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唐朝是中國最繁華的時期
的前朝由于沒有外患，其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
自貞觀元年間，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糧食產量都大大超過了前朝。
人民安居樂業(yè)，豐衣足食。
這也為之后大力發(fā)展手工業(y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唐代手工業(yè)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與現(xiàn)代工藝相媲美。
從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藝術品看來，便可窺之一二。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連年戰(zhàn)亂，致使土地荒蕪，人口稀少；而相對比較穩(wěn)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唐朝的經濟中心。
與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經濟中手工業(yè)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唐以后的手工業(yè)，是在前代的生產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以造船、鑄造、絲織業(yè)而言，在技術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隨著手工業(yè)的進步與提高，使商業(yè)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fā)展。
長江中下游的新興城市大多以商業(yè)為主，如洪州、蘇州都是當時的商業(yè)貿易中心。
晚唐也出現(xiàn)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為著名。
杜甫的《兵車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別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總體比較，就當時的世界范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
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庭帝國，但就社會發(fā)展階段而言，他們都遠遠落后于唐朝。
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
印度戒日王重新統(tǒng)一次大陸前后剛剛確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割據(jù)局面一直持續(xù)到十二世紀末。
日本的「大化改新」雖然盡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卻是具有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性質。
所以，在世界范圍內，唐朝不但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于最先進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壯大中也居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中國社會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實現(xiàn)了政治統(tǒng)一。
但隋朝畢竟祚短，中華民族新的統(tǒng)一體的鞏固和發(fā)展，中國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歷史任務。
有唐歷時幾三百年，前期統(tǒng)一，國力強盛，疆域遼闊。
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邊各族增強了向心力，于是國內各民族間的接觸和交往空前發(fā)展，民族關系進一步密切。
因此，唐代是繼漢代之后，中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壯大、發(fā)展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
復次，唐帝國崇高的國際地位和輝煌的經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乃至歐洲、非洲國家對之產生了由衷的欣羨之情，他們爭相與唐朝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中心，在東西方交往中發(fā)揮了顯著重要的作用。
在當時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國，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為突出。
唐代是繼漢代之后，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處于中國古代社會由前期向后期發(fā)生轉折的關鍵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朝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當時社會變化的中心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族文化環(huán)境，給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沖擊，產生了許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頹沒落，一般地主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勢力空前發(fā)展。
與此相應是各項制度不斷的、全面的變革更新。
唐朝后期出現(xiàn)的很多萌芽狀態(tài)的新事物，對此后千余年的歷史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化，不僅是唐代賦稅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國古代稅制由稅丁到稅產的濫觴。
宋代的「二稅」、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都是唐代兩稅制的繼續(xù)和發(fā)展。
中唐時期韓愈和李翱的哲學思想為宋明理學開了先河。
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為宋代「古文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礎，寫古文之風一直持續(xù)到「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夕。
由此可見，從唐中葉開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間醞釀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重大變化，許多新事物都萌發(fā)產生于唐代。
在這個歷史轉折階段，既有舊時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時代來臨的曙光。
總之，唐朝經濟發(fā)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國際地位超邁往古，是中國歷史上繼漢代出現(xiàn)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稱「強漢盛唐」；唐朝后期的發(fā)展又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巨大變革開了先河。
唐代確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偉大時代
出自 石頭城 的成語
隨著開放深入，大學生的生活空間大大擴展，交流領域也不斷拓寬。
在校期間，大學生除了進行正常的學習、生活外，還需要走出學校參加各種的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社會生活知識，尤其是安全知識，勢必會導致各種安全問題的發(fā)生。
因此，加強大學生的安全教育，增強和自我防范能力，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近日來，在校園內外發(fā)生了許多涉及學生，究其原因雖然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多數(shù)當事學生對事故的發(fā)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和自我保護意識，面對傷害不知所措。
當前大學生自我防范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一是缺乏。
當代大學生由于從小都是在父母和老師的呵護下長大，沒有經受什么挫折，思想比較單純，對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和一些壞人壞事不能作理性的認識。
由于缺乏，自我防范能力就相對比較弱，如缺乏保管自己的貴重物品、現(xiàn)金的經驗，易于發(fā)生財物被盜；缺乏人際交往中的經驗，容易上當受騙。
也有一些學生在受到不法侵害時，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輕而易舉地被一些不法之徒欺騙或威逼利誘。
近年來發(fā)生的多起女大學生被拐賣、凌辱、殘害的案件就是這方面的活生生的例子。
二是缺乏。
一些大學生淡薄，對可能發(fā)生的各種安全問題，缺乏必要的重視和警惕，留下了種種影響安全的隱患。
如人離不鎖門、貴重物品不加妥善保管、隨意丟放，導致錢物失竊；有的學生違反宿舍安全管理規(guī)定，在宿舍內亂接亂拉電線、違章使用電器、吸煙亂扔煙頭等，并由此造成各種。
三是缺乏對社會消極因素的抵御能力。
目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時期，乘虛而入的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沒落的生活方式，以及“一切向錢看”的、、享樂主義，對那些涉世不深、閱歷不廣、缺乏、良莠不分的青年大學生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有的學生經不起這種誘惑，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些腐朽觀念，如有些大學生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經受不住來自社會金錢和好逸惡勞、貪圖享樂的誘惑，從貪小便宜、小偷小摸而發(fā)展到大肆行竊，害人害己、危害社會，墮落成為社會的罪人；有些大學生在西方“性解放”及淫穢書刊、錄像的影響下，奉行“青春不美，死了后悔”的人生哲學，在這種腐朽思想的支配下，便很快成為淫亂思想的俘虜。
針對上述大學生和防范能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因此，加強，使廣大學生提高警惕，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識，可以起到預防犯罪，減少發(fā)案的作用。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我校開展了，盡可能的減少意外等事故的發(fā)生。
以下是對我校具體措施的總結與心得： 1. 學校采取有效措施，加強了對大學生的教育力度。
在教學上，充分發(fā)揮課堂教學的主渠道作用，在有關課程和教學環(huán)節(jié)中由任課老師結合課程內容實施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在日常教育管理以及各種服務工作中，都必須結合安全方面的內容，適時的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從而形成對安全工作重要性的共識和公眾輿論，以利于安全教育與教學活動、課外實踐以及管理和服務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使學生安全教育得到廣泛而充分的重視。
全面教育即安全教育不但要使學生掌握一般的國家安全，網絡安全、交通安全、防火、防盜安全等方面常識，也要教育學生遵紀守法，提高警惕，加強防范，珍愛生命，熱愛生活，使安全教育真正融入德、智、體全面教育之中。
此外，由各班班主任主持開展安全教育的主題班會，明確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使同學們從根本上認識到安全教育的重大意義。
2. 各班班主任采取實踐活動，積極到本班學生各個宿舍查看，了解學生具體情況，對安全檢查不合格的同學做出具體要求，盡可能的改善宿舍安全情況。
具體的對宿舍衛(wèi)生、刀具管治、亂接亂拉電線、違章使用電器以及電腦的安全使用等問題進行了嚴格檢查，保證學生的生活安全。
3. 班級開展安全教育與實踐活動。
本班班委通過班級討論，決定對班級安全教育進行實踐。
其一，由于近期校園發(fā)生多起打架斗毆事件，針對事態(tài)嚴重性向全班同學進行安全教育；其二，由于進入夏季，隨著天氣的炎熱，為了避免流行病、傳染病等各種衛(wèi)生安全問題的出現(xiàn)，嚴格衛(wèi)生要求，加強班級衛(wèi)生打掃，尤其對將食物帶入教室，亂扔垃圾等問題進行嚴格處理，改善班級衛(wèi)生狀況，為大家營造安全、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其三，盡力了解同學具體情況，增加與同學之間的交流，有助于了解到同學學習、生活上存在的問題以及同學之間的矛盾，努力加強同學之間的溝通，用最好的方法解決問題，避免不必要的事情發(fā)生；其四，積極發(fā)揮本班心理委員的作用，在適當情況下與同學溝通交流，面對炎熱的季節(jié)以及期末考的壓力，使同學能夠用輕松的狀態(tài)、良好的心態(tài)來面對生活中的困難與挫折，這也從另一個方面為大學生安全教育作了保證；其五，開展班級娛樂活動，放松身心，減少煩躁感，不僅能夠使大家享受生活，而且能夠從心理上消除陰影，避免安全問題的發(fā)生。
大學生安全教育與大學生學習、生活緊密相連，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安全教育，把安全教育落到實處，盡可能避免不理智的行為和意外事故發(fā)生，為我們的生活與學習營造更好的環(huán)境，創(chuàng)建和諧校園
寫<<荷馬史詩>>的荷馬對歐洲歷史或文明的影響有哪些?
我們現(xiàn)在所讀的荷馬史詩，即《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是古希臘盲詩人荷馬根據(jù)當時民間和宮廷歌謠重新創(chuàng)作而成的文學作品。
這兩首史詩記述的是有關特洛伊戰(zhàn)爭的一些軼事。
其中《伊利亞特》記述的是古希臘英雄阿喀琉斯因阿喀門農奪其女奴之故，憤然退出戰(zhàn)爭，導致希臘軍慘敗，直至他摯愛的戰(zhàn)友陣亡后，他才重返戰(zhàn)場殺死特洛伊的將領赫克托。
而《奧德賽》則敘述了希臘英雄奧德賽漂泊十年，歷盡磨難的經歷。
荷馬史詩所記敘的情節(jié)、細節(jié)等方面，同邁錫尼時代的文明有密切的關聯(lián)，但在某些方面則反映了公元前1100年至前800年被史書稱為黑暗時代的社會歷史的真實情景。
荷馬史詩不僅是了解當時社會發(fā)展的材料，而且是古希臘民間口頭文學的完美結晶。
人們把“荷馬史詩”所表現(xiàn)的時代，稱為“荷馬時代”。
荷馬時代指的夜是古希臘邁錫尼文明被多利亞人毀滅后的那段文化沒落、文明沉寂的低潮期，其間沒有特別優(yōu)秀的建筑和文字的應用成果。
它可以說是古希臘歷史的倒退期。
但在這一時期，鐵器已得到廣泛的使用，農業(yè)耕作也有極大的發(fā)展。
史詩中有許多情節(jié)，如奧德賽與別人比賽犁田割草，還有《伊利亞特》中描寫的獎勵優(yōu)勝擲鐵餅者以圓形的一塊生鐵，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時文明的發(fā)展程度。
可以說，荷馬史詩是真正意義上的英雄史詩精品。
它本身就是當時的口頭文學，讀起來就是當時的口頭文學，讀起來通俗上口，聽起來神采飛揚，文學性的細節(jié)描寫形神兼?zhèn)洹?/p>
由于經過荷馬精心而刻意的藝術再創(chuàng)作，因此荷馬史詩在世界藝術寶庫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求一篇關于四大名著的論文。
3000字左右
王家新，中國當代著名詩人，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市。
曾下鄉(xiāng)當知青三年。
1978年初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曾從事教師、編輯等職。
1992年--1994年間旅英。
現(xiàn)任教于北京教育學院。
莫頓·亨特，美國作家。
早年曾在空軍服役，做過空軍飛行員。
在二戰(zhàn)時期，他曾駕機執(zhí)行過對德國的偵察任務。
杏林子,本名劉俠,民國31年二月二十八日生〈1942-2003〉,陜西省扶風縣 杏林鎮(zhèn)人.寫作風格:文筆溫柔感性,字里行間顯露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命 運低頭的堅毅.近年來更以理性堅定的思維突破層層障礙,為弱勢團體爭取 一席空間,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奧斯特洛夫斯基，H·（1904～1936）蘇聯(lián)作家。
出生在烏克蘭一個貧困的工人家庭，11歲便開始當童工。
1919年加入共青團，隨即參加國內戰(zhàn)爭。
1923年到1924年擔任烏克蘭邊境地區(qū)共青團的領導工作，1924年加入共產黨。
由于他長期參加艱苦斗爭，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到1927年，健康情況急劇惡化，但他毫不屈服，以驚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爭。
同年底，他著手創(chuàng)作一篇關于科托夫斯基師團的“歷史抒情英雄故事”（即）。
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給朋友們審讀時被郵局弄丟了。
這一殘酷的打擊并沒有挫敗他的堅強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頑強地同疾病作斗爭沈復(1763～?) 清代散文家。
字三白,號梅逸。
長洲(今江蘇蘇州)人。
他一生長期作幕僚,奔走南北,游歷過許多地方。
嘉慶十三年(1808)五月間，隨翰林院編修齊鯤出使琉球，參加冊封琉球國王的盛典，十月間歸國。
在此期間，寫作了。
流沙河，當代詩人。
原名余勛坦。
1931年11月11日生于四川省金堂縣城。
1948年在成都讀中學時，開始寫作。
在成都、、等報刊上發(fā)表詩歌、短篇小說等，加入本地中學生組織的青年文藝社和麥穗文藝社。
1950年在副刊上發(fā)表一些詩歌和短篇小說，同年9月被作家西戎介紹到副刊任編輯和見習記者。
其間與人合寫中篇小說。
1952年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同年9月調四川省文聯(lián)工作，先后任創(chuàng)作員和編委。
1954年參加中國作家協(xié)會重慶分會。
1955年在上發(fā)表等優(yōu)秀詩篇，受到好評。
1956年出席全國青年創(chuàng)作會議，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
同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窗》（中國青年出版社），詩歌集《農村夜曲》（重慶人民出版社）。
1957年出版詩集《告別火星》（作家出版社），發(fā)表組詩《草木篇》（1957年《星星》第一期），作品以白楊、藤、仙人掌、梅、毒菌為賦，抒發(fā)愛憎之情，寓意頗深。
但卻被錯劃為右派。
此后，在省文聯(lián)工作。
1966年5月，被迫回家鄉(xiāng)做鋸木工謀生，歷十二年。
1978年到金堂縣文化館工作。
復出后發(fā)表了不少詩作，《故園六詠》榮獲1979～1980年全國優(yōu)秀新詩獎。
現(xiàn)任《星星》詩刊編輯。
作家簡介： 張曉風，1941年生，江蘇銅山人，生于浙江金華。
八歲后赴臺，畢業(yè)于臺灣東吳大學，并曾執(zhí)教于該校及他處，現(xiàn)任臺灣陽明醫(yī)學院教授。
她篤信宗教，喜愛創(chuàng)作，小說、散文及戲劇著作有三、四十種，并曾一版再版，并譯成各種文字。
六十年代中期即以散文成名，1977其作品被列入《臺灣十大散文家選集》，編者管管稱“她的作品是中國的，懷鄉(xiāng)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縱身現(xiàn)代的，她又是極人道的。
”。
余光中也曾稱其文字“柔婉中帶剛勁”，將之列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
又有人稱其文“筆如太陽之熱，霜雪之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瓔珞敲冰。
”皆評價甚高。
張曉風專輯*代表作： 科幻短篇:《潘渡娜》* 散文： 《步下紅毯之后》畢 璞 【簡介】 畢璞，是周素珊女士使用了四十年的筆名。
原籍廣東中山，嶺南大學中文系肄業(yè)。
卅八年來臺后，曾任大華晚報及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家庭版主編，公論報副刊主編，婦友月刊總編輯等職，現(xiàn)已退休專心從事創(chuàng)作。
畢璞的筆齡將屆五十年，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畢璞的筆路甚廣，她寫散文、小說、兒童故事、雜文、評論、傳記，也翻譯過英美的文學作品。
不過近年她已減少產量，只寫散文和短篇小說。
畢璞作品產量雖多，但是她一向只為興趣以及有所感而寫，「以我筆寫我心」是她的寫作信條。
她的文章清新雅麗，在平淡中蘊含著哲理，言之有物，非一般花拳繡腿者可比。
畢璞已出版的著作有「故國夢重歸」、「風雨故人來」、「寂寞黃昏后」、「心燈集」、「秋夜宴」、「綠萍姊妹」、「無言歌」、「清音」、「春花與春樹」、「明日又天涯」、「畢璞自選集」、「老樹春深更著花」、「有情世界」等39種。
她一篇早期的散文「第一次真好」，曾選入國中國文課本中。
周國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81年畢業(y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著有學術專著《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尼采與形而上學》，隨感集《人與永恒》，詩集《憂傷的情欲》，散文集《守望的距離》、《各自的朝圣路》、《安靜》，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南極無新聞——喬治王島手記》等，1998年底以前作品結集為《周國平文集》（1-6卷），譯有《尼采美學文選》、《尼采詩集》、《偶像的黃昏》等。
居里夫人即瑪麗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為波蘭的法國科學家。
她與她的丈夫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們發(fā)現(xiàn)了放射性元素釙(Po)和鐳(Ra)，并因此與法國物理學家亨利。
貝克勒爾(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之后，居里夫人繼續(xù)研究了鐳在在化學和醫(yī)學上的應用，并且因分離出純的金屬鐳而又獲得1911年諾貝爾化學獎。
朱自清（1898－1948） 現(xiàn)代著名詩人、散文家、學者、民主戰(zhàn)士。
原名自華。
字佩弦，號秋實，筆名余捷、知白等，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蘇東?？h。
出身書香門第。
其祖父朱則余，號菊坡，原籍紹興，本姓余，因承繼朱氏，遂姓朱。
祖母吳氏。
父親名鴻鈞，號小坡，母親周氏。
六歲時隨全家定居揚州。
少年時即不茍言笑、學習認真、沉著倔犟、潔身自尊，品行與學業(yè)俱優(yōu)，喜歡看小說，頗有志向，曾自命“文學家”。
在揚州十三年的生活和那里的湖光山色，使他的情懷里永遠洋溢著詩情和畫意。
道德經是什么時間流傳帶歐洲的?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發(fā)行量僅次圣經。
海外初識《道德經》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
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
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后，《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jù)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制思想。
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后，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贊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
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德，使康德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fā)者。
而黑格爾師承康德，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
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chuàng)立了三段式解讀法。
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
老子的人生態(tài)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
德國哲人尼采在讀完《道德經》之后，大加稱贊，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tài)的保持應當歸功于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于當時歐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xiàn)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里，廣大民眾對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
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引發(fā)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zhàn)后西方文化大危機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到1918年大戰(zhàn)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
據(jù)統(tǒng)計，整個戰(zhàn)爭期間，各國投入戰(zhàn)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zhàn)爭引起的饑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zhàn)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
對于世界大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梁和房屋被毀壞。
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于戰(zhàn)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zhàn)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chuàng)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
“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zhàn)爆發(fā)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zhàn)后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
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滅亡的命運，終將毀于一旦?經歷一戰(zhàn)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于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
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tǒng)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后都跳了起來，埋怨他“家里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一戰(zhàn)后，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
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fā)現(xiàn)，對于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經》。
他們發(fā)現(xiàn)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y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藥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能、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
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鳥”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
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chuàng)造精神，因此現(xiàn)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
1919年，德國詩人科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fā)現(xiàn)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于與他探討中國文化。
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fā)現(xiàn)在一所鄉(xiāng)村中學里，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并盛贊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
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對于老子的崇拜，在戰(zhàn)敗國德國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戰(zhàn)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
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zhàn)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現(xiàn)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shù)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fā)行量上，《圣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