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 人物傳記 讀后感
［原文］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詔潔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后將軍數(shù)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 ［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說服力強之效 ——讀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的批語（見《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25頁） ?。劢馕觯荨 ≮w充國是西漢武帝時人，曾任后將軍，封營平侯。
對匈奴和西羌等當時的邊患事務(wù)非常熟悉。
從武帝到宣帝，他在抗擊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屢立奇功。
趙充國很有戰(zhàn)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從事實出發(fā)，充分說理，上書漢宣帝，接受他的主張。
很注意趙充國的這個特點，讀《趙充周傳》時，許多地方加了旁圈，天頭上劃著三個大圈的地方有19處之多，還細心地改正了一些錯別字。
漢宣帝時，為鞏固邊防，招降西羌，趙充國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條，稱《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張戍邊的士兵，平時墾荒種田，戰(zhàn)時出征，這樣可以就地解決軍糧，克服運輸困難，可節(jié)省國家開支，還能達到以逸待勞取勝入侵之敵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漢書》里，對這12條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條。
《趙充國傳》說，他關(guān)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漢宣帝要他繼續(xù)進軍的詔令。
兒子勸他按皇帝旨意辦，不要送奏折冒風險，他不但不聽，還說兒子“不忠”。
結(jié)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絕。
趙充國不甘心，又上書申述自己的意見，這樣反復多次。
漢宣帝對趙充國的奏折，每來一份，都交給大臣們議論。
開始時，贊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贊成了。
先前反對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這段記敘，逐字加了旁圈，在天頭上劃三個大圈，批注道：“說服力強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歷史學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個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罷之后上岸，他手里拿著一本線裝的《漢書》，翻到《趙充國傳》時，對周谷城說：“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他主張在西北設(shè)屯田軍，最初贊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對者十之八九。
他因堅持真理，后來得到勝利，贊成者十之八九，反對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貫徹，總要有一個過程，但要堅持。
”還說：“無論是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在上?！返?6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這里，頗有今古同況之慨。
在其革命斗爭實踐中，也出現(xiàn)過贊同他的人由少漸多的現(xiàn)象。
我黨認識路線方針的正確，是存在一個過程的。
此外，對《趙充國傳》里表現(xiàn)趙充國軍事才能的記敘，也有很多批畫。
如趙充國打仗時，重視偵察和備戰(zhàn)，每到一處，都修固營壘，尤其愛護士兵，計劃周密后才出擊。
有一次領(lǐng)兵渡河時，萬余名騎兵通過后，突然與上百名敵人騎兵遭遇。
趙充國說：兵馬都已疲倦，敵方皆驍騎，恐是誘兵，不能迎戰(zhàn)，“小利不足貪”。
又一次，敵方敗軍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趙充國卻緩行追擊。
有人主張快追，趙回答：“窮寇不可迫也。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結(jié)果，大敗敵軍。
趙充國主張：“善戰(zhàn)者致人，不致于人”，“飭兵馬，練戰(zhàn)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shù)，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戰(zhàn)不必勝，不茍接刃；攻不必取，不茍勞眾”等等。
對這些記敘，都有圈畫，很為重視。
求《漢書》讀后感1000字左右
《史記·項羽本紀》讀后感羨慕，但風中的低語卻訴說著自負所帶來的危難，項羽的死是歷史的遺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結(jié)局，畢竟這不是故事，無法有善變的結(jié)局。
項羽的血流入家鄉(xiāng)的水，這水的一旁是他曾經(jīng)守護的地方，而他也將在這縈繞千年，不禁為他嘆息，不禁責問歷史為何選擇了劉邦，但我只是站在歷史長河的邊緣，無論這里多么洶涌，多么絢爛，我都是一個過客，無法涉足去改變命運的輪跡，亂世的光華似乎就在瞬間，烏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驚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經(jīng)歷了時間所遺留的，項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靈魂在時間中得到永恒，他化為江東子弟心中亙古的傳說。
一切已過，英雄也有江水這歸處，也許這是一種榮耀。
長江邊李清照是否為項羽嘆息，“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亂世不滅的光華履虎尾對漢初名將韓信的了解，最初是連環(huán)畫；再大一點，讀了蔡東籓先生的《西漢演義》；再后，就是《史記?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列傳》是太史公極為成功的人物傳，幾乎每一個讀者，都會被韓信的悲慘遭遇所打動。
《淮陰侯列傳》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敘述韓信的事跡----或曰豐功偉績。
韓信足智多謀，能征善戰(zhàn)，為劉邦打下大半個天下。
在漢初功臣中，無第二人可以比擬，高祖劉邦曰，“連百萬之師，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另一半的篇幅，則用來表明韓信從來就沒有謀反之心，之所以被殺，乃是功高震主。
正如韓信自己所說：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為韓信鳴冤叫屈曰：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 二百年后，班固著《漢書》，韓信之傳幾乎全抄史記，對韓信的評價，與太歷史公無大差異。
后世讀《史記》《漢書》的幾乎所有的讀者，無不為韓信的功高不賞，無罪被殺而扼腕嘆息；無不為劉邦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而憤憤不平。
太史公司馬遷自己慘遭腐刑，身世堪傷，寫出來的歷史，也是充滿了悲憤。
我讀《史記》，每讀到趙氏孤兒，伍子胥，文種，范蠡，屈原，賈誼，李廣等故事時，總是似見一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仰天呼喚，真乃字字血，篇篇淚是也。
所以，魯迅先生贊嘆《史記》曰，此乃“無韻之離騷，史家的絕唱”也。
以后，我又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在讀到這段歷史時，卻見到了另外一種意見。
《通鑒卷十二》的史評——臣光曰：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 讀書至此，自我感覺又進入了一個更深的層次。
是啊
司馬溫公說的，也不是全無道理啊
不似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人那樣，韓信本不是劉邦的死黨。
韓信先投項羽，又來投奔劉邦。
韓信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乃是一種政治投機，并不是一心追隨漢王劉邦，建功立業(yè)。
韓信初投劉邦時，只得到一個小官做——“連敖”。
有一次，韓信等人犯了法，“坐法當斬”。
已經(jīng)接連斬了十三人，輪到斬韓信時，韓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以斬壯士
”韓信臨刑大喊，打動了監(jiān)斬官夏侯嬰。
夏侯嬰告之劉邦，漢王乃饒其不死，還提升韓信為治粟都尉，此一該殺而未殺也。
韓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殺，反而升了官。
誰知韓信還不滿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條死罪。
丞相蕭何得知，親自去追。
劉邦以為蕭何亦背己而逃，如喪左右手。
蕭何回來，劉邦且怒且喜。
由于蕭何的極力舉薦，劉邦乃拜韓信為大將。
劉邦筑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此韓信二當殺而非但不殺，還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將軍的地位。
韓信率軍攻齊，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陽酒徒酈食其已經(jīng)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說降了七十余城。
韓信為爭奪功勞，聽從辯士蒯通的建議，不顧酈食其的生死，乃乘虛而入，偷襲齊國。
齊王田廣以為酈生“賣己”，用油鍋烹掉酈食其。
酈食其的弟弟酈商，是劉邦的愛將，酈商必恨韓信入骨。
而且，韓信如此行為，使劉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當殺也。
劉邦與項羽相持于滎陽，在危急的時候，接到了韓信從齊國發(fā)來的書信。
韓信乘人之危，挾功邀賞，稱：“不為假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以鎮(zhèn)之。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劉邦此時心中又該做何想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提醒劉邦，“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生變。
”劉邦這才明白過來，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于是將計就計，封韓信為齊王，韓信這才發(fā)兵幫助劉邦。
此韓信之四當殺也。
項羽在與劉邦定立和約后，便東歸。
劉邦背信棄義，引兵追之，并調(diào)韓信，彭越率軍來會，最后一舉消滅項羽。
但此二人皆，不聽調(diào)遣。
劉邦被項羽一個回馬槍，殺得大敗。
劉邦無奈，只好聽從張良的意見，把“自陳以東傅?！敝?，封給齊王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封給彭越。
韓信，彭越得到了好處，這才率軍前來（最后垓下一戰(zhàn)，消滅項羽）。
此韓信之五當殺也。
可見，劉邦固然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韓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賞，討價還價，從來也沒有“士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
劉邦早已有了殺韓信之念頭，只不過沒有能力罷了。
司馬溫公曰：“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
” 所以，司馬溫公最后引用了司馬遷的原話，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翻看《史記》，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種感動，仿若穿越時空的界限，將那些在歷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見那個時代的殘血夕陽…… 兩千多年前，一個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負重，以心靈和血肉之軀，完成了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
此后的幾千年里，這部偉大的著作，猶如一顆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聳的豐碑，屹立在中國文學和歷史的長河之中。
這個文人就是司馬遷，而這部無與倫比的史學著作就是《史記》。
司馬遷原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樣，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
然而命運的捉弄，使得他飽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備受屈辱。
但值得贊嘆的是，在那般惡劣的境況下，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忍辱奮進，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數(shù)倍心血，終于出色的完成了作為一個史學家最頂尖的杰作——《史記》。
單憑這一點，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馬遷先生，他的執(zhí)著，他的毅力，他的韌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樣受人景仰。
求《史記》人物傳記中的十個人物讀后感
《史記·項羽本紀》讀后感羨慕,但風中的低語卻訴說著自負所帶來的危難,項羽的死是歷史的遺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結(jié)局,畢竟這不是故事,無法有善變的結(jié)局.項羽的血流入家鄉(xiāng)的水,這水的一旁是他曾經(jīng)守護的地方,而他也將在這縈繞千年,不禁為他嘆息,不禁責問歷史為何選擇了劉邦,但我只是站在歷史長河的邊緣,無論這里多么洶涌,多么絢爛,我都是一個過客,無法涉足去改變命運的輪跡,亂世的光華似乎就在瞬間,烏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驚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經(jīng)歷了時間所遺留的,項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靈魂在時間中得到永恒,他化為江東子弟心中亙古的傳說. 一切已過,英雄也有江水這歸處,也許這是一種榮耀.長江邊李清照是否為項羽嘆息,“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亂世不滅的光華履虎尾對漢初名將韓信的了解,最初是連環(huán)畫；再大一點,讀了蔡東籓先生的《西漢演義》；再后,就是《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侯列傳》是太史公極為成功的人物傳,幾乎每一個讀者,都會被韓信的悲慘遭遇所打動.《淮陰侯列傳》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敘述韓信的事跡----或曰豐功偉績.韓信足智多謀,能征善戰(zhàn),為劉邦打下大半個天下.在漢初功臣中,無第二人可以比擬,高祖劉邦曰,“連百萬之師,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另一半的篇幅,則用來表明韓信從來就沒有謀反之心,之所以被殺,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韓信自己所說：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為韓信鳴冤叫屈曰：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漢書》,韓信之傳幾乎全抄史記,對韓信的評價,與太歷史公無大差異.后世讀《史記》《漢書》的幾乎所有的讀者,無不為韓信的功高不賞,無罪被殺而扼腕嘆息；無不為劉邦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而憤憤不平.太史公司馬遷自己慘遭腐刑,身世堪傷,寫出來的歷史,也是充滿了悲憤.我讀《史記》,每讀到趙氏孤兒,伍子胥,文種,范蠡,屈原,賈誼,李廣等故事時,總是似見一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仰天呼喚,真乃字字血,篇篇淚是也.所以,魯迅先生贊嘆《史記》曰,此乃“無韻之離騷,史家的絕唱”也. 以后,我又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讀到這段歷史時,卻見到了另外一種意見.《通鑒卷十二》的史評——臣光曰：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讀書至此,自我感覺又進入了一個更深的層次.是啊!司馬溫公說的,也不是全無道理啊! 不似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人那樣,韓信本不是劉邦的死黨.韓信先投項羽,又來投奔劉邦.韓信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乃是一種政治投機,并不是一心追隨漢王劉邦,建功立業(yè).韓信初投劉邦時,只得到一個小官做——“連敖”.有一次,韓信等人犯了法,“坐法當斬”.已經(jīng)接連斬了十三人,輪到斬韓信時,韓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斬壯士!”韓信臨刑大喊,打動了監(jiān)斬官夏侯嬰.夏侯嬰告之劉邦,漢王乃饒其不死,還提升韓信為治粟都尉,此一該殺而未殺也. 韓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殺,反而升了官.誰知韓信還不滿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條死罪.丞相蕭何得知,親自去追.劉邦以為蕭何亦背己而逃,如喪左右手.蕭何回來,劉邦且怒且喜.由于蕭何的極力舉薦,劉邦乃拜韓信為大將.劉邦筑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韓信二當殺而非但不殺,還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將軍的地位. 韓信率軍攻齊,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陽酒徒酈食其已經(jīng)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說降了七十余城.韓信為爭奪功勞,聽從辯士蒯通的建議,不顧酈食其的生死,乃乘虛而入,偷襲齊國.齊王田廣以為酈生“賣己”,用油鍋烹掉酈食其.酈食其的弟弟酈商,是劉邦的愛將,酈商必恨韓信入骨.而且,韓信如此行為,使劉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當殺也. 劉邦與項羽相持于滎陽,在危急的時候,接到了韓信從齊國發(fā)來的書信.韓信乘人之危,挾功邀賞,稱：“不為假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以鎮(zhèn)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劉邦此時心中又該做何想?張良,陳平躡漢王足,提醒劉邦,“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生變.”劉邦這才明白過來,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于是將計就計,封韓信為齊王,韓信這才發(fā)兵幫助劉邦.此韓信之四當殺也. 項羽在與劉邦定立和約后,便東歸.劉邦背信棄義,引兵追之,并調(diào)韓信,彭越率軍來會,最后一舉消滅項羽.但此二人皆,不聽調(diào)遣.劉邦被項羽一個回馬槍,殺得大敗.劉邦無奈,只好聽從張良的意見,把“自陳以東傅海”之地,封給齊王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封給彭越.韓信,彭越得到了好處,這才率軍前來（最后垓下一戰(zhàn),消滅項羽）.此韓信之五當殺也. 可見,劉邦固然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韓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賞,討價還價,從來也沒有“士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劉邦早已有了殺韓信之念頭,只不過沒有能力罷了.司馬溫公曰：“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 所以,司馬溫公最后引用了司馬遷的原話,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翻看《史記》,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種感動,仿若穿越時空的界限,將那些在歷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見那個時代的殘血夕陽…… 兩千多年前,一個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負重,以心靈和血肉之軀,完成了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此后的幾千年里,這部偉大的著作,猶如一顆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聳的豐碑,屹立在中國文學和歷史的長河之中.這個文人就是司馬遷,而這部無與倫比的史學著作就是《史記》.司馬遷原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樣,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然而命運的捉弄,使得他飽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備受屈辱.但值得贊嘆的是,在那般惡劣的境況下,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忍辱奮進,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數(shù)倍心血,終于出色的完成了作為一個史學家最頂尖的杰作——《史記》.單憑這一點,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馬遷先生,他的執(zhí)著,他的毅力,他的韌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樣受人景仰.
夾縫中的歷史 讀后感，希望可以700字左右
《司馬遷之殘與蘇格拉底之死》之感 漢帝國對匈奴作戰(zhàn)，戰(zhàn)事不利，漢武帝大怒，指責大將李陵降敵，大臣們唯有諾諾順應(yīng)漢武帝的指責，而司馬遷想給漢武帝一個寬慰，說他的大將并非真的背叛了他，而是李陵表面投降匈奴，實則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是想借機遷入匈奴內(nèi)部，謀求里應(yīng)外合，報效漢朝。
這是司馬遷對李陵的辯護，也是對漢武帝的寬慰。
但漢武帝卻不領(lǐng)情，污辱性的處罰了司馬遷。
我認為司馬遷對漢武帝當時的任人唯親的用人路線是不滿的，漢武帝在衛(wèi)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任用建立了奇功的飛將軍李廣，而讓外戚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這讓他深為不滿，“他的不滿在未央宮舉行的會議上厚積薄發(fā)，導致他貶低李廣利而為李陵辯護。
在我看來，司馬遷在未央宮所說的話，其實潛藏著對漢武帝批判的銳利鋒芒。
”作者認為司馬遷與漢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閡，精神上的對立，不僅僅是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一種矛盾，他還是中國文化內(nèi)部的一種矛盾，是民主與專政的兩個元素在活動。
中國文化內(nèi)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專制的元素卻有統(tǒng)治階級的反復擴充和增加，這使它稠密而強勁，并能兇猛的吞噬民主的元素。
正如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那樣，蘇格拉底說：肉體是靈魂的墳墓，但是死卻能吧靈魂從它的墳墓之中解放出來，并使靈魂進入一個光明的境界。
再他看來，死是哲學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實現(xiàn)，是求之不得的，因為死打開了知識的大門。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衛(wèi)了他對法律的信仰，雖然他對這樣的法律判決不屑一顧。
蘇格拉底的行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層次的法律信仰。
這種信仰使其面對千夫所指依然能夠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們對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決時，依然遵守。
維護希臘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蘇格拉底之死在卻引起的是兩項重大質(zhì)疑的發(fā)生：一是對民主政治發(fā)生質(zhì)疑；二是對大眾判斷能力發(fā)生質(zhì)疑。
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沖擊力，他以死換來人們對社會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開了知識的大門。
司馬遷在接受宮刑之前，曾經(jīng)也有過猶豫，因為，他將成為和太監(jiān)一樣的人。
在接受宮刑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山谷，在山谷里回蕩。
我不知道，這聲音是不是如同霰雪鳥的叫聲一樣，悲哀而慘烈，久久不會散去。
不得不承認，他們的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之處。
不過，蘇格拉底選擇了死，他選擇了讓靈魂有個家。
這讓他轟動一時，成為當時最有魄力的人。
而司馬遷卻選擇生，雖然這樣的選擇讓他感到恥辱，但是這個生，卻有了《史記》，這讓他也轟動一時。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lǐng)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
李廣帶領(lǐng)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與單于遭遇。
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
經(jīng)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jié)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
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
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
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nèi)缃褚娎盍瓿霰焕?，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p>
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lǐng)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
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
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
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
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關(guān)于李陵的評價，在其生前即頗存爭議，卻并無人能多言，因為他的案例是被漢武帝欽定而且是被族滅的。
唯一替他說話的司馬遷，也受了腐刑，那還是被特殊寬宥了的；這樣誰還敢為他說話
漢武晚年雖也有所悔悟，卻也終未付諸行動。
對李陵的相對客觀的評價，還有待漢武去世之后。
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對李陵評價之爭議，卻遠非就此而止，而是綿延千年而不絕。
尤其每到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就會被一些人翻出來，重新貶謫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則大都不過是借古人之行跡，澆心頭之塊壘，各抒各的懷抱罷了。
后世對李陵非議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贅述；非議李陵比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
他在其巨著《讀通鑒論》中，對李陵曾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判；甚至連帶為其辯護的司馬遷，也一起痛貶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過這里，我將盡力本乎事實對船山先生之論作些跨越時間的評析和反駁。
司馬遷為李陵案而橫遭腐刑，不得不長期忍受一個生者所能經(jīng)受之最大的恥辱，是故“腸一日而九回”，埋頭修史以盡其先父之囑托；若于評論中有所偏發(fā)，以抒解胸中之郁結(jié)，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馬遷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則，在闡述事實時，盡最大能力考證梳辨、去偽存真，也是為世所公認的。
即以他所敘述之李陵事跡為例，班固出于維護漢室需要出發(fā)，而“譏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漢書中關(guān)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襲司馬遷所列舉之事實，二者鮮有差異。
即宋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本乎此。
從宏觀評價歷史人物的角度講，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漢武帝也是歷史上很有作為，有貢獻的一代帝王，但是，具體到某一件歷史事件上，就要具體分析，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在處理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一事上，漢武帝充分暴露了他作為封建帝王的殘暴、專橫的一面，是應(yīng)該受到后人的嚴厲譴責的。
從秦到清，其集權(quán)統(tǒng)治所堅持的原則，就是為保證權(quán)利的完整延續(xù)。
而因此會產(chǎn)生的禍端：注定當皇帝的人不想當皇帝。
在《一個皇帝的成全之路》中，就看到一則介紹朱由校的故事“十有五而至于學，十有六卻離不開他的乳母客氏”，在我看來十有八九就是他根本不是當皇帝的料。
書中提到“人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希望的事就是最大的不自由”，皇帝雖然能掌握千萬人的命運，卻也無形之中受制于天下所有人。
印象最深的還是文中末尾提到的些末代皇帝，感覺末代皇帝總是皇帝中一個特殊的群體。
他們受命于天，承擔著國家的責任，卻又不得不在新的時代誕生前后覆滅。
其中大部分都不得善終的，“倘若一個元首注定是要失敗的，倘若一個圓受不得不繳出權(quán)力，那么他往往是由世間最得意的人變成最狼狽的人。
”秦子嬰、唐哀帝、宋欽宗，再是扯到法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其境遇都很悲慘。
而歷史卻不會因為其個人的悲慘命運而原諒或遺忘了他們的錯誤。
文末主要論述明思帝與槐樹的事，最終分析出一點：重李輕清，把階級矛盾放在首位，是他的失策。
失策，對于一位商人，或許是錯失良機，少了比買賣。
對于一位君主，則是會誤國誤民，甚至造成“國破山河在”的處境。
這種尷尬將會被無限放大延伸，這種壓力也可想而之。
明思宗和槐樹的故事，結(jié)局就是他在那棵樹上自縊了，夾著一個朝代的背影覆滅了。
書中為末代皇帝算是下了個定義“末代皇帝就是要背上結(jié)束王朝的罪名，成為后一個朝代的統(tǒng)治者向前一個朝代示威的工具。
”這個比喻使我聯(lián)想到書中未曾提及，但也情況相仿的南唐后主李煜。
再被趙匡胤給俘虜后，心境是悲涼消極的，我們只能說卻也體會不到。
而從他的詞中，卻能微微感到： 每個皇帝自然不會想自己是末代皇帝，而每個末代皇帝卻又在悔恨中結(jié)束生命。
悔恨什么呢
恨自己的無能平庸
恨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制造錯誤
造成的遺憾終將是難以彌補了。
而從現(xiàn)在縱觀末代皇帝的歷史，總能發(fā)現(xiàn)他們的平庸、無能和軟弱。
這必是亡國之君背上的印記，而背起來的各種大小的包袱，必是指引走向末代道路的主要因素。
胯下之辱 士可殺而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精神準則，一個忍耐的底線。
這句話源于孔子之意，是孔子向魯哀公釋儒之際提出的。
后來，王鰲在孔子逝世兩千年之后所說過這句話。
當時他看見太監(jiān)對一位有違法行為的大臣辱而殺之，憤慨不已。
而到如今，人們沿襲孔子的思想，并有所發(fā)展：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一個人千方百計，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也要維護自己的信仰，維護自己的自由，維護自己的愛，這樣的人不僅僅是活著，重要的是他尊嚴的活著。
一天，韓信在街上閑逛。
一個無賴少年迎面擋住韓信的去路，故意侮辱他說： “ 韓信，你平時腰里總掛著個寶劍，能干什么用
別看你是高高的個頭，其實不過是一個外強中干的弱夫。
” 圍觀的人都哈哈大笑，而韓信像是沒有聽見那無賴的話似的，繼續(xù)向前走。
那無賴見狀，更加得意，當眾攔住韓信說： “ 你如果是條漢子，不怕死，就拿劍來刺我。
如果你沒有這點勇氣，貪生怕死，就從我的褲襠下鉆過去。
” 說著便叉開兩腿，作騎馬式，立在街上。
韓信默默地注視他好一會兒，雖然感到很難堪，最后還是忍氣吞聲地伏下身子，從那無賴的胯下鉆了過去。
在場的人哄然大笑，那無賴也顯得神氣十足。
但韓信卻像剛才什么事情都未發(fā)生似的，起身而去。
于是，這件事成為當時淮陰家喻戶曉的笑談。
其實，胯下受辱的經(jīng)歷恰恰表現(xiàn)了韓信的大智若愚和非凡的氣度。
少年時這一特殊的經(jīng)歷鍛煉了韓信百折不撓、虛懷若谷的性格，而這一性格成了他日后成為杰出將領(lǐng)的潛在條件。
胯下之辱對一個男人來說那是奇恥大辱啊，韓信是一個破落的貴族，是一個士 “ 士可殺而不可辱 ” 。
韓信為什么接受這樣一個奇恥大辱呢
他還是不是個士
他究竟是英雄還是懦夫呢
有篇文章叫做《留侯論》，論的是誰呢
論的是張良，不是韓信。
但是《留侯論》開頭的這段話我覺得可以用在韓信身上。
這段話是這樣說的： “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必有過人之節(jié)，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
“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 ” ，就是說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點侮辱以后，第一個反應(yīng)就是這樣：拔刀子或者掏拳頭。
我說這個不算勇敢，這叫什么
這叫魯莽，這叫盲動，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
是 “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 突然面臨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變，并不驚慌失措，別人無緣無故把一個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氣，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
為什么這么說呢
“ 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 這樣的人，他懷著遠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長遠的目標，他不會為眼前的這一點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魯莽地盲動，所以有句話說 “ 小不忍則亂大謀 ” 。
韓信這個時候面臨的選擇是什么呢
要么殺了這個家伙，要么爬過去。
殺了這家伙的結(jié)果是什么
你也要被殺頭，將來遠大的理想還能不能夠?qū)崿F(xiàn)呢
不能實現(xiàn)了。
而一個懷有遠大理想的人是能夠忍受的。
司馬遷就是這樣的人，他遭到宮刑 —— 這也是一個男人的奇恥大辱，是一個男人不能接受的東西 —— 他還不是忍下來了
為什么要忍下來
他是要完成《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
而韓信同樣有一個遠大的理想，所以他 “ 孰視之 ”—— 盯著那個無賴看了很久 —— 思想斗爭很厲害，最后為了自己的遠大理想犧牲了眼前的榮辱。
這就叫做忍辱負重。
因此我們得出結(jié)論，韓信是一個英雄，是一個有著遠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
士可殺而不可辱不是誰都做得到的。
沖冠一怒為紅顏
拜托，一定要選我呀
我的最好
史記中的人物傳記讀后感哪里找
很多年前，有稿，說是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jīng)典，很多人寫，湊成書。
寫什么好呢
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shù)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
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夠得上“重要”二字
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wěn)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
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
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柜，只有這點東西在。
現(xiàn)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
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復別人講過的東西。
說不定，還有什么狐貍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
我只能這么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
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
司馬遷，好人。
好人經(jīng)常倒霉，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么樣的書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于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
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并不在于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
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干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于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xiàn)在稱為“正史”的書。
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總結(jié)；晚于它的事，它開了頭。
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
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
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
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diào)查采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diào)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
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
我們現(xiàn)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它幾乎都看過。
我們現(xiàn)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
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類，主要屬于經(jīng)、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
經(jīng)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
它們經(jīng)戰(zhàn)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淀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
司馬遷“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
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shù)術(shù)、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屬于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nèi)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
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jīng)、子，啟史、集）的關(guān)鍵作用。
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
據(jù)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zhuǎn)移后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
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jù)，編纂體例也很重要。
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于“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后世的《通鑒》）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后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
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jīng)”，“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并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gòu)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
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
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
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
這是全書的主體。
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tǒng)攝后面的列傳。
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
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于結(jié)構(gòu)性描述。
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tǒng)論”，春秋戰(zhàn)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
司馬遷雖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lián)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
這是我們應(yīng)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jié)省筆墨，存真闕疑，盡量保存史料的“鮮活”。
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fā)現(xiàn)，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nèi)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
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
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盡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
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
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
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
《太史公自序》當然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學術(shù)背景和創(chuàng)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
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
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shù)史”，那么《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
為什么呢
因為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里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
其輾轉(zhuǎn)于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nèi)俱焚、汗發(fā)沾背的心理創(chuàng)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
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墻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于魯迅所說敢于“撫哭叛徒”的“脊梁”。
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舍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zhí)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
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后，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fā)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yè)。
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并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
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于文學、藝術(shù)、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
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
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shù)”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jīng)歷有關(guān)。
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贊語中發(fā)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贊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
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
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
就連當時的恐怖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
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有關(guān)，《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wèi)將軍傳》的前邊）。
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
這種省略是出于“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
但他在贊語中說：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
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
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
讀者若拿這段話去對比一下蘇建評衛(wèi)青的話，所謂“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wèi)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于“有言”嗎
漢代以后，“衛(wèi)將軍”只見稱于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于民間。
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
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精品展，其中有塊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圖一），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求山海經(jīng)的讀后感，大概1000個字的
中國二十四史，包括《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
這其中，“記”、“書”、“志”、“史”等稱謂不盡相同，都有著特定的含義和本質(zhì)的區(qū)別。
在司馬遷寫作《史記》的西漢時期，“史”、“書”、“記”概念比較混淆，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分。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例如《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等都可以統(tǒng)稱為史記（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后來的所有史書都可稱為“史”）。
司馬遷《史記》成書后，沒有固定的書名，有的稱“太史公書”，有的叫“太史公記”，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在當時，“書”和“記”的差別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到了東漢，班固之父班彪作為一代大儒，有感于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記》成書時才是西漢的中期，并沒能完整記錄下整個西漢歷史，所以班彪寫《史記后傳》以作補充，書未完身已死。
班固繼承父親遺志，以《史記后傳》為藍本，撰成《漢書》（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續(xù)寫完成）。
由于《漢書》是記錄西漢時期歷史人物事件的史書，為一個朝代（西漢）的斷代史，有別于司馬遷《史記》是通史，后代史學界便把班固寫的這部紀傳體斷代史稱為“漢書”（當然，這里面還有其它一些內(nèi)容，但不在本問題敘述范偉之內(nèi)），而把司馬遷寫的紀傳體通史正式命名為“史記”（《史記》遂成為獨有的專用名詞，特指司馬遷寫的這部通史）。
《漢書》開我國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而后的紀傳體正史皆為斷代史（不過其中還有細致區(qū)分，下面會提到）。
再后來，《后漢書》（東漢）、《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魏）、《北齊書》、《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這些正史跟班固寫的《漢書》一樣，皆為記訴一個完整朝代的斷代史，所以無一例外統(tǒng)統(tǒng)用“書”字來命名。
只是因為國號重復以及創(chuàng)作時間等緣由，故某些史書有南北、舊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壽根據(jù)南北朝時期通寫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歐陽修等人編撰的舊、新兩部《五代史》，雖然也是斷代史，卻跟前面所提到的史書有著一定的區(qū)別和不同。
前面的斷代史都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寫就的歷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縱貫幾個朝代連續(xù)一體的史書，所以僅從這點上講，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記》一樣，只不過是一部“壓縮版”的縱向通史而已。
所以史學界認為再用“書”來命名這四部正史，顯然不準確。
所以便改用“史”來命名，借以和前面的斷代史劃分區(qū)別。
到了元代脫脫等編撰《宋史》、《遼史》和《金史》時，雖然這三部史書都是分別記錄一個朝代的斷代史，跟《漢書》、《唐書》等史書沒有什么兩樣，但因為之前有一部《宋書》是寫南朝劉姓宋朝的，跟趙姓宋朝國名重復，又不便把《宋史》稱為《趙宋書》而把前面的改為《劉宋書》（以姓來命名史書沒有先例），南北、新舊定名更不準確。
基于此，為方便起見，故把《宋史》、《遼史》、《金史》統(tǒng)統(tǒng)以“史”來定名。
后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
（還有一點可能跟趙宋的歷史定位有關(guān)，但也不在本問題討論之內(nèi)。
） 這里要特殊強調(diào)的是《三國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書都不同。
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的“書”或連續(xù)記述幾個朝代的“史”。
怎么說呢
《三國志》是記錄某一個特定時期三個不同國家的“國別體斷代史”。
雖然也可用“史”來稱呼（注意，絕不能用“書”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體現(xiàn)出其特有的歷史原貌。
因為“志”本身就帶有橫向比較的意思。
解釋了這么多，中心思想無外乎一個，即“史”、“書”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絕不是完全等同。
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統(tǒng)稱一切史書，但“書”只能代表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記述的歷史。
換言之，“史”包括“書”，但“書”不等同“史”。
因為“白馬非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