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刑法志梗概
前孔子去世以簡潔平實而涵義精深的言論就無人能夠傳授了；七賢去世以后，對儒經(jīng)大義的解釋始產(chǎn)生分歧。
所以《春秋》分成了五個學派，《詩經(jīng)》分成了四個學派，《易經(jīng)》有了好幾家的傳注。
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斗爭錯綜復雜，學術上也是真價格立門戶、互相爭論，諸子百家的學說眾多而又混亂。
到了秦朝，認為這種狀況是一個禍患，就焚毀儒經(jīng)，想用來使百姓變得愚昧無知，利于統(tǒng)治。
漢朝建立以后，改革了秦朝的弊政，大量收集圖書，廣泛開辟了獻書的途徑。
到了漢武帝的時代，書籍中文字殘缺、竹簡脫落，禮樂制度也衰敗到了廢弛的地步。
皇上感慨地聲稱道：“朕對此非常有旅啊
”于是建立了藏書的策府，設置了抄書的機構(gòu)，上自儒經(jīng)，下到諸子百家的傳注與著述，全都收藏到了秘府之中。
到了成帝的時候，見于書籍嚴重散失，派謁者陳農(nóng)向天下搜求散失的書籍，命令光祿大夫劉向校訂儒經(jīng)、傳注、諸子之書和詩歌、詞賦，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訂兵書，命令太史令尹咸校訂數(shù)術之書，命令侍醫(yī)李柱國校訂方技之書。
每一部書校訂完畢，劉向就分別列出它的篇名，總結(jié)它的大要內(nèi)容，抄錄下來然后呈報給皇上。
工作即將完畢之際，適逢劉向去世了。
哀帝就又讓流向的兒子侍中奉車都尉劉歆繼續(xù)完成他父親未竟的事業(yè)。
劉歆于是總括了整理完畢的全部書籍的內(nèi)容，然后向皇上呈報了他的《七略》，包括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shù)略》、有《方技略》。
現(xiàn)在節(jié)取其中的主要內(nèi)容，用來完善圖書的記載。
儒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
他們幫助國君，順應自然，宣明教化。
涵泳于六經(jīng)的文章當中，特別注意仁義之間的事務，遠宗堯舜的道統(tǒng)，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禮法，尊崇孔子為師表，來加重他們言論的重要性，在各派道術當中最為崇高。
孔子說：「如果對別人有所稱贊，就一定先對他有所試驗。
」唐堯虞舜的興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業(yè)，是已經(jīng)經(jīng)過試驗而有成效的。
但是迷惑的人已經(jīng)失去了（儒家經(jīng)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隨時俗任意曲解附會經(jīng)書的道理，違背離開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嘩的言論來博取尊寵。
后來的學者依循著去做，所以五經(jīng)的道理就乖謬分離，儒學就逐漸的衰微的；這就是那些邪僻的儒著所留下來的禍患啊。
道家這個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史官。
他們連續(xù)記載成功失敗、生存滅亡、災禍幸福、古今的道理。
然后知道秉持要點把握根本，守著清靜無為，保持謙虛柔弱的態(tài)度；這就是國君治理國家的方法。
（這想法）符合于堯的能夠謙讓，易經(jīng)上所說的謙虛，一種謙虛可以得到四種好處；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狂放無守的人來實行道家學術，那么就斷絕了禮儀，拋棄了仁義；認為只要用清靜無為，就可以治理好國家。
陰陽家這個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天文的官職。
他們恭敬的順從上天，用歷象來記錄日月星辰的運行，恭敬的教導人民按照天時祭祀、耕種；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拘泥固執(zhí)的人來實行陰陽家的學術，就被禁忌所牽制，拘泥于占卜問卦的小技術，舍棄了人事而迷信鬼神。
法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法官。
他們獎賞很有信用處罰必然施行，來輔助禮儀制度的推展。
易經(jīng)上說：「先王用很嚴明的刑罰來整飭法律。
」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刻薄的人來實行法家的學術，那么就不要教化，舍去了仁愛，專門用刑法，而想要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至于殘害了最親近的人，傷害恩義刻薄了應該親厚的人。
名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掌禮儀的官職。
古代名號品位不一樣，所用的禮節(jié)也就異等。
孔子說：「一定要來端正名分啊
名分不端正，那么所說的話就不順當；所說的話不順當，那么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
」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喜歡攻擊別人陰私的人來實行名家的學術，那么就只會賣弄一些屈曲破碎、支離錯雜的言辭罷了。
墨家這個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宗廟的官職。
他們住在茅草蓋頂，以采木為椽的房子里，所以注重節(jié)儉；奉養(yǎng)年老更事致仕的人，所以主張兼愛；以大射禮選拔人才，所以崇尚賢人；尊崇鬼神尊敬祖先，所以崇敬鬼神；順從四時做事，所以不相信命運；以孝道宣示天下，所以崇尚同心同德；這就是他們長處。
等到眼光淺短的人來實行墨家學術，只看到節(jié)儉的好處，因此就反對禮節(jié)；推廣兼愛的旨意，而不知道分別親疏遠近。
縱橫家這個流派，大概是的出于古代的外交官。
孔子說：「讀了詩經(jīng)三百篇，派他出使到國外去，不能獨當一面應對進退，雖然學了很多又有何用呢
」孔子又稱贊蘧伯玉的使者說：「好使者呀
好使者呀
」這就是說一個使者應該權衡事情的利害得失做適當?shù)奶幹茫唤邮艹鍪沟拿疃唤邮軕獙Φ难赞o，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邪惡的人來實行從橫家的學術，那么就崇尚欺詐，而背棄了應該遵守的誠信。
雜家這個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議政之官。
他們兼容儒家、墨家，綜合了名家和法家，他們知道治理國家的體要必須有這些派的主張，他們也看出來王道政治必須百家貫通，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放蕩的人來實行雜家的學術，就散漫雜亂而沒有中心目標。
農(nóng)家這個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農(nóng)業(yè)的官職。
他們勸導人民耕田種桑來使衣食充足。
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八件政事，第一就是吃飯的問題，第二就是貨物的問題。
孔子說：「要重視人民吃飯的問題。
」這就是他們的長處。
等到鄙陋的人來實行農(nóng)家的學術，認為用不著圣明的君王，想要使君民一起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次序。
小說家這個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小官。
（這一派）是大街小巷的談論，馬路上傳說的人所造成的。
孔子說：「雖然是小的技巧也一定有值得觀賞的地方；但想要推行久遠恐怕滯泥不通，所以君子是不學的。
」但是它也不會消滅。
（小說家）是鄉(xiāng)里有小智慧的人所寫的東西，也要把它編輯保存起來而不要忘記了；假如里面有一句話值得我們來采用，這也就如同古代樵夫、狂放的人他們的議論一樣（有參考的價值）。
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觀賞的不過九家而已，都是起于王道政治已經(jīng)衰微以后，諸侯以武力相征伐，當時的國君，喜好厭惡的不一樣，所以九家的學術紛紛興起。
各自引用他們的一種學說，推崇他們學說的好處，用這學說來奔走游說，迎合諸侯的心理。
他們的言論雖然不一樣，就譬如水火，是互相消滅也是互相生長的；就像仁與義，敬與和，雖然性質(zhì)相反卻又是互相生成的。
易經(jīng)上說：「天下（學問）的途徑雖然不一樣但是歸趨是相同的，思慮雖然很繁雜但是目標一致。
」現(xiàn)在各家的學者，各自推崇他們學說的長處，用盡了智慧和思慮，來闡明他們學說的要旨。
雖然各自有偏見短處，但是綜合他們的主要歸趨，發(fā)現(xiàn)他們也都是從六經(jīng)分支出來的。
假使讓他們遭遇到圣明的君王，能折中采用他們的主張，他們都可以成為輔佐的人才啊。
孔子說過：「禮儀散失了要到鄉(xiāng)野去尋找。
」現(xiàn)在距離圣人的時代很久遠了，圣人的道術殘缺廢棄，沒有地方再去加以追求了，采用他們九家的學術不是勝過去鄉(xiāng)野找來得好嗎
如果能修明六經(jīng)的學說，觀察參考這九家言論，舍棄短處取用長處，就可以通達治理國家的各種方法了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 ），記載了（ ）的歷史
《漢書》是東漢時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歷史著作，由東漢史學家班固所著。
《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于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
班固的父親班彪，繼《史記》之后，作《后傳》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繼承父業(yè)，完成《漢書》一百卷。
班固死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后來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補寫。
《漢書》大體上沿襲《史記》的體例，只是把《史記》的世家并入列傳，改書為志，共分紀、表、志、傳四類。
《漢書》十志的規(guī)模比《史記》的八書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藝文》四志，是《史記》沒有的。
《漢書》吸取過去許多歷史著作的長處，有《史記》、《后傳》作基礎，所以它的敘述“文瞻而事詳”，周密而有條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竇憲，熱衷于功名利祿，所以在《漢書》里，他歌頌權勢集團，迎合統(tǒng)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記》某些方面的成就。
------------------------------ 《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
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編別有傳。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
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
此外，于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
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
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
此外，邊疆諸少數(shù)民族傳的內(nèi)容也相當豐富。
班固于志書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顯示其博學貫通的特點。
如《百官公卿表》是現(xiàn)存最早的秦漢官制大綱，雖事略不詳，但極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藝文》、《食貨》五志，獨具匠心，是探討秦漢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氣象和生物變異、先秦秦漢典籍源流、財政經(jīng)濟狀況的必讀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對漢武帝以后的歷史，班固除參據(jù)班彪所著《史記后傳》外，也利用了劉向、劉歆、揚雄、馮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紀》徑用劉向《高祖頌》，《藝文志》脫胎于劉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襲用揚雄補作的《封禪書》，《張湯傳贊》則引用了馮商的案語。
內(nèi)容豐富，敘事極具條理。
《王莽傳》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對照《東觀漢記》和《后漢書》有意無意地美化劉秀貶斥王莽的情況，《漢書》此傳，客觀翔實，愈發(fā)顯得可貴。
班固深受正統(tǒng)儒學的熏陶，恪守封建禮教的規(guī)范，又崇信天命圖讖，不能像司馬遷那樣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諱。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書的傳統(tǒng)影響，因而不敢輕改《史記》已著的史實，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漢社會的種種腐敗現(xiàn)象。
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為，是閱讀中必須留意的。
《漢書》多古字古訓，較為難讀。
為此作注者甚多。
據(jù)《漢書》注中引延篤說推測，延篤在撰《史記音義》時，同時撰有《漢書音義》。
而現(xiàn)確知最早的《漢書》注，當推應劭、服虔兩家。
他們所作《漢書音義》雖均亡佚，但在唐顏師古注中頗多征引，可略窺其概。
顏師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漢書決疑》為基礎，集東漢以來二十三家之說，總為《漢書》注，較為精核，成為歷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漢書》諸本，均采用顏注。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shù)種： 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 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 清錢大昭《漢書辨疑》， 清朱一新《漢書管見》，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 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 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于音訓文義。
二沈、錢、朱諸氏精于考證。
楊樹達之訓詁?？币差H有可取。
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tǒng)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shù)任淖?，以作新證，多所發(fā)明。
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fā)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jīng)濟的重要參考書。
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注》。
其個人發(fā)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
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
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xiàn)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
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漢書》版本，可看中華書局點校本，也應參考百衲本。
工具書首推黃福鑾《漢書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所編《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魏連科《漢書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漢會要》七十卷，取資《史》、《漢》，將西漢典章制度的有關資料，分隸于帝系、禮、樂、輿服、學校、運歷、祥異、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門凡三百六十七事。
雖便于翻檢，但取材狹隘，重要資料仍有遺漏，引文節(jié)略過甚，時有錯誤，使用時皆當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囹圄成市和赭衣塞道是什么意思
赭衣塞路（zhě yī sàī lù） *穿囚服的人擠滿了道路。
形容罪犯很多。
* #出處=：“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
” 囹圄成市囹圄：牢獄。
指被關進監(jiān)牢監(jiān)牢里就象是市場一樣。
形容罪犯很多
我國最早刑法是什么
夷三族系秦、漢時代之刑名。
即凡犯特殊重罪，尤其謀反謀判謀大逆等十惡之罪名者，雖無犯意之聯(lián)絡，但基于政策上之考慮，處以誅滅三族之極刑，以收威嚇懲戒之效。
此乃親屬一體之觀念在刑事法上具體之表現(xiàn)。
依史記奏本紀說：‘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
’楊終傳亦說：‘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可見夷三族首創(chuàng)于秦代之刑名。
自漢取代秦后，漢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時，有夷三族之令。
至高后元年（西元前一八七年），鑒于該刑之殘酷而加以廢除。
其后發(fā)生新垣平之叛亂。
為懲治叛徒，不得不恢復三族之誅。
漢初，彭越、韓信等諸名將受夷三族之刑。
三族之范圍，因時代不同，說法不一。
儀禮士婚禮注說：‘三族限于同宗之久昆弟、己見弟及子昆弟。
’史記秦紀張晏注則謂：‘父、兄弟及妻子。
’史記秦紀如淳注則謂：‘父族、母族及妻族。
’漢書刑法志之夷三族，乃依據(jù)張晏注之見解：‘孝文元年，詔丞相、大尉、御史，今犯法者己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chǎn)坐之及收，朕甚勿取。
’至于當三族之人，依刑法志，先黥、劓、斬左右趾、答殺之；其后，裊其首，菹其骨肉于市。
其誹謗、詈詛之人，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
史記與漢書的異同
《》與《漢書》同比較 一、 內(nèi)容比較 《史記》是我國部紀傳體通史。
《漢書》則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
《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傳”，體例較《史記》更為整齊統(tǒng)一。
第一，《漢書》在《史記》的基礎上，補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實，豐富了記事內(nèi)容。
《漢書》記載漢代的典章制度更為詳細具體，多收經(jīng)世之交，還增補了許多人物事跡和史實。
第二，班固對《史記》的部分篇目和內(nèi)容作了調(diào)整。
比《漢書》減少了幾個傳，對《史記》記載的內(nèi)容作了一些移植刪減。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統(tǒng)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guī)定。
《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qū)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shù)字，有關各地物產(chǎn)、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
《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第三，《漢書》開辟了一些新的領域，擴大了史學的范圍，也填補了《史記》的不足。
《漢書》的“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擴展起來。
二、 思想比較 第一，《漢書》的封建正統(tǒng)思想比《史記》濃。
《史記》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班固的《漢書》則重在“綜其行事，旁貫五經(jīng)，上下洽通”。
司馬遷能夠跳出歷史看歷史，能用這樣一種發(fā)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寫史意義，看到了歷史的變化和向前發(fā)展，而班固維護漢室的正統(tǒng)思想非常明顯。
首先，《漢書》極力為漢王朝的合理性作辯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覺地以漢臣自居，多次出現(xiàn)“我漢道”等語，又避明帝之緯，過分尊顯漢室。
《史記》也有尊漢之意，但比較弱。
再次，《漢書》對下層人民的態(tài)度與《史記》迥異。
又次，班固指責司馬遷，認為司馬遷所歌頌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與司馬遷的觀點截然對立。
最后，《漢書》雖然對統(tǒng)治集團的虛偽、殘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遠不如《史記》那么廣泛、深刻、尖銳、徹底。
第二，《史記》有較強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漢書》則有宣揚天道、迷信的內(nèi)容。
《史記》懷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見于《伯夷列傳》、《河渠書》、《儒林列傳》等篇。
相比之下，《漢書》則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體現(xiàn)《史記》、《漢書》思想差異的，是《貨殖》、《游俠》二傳。
同樣論述仁義道德的產(chǎn)生，《史記》、《漢書》都征引《管子》，司馬遷則強調(diào)經(jīng)濟所起到的決定作用，即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謂“欲寡而事節(jié)，財足而不爭”，則是迂腐的道德說教。
對于游俠，司馬遷傾注情感，由衷贊嘆。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對游俠很少同情。
《史記》與《漢書》都出自卓絕的歷史學家之手，他們都具有史家的實錄精神和正義感，所以，兩部史書都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jié)。
兩部史書對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權奸的昏庸、外戚的專橫都有揭露批判。
不過，無論是歌頌，還是批判揭露，《漢書》都遠不如《史記》的廣度和力度。
這不僅因為《史記》是私修，《漢書》是官修；而且決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馬遷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思想和進步歷史觀的偉大思想家，而班固則是一位受封建正統(tǒng)思想影響極深的儒者。
三，風格比較 現(xiàn)從兩書的感情色彩、敘事方法、人物刻畫、語言表達四方面比較。
第一，《史記》和《漢書》都能嚴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表現(xiàn)出歷史學家的文章道德。
《史記》的愛憎感情，主觀色彩相當明顯，而《漢書》常常變成不動聲色的客觀敘述。
第二，《史記》善于敘事，筆法千變?nèi)f化，不拘一格。
《史記》能做到隨物賦形，根據(jù)表達內(nèi)容的需要而采取相應的表現(xiàn)手法。
第三，作為漢代兩部紀傳體經(jīng)典史著，《史記》、《漢書》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們不僅僅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經(jīng)消逝的歷史變成可以讓人重回歷史現(xiàn)場、身臨其境的生動畫卷。
但《漢書》傳寫人物的成就也略遜《史記》一籌。
《史記》中不少篇章真實地敘寫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史記》總是通過生動曲折的情節(jié)、矛盾劇烈的場面、個性化的語言、心理活動等表現(xiàn)人物性格，而在《漢書》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刪節(jié)，便影響到人物性格的豐富性。
總體看來，《漢書》中的人物不如《史記》中的人物生動傳神、血肉豐滿，因而其文學性亦不及《史記》。
第四，《史記》與《漢書》的語言風格也大不相同。
《史記》語言感情濃烈、氣勢奔放、簡練暢達、生動形象，完全是文學家的語言；《漢書》簡潔整傷、典雅規(guī)范、準確嚴密、韻味深長，堪稱史家語言的典范。
《史記》浪漫主義風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而《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固楊萬里說，“司馬遷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持這一主張的是
《毛詩序》有所序、小序之說。
小序是指傳自漢初的《毛詩》三百零中每篇解，大序則是在首篇周南《關雎》題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詩經(jīng)》的序言。
這里所說的《毛詩序》即指大序。
關于《毛詩序》究竟出于何時、何人之手，這是自漢代以來一直聚訟紛紜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圓滿解決。
據(jù)《漢書·藝文志》的著錄，當時就有《毛詩》二十九卷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兩種，而班固只說：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在《儒林傳》中還是只說：毛公，趙人也。
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
后來從鄭玄到三國時吳人陸機，又相繼傳出有魯人毛亨為大毛公，趙人毛萇為小毛公，皆在漢初先后治《詩》。
至于《詩序》，則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說法。
一直到清代，就呈眾人各持一辭爭執(zhí)不下的局面。
綜合各議，《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序首二語，也就是《關雎》題解的小序，為毛萇以前經(jīng)師所傳。
小序之后的大序，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
這種看法大體近是。
也就是說《毛詩序》總結(jié)概括了先秦以來儒家對《詩經(jīng)》的理論主張，經(jīng)漢景帝時趙人毛萇之手又有重要發(fā)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萇弟子輩不斷加以修訂完善而成。
《毛詩序》是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文學史上第一篇詩歌專論。
即此而言，它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上所具有的開創(chuàng)之功，已經(jīng)是十分令人矚目的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詩歌創(chuàng)作最本質(zhì)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確地將情與志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去論述產(chǎn)生詩歌的動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