記》也有尊漢之意，但比較弱。
再次，《漢書》對下層人民的態(tài)度與《史記》迥異。
又次，班固指責司馬遷，認為司馬遷所歌頌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與司馬遷的觀點截然對立。
最后，《漢書》雖然對統(tǒng)治集團的虛偽、殘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遠不如《史記》那么廣泛、深刻、尖銳、徹底。
第二，《史記》有較強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漢書》則有宣揚天道、迷信的內(nèi)容。
《史記》懷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見于《伯夷列傳》、《河渠書》、《儒林列傳》等篇。
相比之下，《漢書》則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體現(xiàn)《史記》、《漢書》思想差異的，是《貨殖》、《游俠》二傳。
同樣論述仁義道德的產(chǎn)生，《史記》、《漢書》都征引《管子》，司馬遷則強調(diào)經(jīng)濟所起到的決定作用，即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謂“欲寡而事節(jié)，財足而不爭”，則是迂腐的道德說教。
對于游俠，司馬遷傾注情感，由衷贊嘆。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對游俠很少同情。
《史記》與《漢書》都出自卓絕的歷史學家之手，他們都具有史家的實錄精神和正義感，所以，兩部史書都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jié)。
兩部史書對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權奸的昏庸、外戚的專橫都有揭露批判。
不過，無論是歌頌，還是批判揭露，《漢書》都遠不如《史記》的廣度和力度。
這不僅因為《史記》是私修，《漢書》是官修；而且決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馬遷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思想和進步歷史觀的偉大思想家，而班固則是一位受封建正統(tǒng)思想影響極深的儒者。
三，風格比較 現(xiàn)從兩書的感情色彩、敘事方法、人物刻畫、語言表達四方面比較。
第一，《史記》和《漢書》都能嚴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表現(xiàn)出歷史學家的文章道德。
《史記》的愛憎感情，主觀色彩相當明顯，而《漢書》常常變成不動聲色的客觀敘述。
第二，《史記》善于敘事，筆法千變?nèi)f化，不拘一格。
《史記》能做到隨物賦形，根據(jù)表達內(nèi)容的需要而采取相應的表現(xiàn)手法。
第三，作為漢代兩部紀傳體經(jīng)典史著，《史記》、《漢書》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們不僅僅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經(jīng)消逝的歷史變成可以讓人重回歷史現(xiàn)場、身臨其境的生動畫卷。
但《漢書》傳寫人物的成就也略遜《史記》一籌。
《史記》中不少篇章真實地敘寫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史記》總是通過生動曲折的情節(jié)、矛盾劇烈的場面、個性化的語言、心理活動等表現(xiàn)人物性格，而在《漢書》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刪節(jié)，便影響到人物性格的豐富性。
總體看來，《漢書》中的人物不如《史記》中的人物生動傳神、血肉豐滿，因而其文學性亦不及《史記》。
第四，《史記》與《漢書》的語言風格也大不相同。
《史記》語言感情濃烈、氣勢奔放、簡練暢達、生動形象，完全是文學家的語言；《漢書》簡潔整傷、典雅規(guī)范、準確嚴密、韻味深長，堪稱史家語言的典范。
《史記》浪漫主義風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而《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固楊萬里說，“司馬遷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把佛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叫什么
佛教傳進中國內(nèi)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對傳進的具體時間，說法很多，學術界一般認為，漢哀帝元壽無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當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
此說源于裴松注所引魚豢的：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回復立（豆）者，其人也。
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遷入大夏地區(qū)，其時大夏已信奉佛教。
至公元前1世紀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響，接受了佛教信仰，從而輾轉傳進中國內(nèi)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則普遍把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作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
此說最早見于和。
說： “昔漢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
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
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
于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寫佛經(jīng)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
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于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
又于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
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日顯節(jié)，亦于其上作佛圖像。
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茲。
所記與此大同小異，但都未說明感夢求法的確切年代。
袁宏及范曄等正史，亦未記其年月。
后來則有水平七年（）、十年（《歷代三寶記》、《佛祖統(tǒng)紀》）、三年（《漢法本內(nèi)傳》）、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譜》）等多種說法。
至梁《高僧傳》，更稱漢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請得攝摩騰、竺法蘭來洛陽，譯《四十二章經(jīng)》，建白馬寺。
于是佛、法、僧完備，標志著佛教在漢地真正的開端。
但是，這類記載不僅神話成分居多，內(nèi)容也相互矛盾。
事實上，《后漢書·楚王英傳》記，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貴族層己有相當?shù)闹?，不必由漢明帝始感夢求法。
此外，還有漢武帝時傳入說。
《魏書·釋老志》記，漢武帝元狩年間，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
金人率長丈余，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
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此說原出南朝宋王儉托名班固撰之《漢武帝故事》，國內(nèi)學者一般持否定態(tài)度，但海外有些學者認為可信。
總之，根據(jù)信史胸記載，佛教傳入漢地，當在兩漢之際，即公元前后。
它是通過內(nèi)地與西域長期交通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結果。
從兩漢之際到東漢末年，約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國的初傳時期。
它經(jīng)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變態(tài)過程，終于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來。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激化，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已經(jīng)成為普遍現(xiàn)象。
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沒有緩和階級對立，反而激起了全國范圍的農(nóng)民起義，西漢王朝最終為劉秀的東漢王朝所取代。
在意識形態(tài)上，董仲舒草創(chuàng)的讖緯神學，由于國家實行五經(jīng)取士，處處需用圖讖論證皇權的合理性，以致經(jīng)學與妖言，儒士與方士攪混不清。
王莽改制用圖讖，劉秀取國也用圖讖，圖讖成了兩漢的官方神學，既是文人做官的門徑，也是鞏固政權或奪取政權的輿論工具。
史載第一個接受《浮屠經(jīng)》的是漢哀帝時攻讀《五經(jīng)》的“博士弟子”，同當時的這種風氣是相適應的。
《后漢書》關于楚王英奉佛的記載，有助于了解佛教在這 種大背景下的具體情況。
楚王英是漢明帝的異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國。
《后漢書》本傳記：“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
晚節(jié)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永平八年（65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
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相國曰：讬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
國相以聞。
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明帝將此詔書傳示各封國中傅，明顯含有表彰和推廣的意思。
后來劉英廣泛交結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圖書”，企圖謀逆罪被廢，次年，在丹陽自殺。
結交賓朋（多是方士），造作圖讖，起碼在光武諸王中是很流行的。
像濟南王康、阜陵王延、廣陵王荊等都是。
但他們制造的圖讖，已不再作為“儒術”，而是當作黃老的道術；早先側重附會《五經(jīng)》，也轉向了“祠祭祝詛”。
楚王英對“浮屠”的“齋戒祭祀”，是這種活動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見，佛教在中國內(nèi)地是作為讖緯方術的一種發(fā)端的。
漢明帝對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嚴，株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shù)”。
諸侯王作讖緯方術，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狀。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關佛教在中土傳播的記載，顯然，也是這次株連的結果。
自和帝（89—105）開始，東漢王朝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統(tǒng)治集團的長期斗爭，至桓、靈之世（147—189）達到頂點，最終導致了黃巾起義（184），東漢皇權陷于全面崩潰。
佛教在這種形勢下，有了新的抬頭。
但作為東漢官學內(nèi)容之一的天人感應，包括圖書讖緯、星宿神靈、災異瑞祥，始終沒有中斷過，皇室對方術的依賴也有增無已。
漢章帝（76—88）繼明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
神仙術已為皇家獨享，所以也當作最高的獎賞。
到了漢桓帝，更有了明顯的發(fā)展。
他繼續(xù)楚王英的故伎，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飾華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
佛教進一步被王室視作崇拜的對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這個時候已有了義理上的內(nèi)容。
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又說，“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
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義的標準教義，在傳說為明帝時譯出的《四十二章經(jīng)》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經(jīng)》是譯經(jīng)還是經(jīng)抄或漢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學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見。
但它的部分內(nèi)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現(xiàn)，則沒有疑問。
此經(jīng)從“辭親出家為道”始，始終貫徹禁欲和仁慈兩條主線，與襄楷的主張全合。
其中言“樹下一宿，慎不再矣”，與襄楷所說“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頭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張；又言天神獻玉女于佛，佛以為“革囊眾穢”，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說法。
因此，漢桓帝時重新出現(xiàn)的佛教，已經(jīng)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義。
但在形式上，與道教的結合比同五經(jīng)讖緯的結合更加緊密。
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書” 的，此“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即道教早期經(jīng)典《太平經(jīng)》的原本《太平清領書》。
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義，主要在于論證“興國廣嗣”的正確之道。
他特別提到當時的傳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把產(chǎn)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說成是中國老子教化夷狄的產(chǎn)物。
這意味著佛教處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靈之世，經(jīng)過兩次黨錮（166—176）和震撼全國的黃巾起義，接踵而來的就是董卓之亂，軍閥混戰(zhàn)。
連年戰(zhàn)火，災疫橫生，人民處在死亡線上，痛苦、無望的陰影，籠罩社會各個階層。
這在社會思潮上，引起了重大變化。
首先，兩漢神學化了的綱常名教，即獨尊的儒術，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漢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就是對儒術失去信心的表現(xiàn)；黃巾起義奉《太平清領書》為經(jīng)典，張魯?shù)奈宥访椎烙谩独献印纷鹘滩?，廣大的農(nóng)民唾棄了官頒的《五經(jīng)》；在官僚和士大夫層，名教禮法或者成了腐朽虛偽的粉飾品，或者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所輕蔑。
兩漢正統(tǒng)的文化思想已經(jīng)喪失了權威地位，社會醞釀和流行著各種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與佛教產(chǎn)生共鳴。
所謂“名不常存，人生易滅”。
以“形”為勞，以“生”為苦之類的悲觀厭世情緒，以及由避禍為主而引生的不問是非的政治冷淡主義和出世主義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長的溫床。
此外，與圖讖方術同時興盛的精靈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濫，為佛教信仰在下層民眾中的流傳提供了條件，加上統(tǒng)治階級運用政治和經(jīng)濟手段的誘脅，在漢末的某些地區(qū)，使佛教有了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
《三國志》和《后漢書》均載，丹陽（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廣陵（江蘇揚州）、下邳（江蘇宿遷西北）、彭城運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糧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課讀佛經(jīng)；又以信佛免役作號召，招致人戶五千余，“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jīng)數(shù)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者且萬人”。
從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從上層走向下層，由少數(shù)人進入多數(shù)人，其在全國的流布，以洛陽、彭城、廣陵為中心，旁及穎川、南陽、臨淮（即下邳）、豫章、會稽，直到廣州、交州，呈自北向南發(fā)展的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