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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陽秋讀后感

          時間:2017-09-23 10:00

          求問武周(武則天時期)年間當時朝中比較有名的大臣有誰

          1、婁師德(630—699年),字宗仁,漢族,鄭州原武(今河南原陽縣師寨鎮(zhèn)安莊村)人,唐朝大臣、名將。

          唐高宗、兩代大臣。

          他是文武兼?zhèn)涞娜?,無所不能的的老師。

            A 婁師德自幼才思敏捷,弱冠便以進士及第授江都(今江蘇揚州)縣尉。

          婁師德的才能很快便使揚州(治江都縣,今江蘇揚州市)長史盧承業(yè)感到驚異。

          為此,盧承業(yè)對他說:“吾子臺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 上元初年,婁師德又累補監(jiān)察御史。

            B 一生久經(jīng)大戰(zhàn),舉凡大唐與吐蕃的青海之戰(zhàn)、反擊之戰(zhàn),后來的安西之戰(zhàn),平契丹,撫吐蕃,都由他主持。

          尤其是反擊之戰(zhàn),他率領大軍八戰(zhàn)八捷,大破吐蕃大軍于白水澗(青海),為后世傳誦。

            C 婁師德身長八尺,方口博唇,為人寬厚,深沉有度量,即使冒犯他也不計較。

          一次他與李昭德一同入朝,婁師德因身體肥胖而行動緩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來,便怒罵他:“為田舍子所留。

          ”婁師德卻笑著說:“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成語“唾面自干”也是他說的,足以形容他的大度與雅量。

            D 他為官清廉,善于忍讓,憂于國事,善于韜晦之術。

            史載師德自高宗上元初年間,入任監(jiān)察御史,至武氏圣歷二年乃歿,相距幾三十年,這三十年間,大獄屢興,羅織不絕,獨師德與世無忤,從未殃及。

          出為將,入為相,以功名終身。

          狄公曾言:“婁公清德,吾不及也。

          ”  狄仁杰一生與之仿佛,當受到老師不少影響。

            2、狄仁杰門生眾多,時人言:“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  最出色的有張柬之、桓彥范、敬暉等五賢以及姚崇、宋璟等人。

          這些人當中張柬之、姚崇、宋璟三人都當過宰相。

            3、張柬之(五賢) 一次,要狄仁杰給她推薦一個宰相之才,狄仁杰說出了“張柬之”三個字。

          將其提升為洛州司馬。

          不數(shù)日,狄仁杰再薦之,稱其“可為宰相,非司馬也。

          ”遂得以升為秋官侍郎,過了一個時期,升位宰相。

            張柬之(625年-706年),字孟將,漢族,唐朝襄州襄陽人。

          張柬之中進士后任清源丞。

          689年以賢良征試,擢為監(jiān)察御史。

          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荊州長史等職。

          與狄仁杰不同的是他的復李唐天下的志愿很強烈,曾因為上書催促武則天立太子一事被流。

            后人一直認為狄仁杰推薦五賢是有深意的。

          等他死后,這五個有著強烈復唐愿望的重臣就會發(fā)動兵變,還李唐天下。

          換句話說狄公已經(jīng)安排好了劇情,后面的人只要執(zhí)行就可以了。

            果然武則天病危,張柬之連同桓彥范、敬暉等人發(fā)動兵變,誅張昌宗、張易之,復唐社稷。

          可是因為李顯的老婆韋氏與武三思有染,韋氏替武三思說清,李顯不顧五位大臣的反對硬是不殺武三思,還升了武三思的官——司空。

          武氏余孽得以茍延殘喘

            武三思性命得保以后,為了自己的未來,構(gòu)陷五賢。

          他們的結(jié)局都是異常悲慘

          張柬之被貶為新洲司馬,活活氣死了;桓彥范被流放到貴州(廣西貴縣),遭杖殺而死;敬暉被流放到崖州(海南島??跂|南),被謀害身亡;袁恕已被流放到環(huán)州(廣河池東北),被逼至發(fā)瘋,后遭擊殺而死。

          除了崔玄暐還保得一個全尸,都落入了死無葬身之地的慘境。

            4、姚崇 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避“開元”年號諱,改名姚崇。

          父姚懿,曾任硤石縣令,祖籍江蘇吳興,因先輩世代在陜州為官,遂定居陜州硤石(今屬陜縣硤石鄉(xiāng))。

          崇出身于官僚家庭。

          年輕時喜好逸樂,年長以后,才刻苦讀書,大器晚成。

          歷任武則天、唐睿宗、三朝宰相,有“救時宰相”之稱,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宰相。

          特別是在玄宗朝早期為相,對“開元之治”貢獻尤多,影響極為深遠。

            A 他生于陜州一個武將之家,是顯赫的吳興姚氏第二十一世孫。

          聽從學子張憬建議,飽讀詩書,入科考,登官場,三次為宰相。

            B 善于韜晦之術,當年武則天病重,姚崇從邊關回京,同張柬之密謀殺死了張氏兄弟,逼武則天讓位給太子顯。

          李顯復位,以姚、張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為梁縣侯。

          中宗繼位,武家勢力十分強大,姚崇沒有按受相位,以種種借口出任亳州刺史。

          之后出現(xiàn)了中張柬之被殺、武三思和韋后掌權(quán),太子殺死武三思,韋后和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權(quán),發(fā)動政變殺死韋后擁李旦繼位的宮廷權(quán)力爭斗。

          姚崇幸免于難。

            C 做事雷厲風行,極有效率。

          玄宗平定韋后與之亂,杜絕了后宮擅權(quán)之禍后,于開元元年(公元713年),起用他為宰相。

          姚崇出任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建議改除武則天晚年以來十幾年間混亂政治的積弊十種。

          主要是罷免冗官,行法自近,禁絕賄賂等。

          玄宗很爽快地全盤采納,并全力支持姚崇逐條落實。

          姚崇任宰相三年,實行了選賢任能、獎勵清廉、精簡機構(gòu)、裁減沉員、懲治貪官、愛護百姓的清明政治,為“”奠定了的基礎。

          姚崇被譽為“救時宰相”,與唐太宗時的魏征、房玄齡、杜如晦并稱為賢相。

            D 算無遺策,精于權(quán)術。

          在這方面上,他很像他的老師狄仁杰,似乎無所不知。

          姚崇與張說的關系很不好。

          據(jù)傳說,姚崇臨死前,還告誡自己的兒子說:“張說與我嫌隙很深。

          我死之后,出于禮節(jié),他必來吊喪,你們可將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寶器皿陳列出來,他最喜愛這類東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們就要作好準備,滅族之災就將來臨了;如他看這些東西,那就預示沒事了,你們就將這些東西送給他,并請他為我撰寫神道碑。

          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謄寫,報呈皇上,并準備好石頭,立即刊刻。

          他比我要遲鈍,數(shù)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來索取碑文,就說已報請皇上批準,并將刊刻好了的碑拿給他看。

          ”姚崇死后,張說前往吊喪,見到所陳服玩,看了又看。

          姚崇諸子如姚崇所囑辦理,得到了他所撰寫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計謀落空。

          張說氣憤至極,說:“死姚崇猶能算計生張說。

          ” 與“死諸葛嚇走生仲達”正是一對。

            5、宋璟 宋璟(公元663年~737年),字廣平,河北邢臺市南和縣閻里鄉(xiāng)宋臺人。

          其祖于北魏、北齊皆為名宦。

          璟少年博學多才,擅長文學。

          弱冠中進士,官歷上黨尉、鳳閣舍人、御史臺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

          唐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書右丞相。

          授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經(jīng)武、中宗、睿宗、殤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

          一生為振興大唐勵精圖治,終于與姚崇同心協(xié)力,把一個充滿內(nèi)憂外患的唐朝,改變?yōu)檎?、?jīng)濟、文化、軍事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大唐帝國,史稱“開元盛世”。

            A 他與姚崇同是狄仁杰的學生又都是宰相,而且兩人私交很好。

          司馬光評論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

          二人志操不同,然協(xié)心輔佐,使賦伇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

          唐代賢相,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后稱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

          ”(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肯定了宋璟為唐朝的四大賢相之一。

            B 武后時期與張易之兄弟結(jié)怨,二張屢次欲借故中傷他,但卻不成功。

            李唐復興后,在中宗時,宋璟擔任黃門侍郎。

          當時宋璟得罪了當權(quán)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擠,被外調(diào)為貝州刺史。

          其后因為韋后叛亂,中宗被殺,睿宗子李隆基平叛, 睿宗繼位。

          宋璟重新被起用,睿宗將他由洛州長史調(diào)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執(zhí)掌朝政,這是他首度為相。

          在這期間,他一改朝廷用人惟親的惡習,得罪了太平公主,變?yōu)槌荽淌贰?/p>

            C 姚崇為人雖然正直,但是精于權(quán)術,有時不甚光明

          宋璟則不然。

          品行高尚,愛民恤物。

          朝野贊譽景為“有腳陽春”(風王仁?!短鞂氝z事》)。

          意言景如一縷春風,趟到哪里哪里似春風煦物,倍感溫暖。

          景都化嶺(今廣州)南人安成樂業(yè);限制皇親婚喪奢辦;不為自己爭名謀利;嚴以律已,寬以待人,均體現(xiàn)了景愛民恤物的高尚品德。

            從廢黜京城千名斜封官(用錢買的官),截汰居功傲的“鐵騎軍”,到查禁回收流行市場的偽幣,采取量才錄官的用人制度我們都能看到一個正直官員的內(nèi)心充滿著清淡之氣。

          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他的老師。

            其實還有很多,這里不多說了。

          如果要看,自己翻書吧

          北宋的畫家有哪些

          張儀(?-前310),戰(zhàn)國縱橫家。

          魏人。

          入秦以連橫說惠王,拜為相封武信君。

          一度入魏為相,說韓、魏事秦,以制齊、楚。

          后遭公孫衍等排斥,復返秦。

          昭王時,奉命入楚說懷王,以欺詐手段拆散齊楚聯(lián)盟。

          武王即位后,秦臣詆毀其“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史記·張儀列傳》)。

          他俱誅奔魏,為相一年而死。

          《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張子》十篇。

            張耳(?-前202),漢初諸侯王。

          大梁(河南開封)人。

          戰(zhàn)國末仕魏。

          與陳余為至交。

          秦末參加農(nóng)民起義軍,從武臣北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自為丞相。

          鉅鹿之戰(zhàn)后,與陳余絕交,被項羽封為常山王,都襄國。

          繼而又歸劉邦,被立為趙王。

          后異姓王相繼被殺,“張耳以智全”(《漢書》)。

            張良(?-前186),西漢臣。

          字子房,傳為西漢初城父(今安徽亳縣)人。

          祖先為韓國貴族。

          曾謀刺秦始皇未遂,后隱姓埋名,亡匿下邳(今江蘇邳縣),遇黃石公,得《太公兵法》。

          前208年,聚眾歸劉邦,為其重要謀士。

          楚漢戰(zhàn)爭中,提出不立六國后代,聯(lián)合英布、彭越,重用韓信等策略,又主張追擊項羽,殲滅楚軍,皆為劉邦所采納。

          又與韓信整理編次了春秋戰(zhàn)國以來各家軍事著作。

          漢朝建立,封留侯。

          見劉邦皆封故舊、親近,而誅私怨引起群臣不滿,遂建議封劉邦故最怨者雍齒,使群臣釋疑。

          劉邦曾夸贊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張釋之,西漢司法官。

          字季,南陽堵城(今河南方城)人。

          文帝時以貲選為騎郎。

          累遷謁者仆射、公車令、中郎將,后官至廷尉。

          敢于直言極諫,多次勸諫文帝以亡秦為鑒,改善政治。

          他處理獄案,嚴格依法辦事。

          有人犯蹕與盜漢高祖廟前玉環(huán),文帝欲分別處以死刑與族誅,他不曲法阿容,建議按法處刑,世稱持平。

          景帝立,任淮南相。

            張蒼(?一前152),西漢歷算家。

          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人。

          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

          尋降漢,從定三秦,封北平侯,遷御史大夫。

          他博學好讀書,明圖籍,精律歷。

          肖何為相,蒼嘗佐辦計政。

          文帝立,為丞相,謝病免,卒謚文。

            張仲景,漢末醫(yī)學家。

          南陽(治今河南南陽)人,名機。

          學醫(yī)于同郡張伯祖。

          相傳曾任長沙太守。

          當時傷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鉆研《內(nèi)經(jīng)》、《難經(jīng)》、《胎臚藥錄》等醫(yī)書,廣泛收集有效方劑。

          著《傷寒卒(雜)病論》,其書輾轉(zhuǎn)流散,經(jīng)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分論外感熱病與內(nèi)科雜病。

          倡六經(jīng)分證和辨證論治原則,具體闡述寒熱、虛實、表里、陰陽的辨證,及汗、吐、下、溫、清、和等治法,總結(jié)了漢以前的醫(yī)療經(jīng)驗。

          為后世醫(yī)家所宗法。

            張角(?-184),東漢末黃巾起義領袖。

          巨鹿(今河北平鄉(xiāng)西南)人。

          創(chuàng)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

          靈帝時,借治病傳教,秘密發(fā)展組織。

          十余年間,徒眾達數(shù)十萬人。

          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

          中平元年(184)起義,稱“天公將軍”。

          因頭纏黃巾為標志,被稱為“黃巾軍”。

          與弟張梁會集幽、冀兩州黃巾軍,在廣宗(今河北威縣東北)擊敗北中郎將盧植,后又敗東中郎將董卓。

          不久病死。

            張寶(?-184),東漢末黃巾起義領袖。

          巨鹿(今河北平鄉(xiāng)西南)人,張角弟。

          中平元年(184)起義,稱“地公將軍”。

          同年張梁在廣宗(今河北威縣東)戰(zhàn)死后,他率軍在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西)抗擊漢將皇甫嵩,英勇戰(zhàn)死。

            張梁(?-184),東漢末黃巾起義領袖。

          巨鹿(今河北平鄉(xiāng)西南)人,張角弟。

          中平元年(184)起義,稱“人公將軍”。

          與張角擊敗北中郎將盧植,后又敗東中郎將董卓,東漢朝廷派左中郎將皇甫嵩往攻,他率軍在廣宗(今河北威縣東)反擊,因警戒疏忽,遭漢軍夜襲,兵敗陣亡。

            張牛角(?-185),東漢末黑山農(nóng)民起義領袖。

          博陵(今河北蠡縣南)人。

          中平二年(185)起義,稱將兵從事。

          不久,與張燕領導的起義軍會合,被推為首領。

          在進攻癭陶(今河北寧晉西南)時,中箭死。

            張讓(?-189),東漢宦官。

          穎川(今河南禹縣,位許昌西北)人。

          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

          靈帝(劉宏)時,遷中常侍,封列侯,倍受寵信。

          他以勢霸占民田,建議加重稅斂,大修宮室。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宦官以悅天下。

          事泄,他與宦官趙忠先發(fā)制人,共殺何進。

          后袁紹舉兵大捕宦官,少長皆殺,他投河自殺。

            張修(?-191),東漢末天師道首領。

          漢中人。

          本為天師道首領,用符咒給人治病,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

          他以此聯(lián)絡,于184年黃巾起義時,在巴郡(四川東部)起兵,攻占郡縣。

          后從張魯,任別部司馬,率部攻殺漢中太守蘇固。

          后被張魯殺害。

            張孝祥(1132-1170),南宋詞人。

          歷陽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人。

          字安國,號于湖居士。

          為南宋詞人。

          高宗(趙構(gòu))紹興間進士,因廷試第一,居秦檜孫秦塤之上,秦檜誣指其父張祁謀反,被投入獄。

          秦檜死后,為秘書省正字,歷官中書舍人、廣西西路(今西安)撫使、荊湖北路(今湖北江陵以南至洞庭湖以北之地)安撫使,進顯謨閣致仕。

          詞風接近蘇軾,內(nèi)容大多為要求國家統(tǒng)一,反對茍且偷安,富有民族氣節(jié)。

          其所作長調(diào)《六州歌頭》尤為動人。

          著有《于湖集》、《于湖詞》等。

            張栻(1133-1180),南宋學者。

          字敬夫,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

          丞相張浚長子。

          以蔭得官,除直秘閣。

          金兵來犯,朝廷主和議,奏請誓不與金議和,繼今以往,益堅此志,專務自強。

          知嚴州,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quán)起居郎侍立官,升知江陵府兼湖北路安撫使。

          后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jīng)_佑觀。

          始師事于胡宏,與朱熹友善,著有《孟子說》、《太極圖說》及《諸葛忠武侯傳》等。

          病亡,嘉定間,謚宣。

            張子和(約1156-1228),金醫(yī)學家。

          睢州考城(今河南蘭考東)人,名從正,以字行。

          號戴人。

          繼承劉完素的學說而有新的見解,治病以祛邪為主認為“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善用“汗、吐、下”三法,切責醫(yī)者濫用補藥與平穩(wěn)藥貽誤病人。

          主張藥攻食養(yǎng)。

          著有《儒門事親》。

            張即之(1186-1263),南宋書法家。

          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字溫夫,號樗寮。

          以蔭入仕官至司農(nóng)寺丞,授直秘閣。

          工書,其墨跡為金人所珍愛。

          學米芾而參用歐陽詢、褚遂良筆法,尤善寫大字,勁挺雄強,別具一格。

          存世書跡有《報本庵記》、《書杜詩卷》等。

            張貴(?-1272),南宋抗元將領。

          農(nóng)民出身,別號“竹園張”。

          咸淳八年(1272),元軍圍攻襄陽五年,他和張順以敢死士三千人應募往援,為都統(tǒng)。

          突破元軍封鎖,進抵襄陽。

          又率兵突圍,順流而下,迎接郢州援軍,至龍尾州(在今湖北襄陽東南),為元軍所阻,力盡被俘,不屈而死。

            張順(?-1272),南宋抗元將領。

          農(nóng)民出身,綽號“矮張”。

          咸淳八年(1272),他和張貴以敢死士三千人應募援 襄陽,率輕舟突破元軍封鎖、斬斷鐵索木樁數(shù)百處,轉(zhuǎn)戰(zhàn)一百二十里,身中四槍六箭,落水犧牲。

            張宏(公元1577年—1652年后)字君度,號鶴澗,明代著名畫家,江蘇蘇州人。

          善畫山水,重寫生,筆力峭拔、墨色濕潤、層巒疊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畫石面連皴帶染為其特色。

          主要宗法沈周、文征明,并上追元四家和米芾、董源、巨然,又兼學北宋李、郭和南宋李、夏融合而成自身風格。

          又能畫寫意人物,形神俱佳,散聚得宜,是明末吳門畫壇的中堅人物。

          吳門學者尊崇之。

          另據(jù)史書稱,張宏92歲尚健,仍在作畫。

            張勇(1616-1684),清將領。

          字非熊。

          咸寧(今陜西西安)人。

          曾為明軍副將,順治初降清。

          歷官經(jīng)略右標總兵、甘肅提督、靖逆將軍,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

          進封一等侯爵。

          勇智雙全,為當時名將之一。

          順治中,先后平米喇印、丁國棟叛亂,隨洪承疇討伐云貴,破敵于七星關。

          “三藩之亂”起,率部敗王輔臣部,克復蘭州鞏昌,又破吳三桂部將吳之茂于通渭。

          康熙二十三年卒于軍,謚襄壯。

            張石頑(1617-1701?),清醫(yī)學家。

          名璐,字路玉,以號行,江蘇長洲(江蘇吳縣)人。

          穎敏好學,博通經(jīng)史。

          后棄儒習醫(yī)。

          自《內(nèi)經(jīng)》至諸名醫(yī)書,無不披覽。

          立論平實,不標新異。

          明亡隱居洞山著書。

          書成歸里,故名《醫(yī)歸》。

          另有《千金方衍義》、《本經(jīng)逢原》等。

            張志聰(約1619-1674),清醫(yī)學家。

          字隱庵。

          錢塘(杭州)人。

          20歲從張卿子學醫(yī)。

          廣覽古代醫(yī)書。

          尤對《靈樞》、《素問》、《傷寒》、《金匱》諸書研讀甚深。

          清初數(shù)十年間,與盧晉公聲名相濟。

          他研究《傷寒論》二十年,古稀之年還傳授醫(yī)道,閉門著書。

          醫(yī)學著述有《傷寒集注》、《素問集注》、《靈樞集注》、《傷寒論宗印》、《傷寒論綱目》、《金匱要略注》、《針灸秘傳》等。

            張伯行(1652-1725),清學者。

          字孝先。

          號敬庵。

          儀封(今河南蘭考)人。

          康熙中期進士,歷任福建巡撫、江蘇巡撫,官戶部侍郎、禮部尚書。

          為政崇實,清廉剛直,屢得皇帝賜榜嘉獎。

          督修黃河堤防,賑濟災民。

          提倡文化,改祠廟為學堂,刊行《正誼堂叢書》。

          治學以程朱理學為主著有《困學錄》及《續(xù)錄》、《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等。

          雍正三年卒。

          贈太子太保,謚清恪。

          后從祀文廟。

            張煕(?-1736),清名士。

          字敬卿,湖南衡州(衡陽)人。

          從曾靜治學。

          雍正五年(1727)遵師命到反清名士呂留良家中訪求留良遺稿,與留良子毅中、門生嚴鴻逵、鴻逵弟子沈在寬結(jié)交,謀計反清。

          次年奉師命化名張倬,往勸川陜總督岳鐘琪反清,被告發(fā)下獄。

          后釋歸。

          十三年(1736)高宗即位,與師同被捕殺。

            張廣泗(?-1749),清臣。

          漢軍鑲紅旗人。

          監(jiān)生。

          康熙末捐知府。

          雍正間授貴州巡撫,鎮(zhèn)壓苗民起義。

          后討準噶爾,以功遷湖廣總督。

          乾隆間以經(jīng)略復鎮(zhèn)貴州苗民起義。

          授云貴總督兼巡撫,晉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加太子少保。

          旋調(diào)川陜總督。

          《清史稿》載其因伐大小金川叛無功,又“諉過于部將”,“觀望推諉”,被處斬。

            張廷玉(1672-1755),清臣。

          字衡臣,號研齋,安徽桐城人。

          康熙進士。

          選庶吉士。

          雍正時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規(guī)制多出其手。

          乾隆時歷充圣祖、世宗實錄,《明史》等總裁官,《明史》至此成書。

          為政求實效,受帝倚重。

          歷三朝五十年富貴壽考,為清一代之最。

          有《傳經(jīng)堂集》、《澄懷園全集》。

            張之洞(1837-1919),清末洋務派首領。

          河北南皮縣人。

          字孝達,一字香濤。

          同治間進士。

          屢督學典試,注重經(jīng)史實學。

          歷任兩廣、湖廣、兩江總督。

          銳意新政,設立水陸師學堂、造船廠、兵工廠、礦務局、京漢鐵路、漢陽鐵廠、萍鄉(xiāng)煤礦皆其所創(chuàng)辦,又派學生出國學習槍炮、機器等技術。

          德宗光緒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

          卒謚文襄。

          有《張文襄公全集》。

            張振勛(1840或1841-1916),清末民初實業(yè)家。

          字弼士,號肇燮。

          廣東大埔人。

          1856年赴南洋,在荷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當學徒,后結(jié)交荷蘭殖民當局官員,獲準“承辦餉碼,領墾荒地”。

          自1866年起,在荷屬爪哇、蘇門答臘和英屬馬來亞各地,先后開辦裕和、亞齊、笠旺、萬裕興墾植公司,東興礦務公司,萬裕興、廣福、裕昌輪船公司等企業(yè),1890年,任清政府駐檳榔嶼首任領事,1895年升任新加坡總領事。

          1905年清政府賞給頭品頂戴,補授太仆寺正卿,特派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

          從1895年起,回國內(nèi)發(fā)展實業(yè),創(chuàng)辦或投資的有:煙臺張裕釀酒公司、廣廈鐵路公司、廣西三岔銀礦、廣東?;莶AS、雷州墾牧公司等企業(yè)。

          1910年任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會長。

          辛亥革命后,任華僑聯(lián)合會名譽會長。

          1915年,發(fā)起組織赴美實業(yè)考察團,籌辦中美銀行和中美輪船公司,并任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會長。

          病逝于巴達維亞。

            張煥綸(1843-1902),清教育家。

          字經(jīng)甫,號經(jīng)堂,門人稱宏毅先生。

          上海人。

          早年究心經(jīng)世之學。

          認為改造中國須從啟蒙入手。

          1878年創(chuàng)辦正蒙書院(后改梅溪書院),以學貫中西、講求實務為宗旨,為近代新式小學教育創(chuàng)始人。

          1896年與鐘天緯、宋恕等組織中國近代最早的教育團體“申江雅集”,七日一會,討論改良教育。

          次年任南洋公學總教習。

          1898年以病辭,歸主梅溪書院。

          1902年主上海敬業(yè)書院。

          著作有《歷代方略紀要》、《救時芻言》、《暴萌錄》等。

            張德成(?-1900),清末義和團首領之一。

          直隸新城(今河北省新城縣)白溝河人船夫出身。

          1900年4月在靜海(今天津市屬靜??h)獨流鎮(zhèn)設置拳壇。

          6月下旬,率團民五、六千人在天津紫竹林抗擊八國聯(lián)軍,成為保衛(wèi)天津的重要力量。

          后在清軍和外國侵略軍的夾攻之下,在戰(zhàn)斗中負傷。

          天津淪陷后,返回獨流鎮(zhèn)準備再起,未幾,在靜??h王家口被地主武裝殺害。

            張百熙(1847-1907),清臣。

          字埜秋,湖南長沙人。

          同治進士。

          初授編修,漸遷侍讀學士。

          甲午戰(zhàn)爭時,彈劾李鴻章妥協(xié)投降。

          義和團運動失敗后,疏請“改官制,理財政,變科舉,建學堂,設報館”(《清史稿》)。

          后歷任工部、吏部、戶部、郵傳部尚書等職。

            張佩綸(1848-1903),清臣。

          字幼樵。

          直隸豐潤(今屬河北)人。

          安徽按察使張印塘之子。

          同治進士。

          官歷侍講、署左副都御史、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以糾彈大臣著名,屢上疏言時政得失,劾罷尚書萬青藜、董恂、王文韶等。

          中法戰(zhàn)爭時,力主抗戰(zhàn),奉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務,馬尾海戰(zhàn)慘敗,革職遣戍。

          后被李鴻章招入幕,甲午戰(zhàn)爭時,再被驅(qū)逐回籍。

          庚子議和,李鴻章再薦其佐辦和約。

          光緒三十四年卒。

            張謇(1853-1926),近代實業(yè)家、教育家。

          字季直,號嗇庵。

          江蘇南通人。

          光緒狀元。

          先后在江蘇贛榆、崇明書院掌教。

          1894年授翰林院編修,次年,受張之洞委托,在南通創(chuàng)辦大生紗廠,又陸續(xù)舉辦通海墾牧公司、大達輪船公司、復新面粉公司、資生鐵冶公司、淮海實業(yè)銀行等企業(yè)。

          并自1902年起,創(chuàng)辦通州師范、女子師范、南通學院、盲啞學校、伶工學校、南通圖書館、博物苑、天文臺等文教事業(yè),對南京高等師范、吳淞中國公學、上海復旦大學的創(chuàng)立,亦多所贊助。

          從1901年起,從事立憲運動。

          辛亥革命后,擁護共和,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yè)總長。

          1913年任袁政府農(nóng)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至袁即將稱帝時,辭職南歸,繼續(xù)在南通興辦實業(yè),并主持江蘇文化教育事業(yè),提倡尊孔讀經(jīng),反對白話文,抵制新文化運動。

          著有《張季子九錄》、《張謇函稿》、《張謇日記》、《嗇翁自訂年譜》等。

            其他張姓名人有傳說人物張果老;《封神演義》中的張奎;東漢大臣張禹、張濟、張湛;三國吳文學家張儼;南朝梁臣張岱;北朝北魏將領張濟;唐將領張儉,詩人張潮,音樂家張野狐;北宋大臣張宏、張璪;南宋大臣張綱,詞人張镃、張樞;遼大臣張儉;元詞人張之翰;明大臣張瑄,將領張俊、張鳳翼,目錄學家張萱,醫(yī)學家張介賓;清捻軍將領張禹爵,實業(yè)家張煜南,藏書家張燮,醫(yī)學家張璐,泥人張開山鼻祖張明山等。

          近當代張姓名人有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張國燾,革命家張伯簡、張?zhí)?、張聞天、張鼎臣,紅軍將領張子清,新四軍將領張正坤,解放軍將領張云逸、張際春、張震、張體學、張國華、張經(jīng)武、張愛萍,政治家張璽、張仲良、張霖之、張啟龍、張金保,婦運領袖張琴秋,烈士張秋人、張友清、張兆豐、張思德,愛國將領張沖、張自忠、張學良、張治忠,民主革命者張百祥,愛國民主人士張瀾、張奚若、張難先,愛國宗教人士張杰、張家樹,北洋軍閥張勛,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宗昌,皖系軍閥張敬堯,國民黨將領張發(fā)奎、張輝瓚、張靈甫,國民黨官員張群、張繼、張君勱、張道藩、張靜江、張厲生,漢奸張嘯林,“四人幫”成員張春橋,金融家張嘉璈,天文學家張云,紡織專家張方佐,汽車設計制造專家張德慶,電氣工程專家張鐘駿,金屬材料專家張作梅,力學家張維,石油地質(zhì)學家張更,地質(zhì)學家張文佑,地理學家張相文、張其昀,計算機專家張效祥,天文學家張鈺哲,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物理學家張文裕,化學家張子高、張大煜,動物學家張璽,植物學家張景鉞、張肇騫,水利水電專家張光斗,生理學家張錫鈞,神經(jīng)生理學家張香桐,解剖學家張鋆,內(nèi)科學家張孝騫,外科學家張滌生,藥理學家張昌紹,醫(yī)學家張山雷、張錫純,心理學家張耀翔,數(shù)學家張恭慶,學者張東蓀、張采田,法學家張志讓、張友漁,史學家張星烺,哲學家張岱年,教育家張伯苓、張如心,出版家張元濟、張靜廬,語言文字學家張相,圖書館學家張琪玉,工藝美術家張光宇,畫家張大千、張仃,漫畫家張樂平,雕塑家張景祜,書畫鑒藏家張伯駒,作家張恨水、張愛玲、張潔、張賢亮,小說家張?zhí)煲怼堎Y平,翻譯家張申府、張仲實,新聞記者張季鸞,作曲家張寒暉、張曙,電影導演張石川、張駿祥、張藝謀,電影演員張瑞芳,相聲演員張壽臣,戲劇理論家張庚,京劇演員張君秋,川劇演員張德成,雜技表演藝術家張英杰,象棋名手張德魁,乒乓球運動員張燮林、張怡寧,排球運動員張蓉芳,射擊運動員張山,羽毛球運動員張寧等

          求諸葛亮真正參與的戰(zhàn)爭,若能以史料佐證更好,能附加評價甚好。

          請以1.2.3.4....列舉

          諸葛亮擅長治軍,他統(tǒng)帥的部隊,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可以說當時難逢對手。

          雖然北伐多年無功而返,但從未打過敗仗,頂多是情況不妙全師而退。

          司馬懿在諸葛亮死后查看其安營扎寨處,嘆曰“天下奇才也”,正是對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最高評價。

          以下列舉的是諸葛亮全部作為統(tǒng)帥親自帶兵戰(zhàn)役,共7次。

          至于赤壁之戰(zhàn)諸葛亮還是軍師角色。

          1、入川支援劉備。

          事情發(fā)生在建安16年,即211年。

          這次長途進軍因為有張飛義釋嚴顏的赫赫戰(zhàn)功,使得巴郡之后并未發(fā)生較大激戰(zhàn),所以沒有諸葛亮的表現(xiàn)機會。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亮與張飛、趙云等率眾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

          2、平定南蠻。

          事情發(fā)生在蜀漢建興3年,即225年。

          《三國志》并未提七擒孟獲之事,但《漢晉春秋》有記載。

          諸葛亮制定攻心為上的戰(zhàn)略,只一年就平定南方,初步顯露出諸葛亮的杰出軍事才能,另外能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南人不復反”,體現(xiàn)出諸葛亮超群的政治才能。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南中諸郡,并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jié)和親,遂為與國。

          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

          另外,《漢晉春秋》記載:亮至南中,所在戰(zhàn)捷。

          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

          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

          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

          ”亮笑,縱使更戰(zhàn),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遂至滇池。

          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3、第一次北伐。

          事在建興六年,先取三郡卻因為馬謖失街亭而撤退。

          這次戰(zhàn)爭諸葛亮受非議較多,主要有兩個,一是非議諸葛亮不用魏延奇謀浪費機會。

          二是爭議諸葛亮錯用馬謖。

          我認為錯用馬謖確實是錯了,因為馬謖違背了諸葛亮的軍事布置;但不用魏延之謀很難說,以魏延之見,率領幾千人翻越秦嶺奇襲長安,呵呵,長安很大的,就算守將毫無準備,城里長期駐守的軍隊也足夠抗衡幾千人,總不能去賭守將會否投降吧。

          不過諸葛亮性格謹慎,很少用奇謀險招是事實,因此史書評價他“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眉,使趙云、鄧芝為疑軍,據(jù)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

          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長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明帝西鎮(zhèn)長安,命張邰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邰戰(zhàn)于街亭。

          謖違亮節(jié)度,舉動失宜,大為張邰所破。

          亮拔西縣千馀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眾。

          4、第二次北伐。

          在建興6年即228年冬天。

          沒有攻下什么城池,但斬了勇將王雙。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六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

          魏將軍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zhàn),破之,斬雙。

          5、第三次北伐。

          在229年,攻下兩城。

          此戰(zhàn)說明即使是郭淮這樣智勇雙全的厲害人物遇到諸葛亮也只有輸?shù)姆?,何況王雙一介武夫。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

          魏雍州剌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6、第四次北伐。

          在231年,同樣無功而返,張頜即使這次不死,也快要老死了。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頜交戰(zhàn),射殺邰。

          7、第五次北伐。

          在234年,遇到可匹敵的對手司馬懿,以木牛流馬和分兵屯田之計維持糧草,這個本來是早該這樣了,因為之前很多次糧盡而退。

          可惜天年已盡勞累過度死于軍中。

          語見《三國志諸葛亮傳》: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jù)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

          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相持百余日。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你的問題又多了好多,而且問的事情幾乎可以寫本書,我只好挑主要的說了,就在原來基礎上補充。

          說真的一言難盡,我盡量說得有條理些。

          首先說一下,賬號【wen12668】那位觀點挺好,贊一個;而賬號【shuaihui661220】那位觀點完全抄襲我的,鄙視一個!!!諸葛亮是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政治家之一、歷史上非常杰出的軍事家、中國古代最杰出的發(fā)明家之一、古代還算不錯的文學家、從古至今所有讀書人的楷模、厚德載物的典范。

          1、為什么是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梁啟超有本書《中國古代六大政治家》,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張居正(柏楊亦有附議,但李德裕換成了王猛),當然這里只是說臣,不提君,所以這個結(jié)論不是我說的,是近代國學大師說的。

          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扶漢室,并建立依法治國的政治體系,而不是空談仁義道德。

          在魏、蜀、吳三國中,蜀國是治理得最好的國家,這當然歸功于諸葛亮,在內(nèi)政上諸葛亮厲行法治,使得吏治清明、官吏廉潔、經(jīng)濟繁榮、百姓樂業(yè),用陳壽的話說就是“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歷史上的盛世王朝也經(jīng)常用這些詞,可見諸葛亮治理下的蜀國確實國力強大。

          那么諸葛亮治國有哪些高明之處

          那就是信賞必罰、公平公正、物理其本、勤奮務實、以身作則。

          這四個詞看似平常,沒有特殊之處,可實際上要十年如一日做到這些事,就沒幾個政治家可以做到了。

          就拿物理其本來說,大概意思是處理事情能夠抓住根本,即便是今天,人人高智商,做事情也是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只尋皮毛、淺嘗輒止,很難做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再比如說務實,這個難啊,因為從古至今人都喜歡虛套套,愛做表面文章,尤其三國兩晉是以清談著稱的,大家都出來高談闊論,真正的治國良策拿不出幾條,至于現(xiàn)在,務虛更多)。

          這其實就是平凡中見偉大,所謂“人間正道是滄?!?,治國理政的道理其實沒有多么高深莫測,就是那么幾條大家都聽過的原則了,關鍵就在于誰能真正理解并做到。

          也正是因為古往今來大家都知道事情就是那樣的,可是很難做到,所以對這么一個能人所不能者才充滿了發(fā)自內(nèi)心的欽佩和敬仰。

          至于大家一致認可的政治手腕啊,戰(zhàn)略眼光啊,我反覺得這些優(yōu)點是很多高人都具備的,并非諸葛亮超凡卓越之處。

          2、為什么是軍事家,但不是最杰出,只是非常杰出。

          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軍事家比如孫武、吳起、白起、韓信、李靖等等,都是在理論上有劃時代貢獻、在實踐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而且尤其是實踐經(jīng)歷更為論者所重,像白起、韓信等人雖無兵法傳世(韓信沒寫完就死了,白起還沒寫就死了),但這兩人都是戰(zhàn)無不勝,功勛卓著,為后世留下無數(shù)可借鑒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和軍事思想。

          諸葛亮有《諸葛亮兵法》傳世,雖然也沒打過敗仗,可謂無敵于三國,但北伐常常無功而返,實踐屢受挫折也是事實,所以難與上述軍事家并列為“最杰出”行列,這就是以成敗論英雄了,自古亦然。

          對于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三國志》有令人信服的蓋棺定論,那就是【治戎為長,奇謀為短】。

          《諸葛亮兵法》其實是一本很好的著作,主要講述如何管理部隊,也就是如何練兵、如何用將、如何安營扎寨、如何為己方營造優(yōu)勢,使得兵精將良、如臂使指、靜如山、動如風、將士用命、哪個敵人見了都頭疼——這一切,正是陳壽所說的“治戎為長”,只憑這個本事,諸葛亮就足夠“杰出軍事家”稱號。

          為什么說“奇謀為短”,這并不是說奇謀為零,只是說相比治戎顯得沒那么突出。

          諸葛亮性格謹慎,生平不弄險,像鄧艾偷渡陰平這種死中求生的打法,他是打死都不會干的,不是想不到,是想到了也不干。

          但是打仗這個東西很奇怪,往往要出奇才能制勝,越奇越勝,《孫子兵法》說了,打仗要“以正合以奇勝”,意思是以正規(guī)的形式交戰(zhàn),以異于正規(guī)的形式獲得勝利。

          與諸葛亮的部隊正面交戰(zhàn),就是司馬懿來了也不是對手,因為誰都不如諸葛亮兵精(所以司馬懿選擇按兵不動避戰(zhàn)不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正確選擇),但是遇到秦嶺那樣險惡的地形,遇到司馬懿這樣就是不出來打的對手,就必須設法出奇制勝(同樣戰(zhàn)例如長平之戰(zhàn)請參閱),遺憾的是諸葛亮沒有這樣做,也沒有命這樣做了。

          因此我承認諸葛亮是軍事大家,但非絕頂高手。

          3、為什么是最杰出發(fā)明家之一。

          古代人受科學技術所限,像諸葛亮這樣一個人能發(fā)明這么多東西的非常少,我們可以列舉他的諸多發(fā)明:木牛流馬、饅頭、孔明燈、諸葛連弩、八陣圖、孔明鎖、木獸、地雷,其中最了不起的是八陣圖,至今依然奧妙無窮。

          畢升發(fā)明個活字印刷術就是最偉大發(fā)明家了,那么諸葛亮也不該落后。

          4、為什么只是還不錯的文學家。

          中國古代既是卓越政治家又是卓越文學家的人不多,在這兩方面都能成為最頂尖人物的,也就是王安石。

          在三國兩晉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講究辭藻華美,重形過于重實,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在那個時代被認為是優(yōu)秀的文學家,其中曹植得到最高評價,而諸葛亮的文學水平在《三國志》中被總結(jié)為“文采不彰”,而且諸葛亮的作品都是應用文,連寫個詩的時間都欠奉,更難在當時得到好評。

          可是現(xiàn)代文風早已改變,文學作品的靈魂和內(nèi)在更受重視,所以現(xiàn)代主流觀點認為曹操的文學造詣高過曹丕、曹丕又高過曹植(類似的觀點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讀郭沫若的《論曹植》,收在文集《歷史人物》中),而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誡子書》等作品,也是后世才逐漸得到廣泛的高度評價的。

          只可惜時代的力量強過一切,即使是曹操和曹丕的文學造詣都淹沒在魏晉駢文的華麗風潮中,何況諸葛亮的區(qū)區(qū)著作,魏晉文風得到徹底改革還得歸功于以韓愈為首的”唐宋八大家“。

          只此又可見,韓愈的文壇地位又搞過了曹操,曹操又高過了諸葛亮,所以我認為諸葛亮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家。

          或許諸葛亮他自己也沒想過要做個文學家吧,畢竟人的時間和能力有限,諸葛亮再厲害也不是黃藥師啊

          5、為什么是讀書人的楷模。

          那要看諸葛亮是怎么讀書的。

          《三國志》記載,“(諸葛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對于這個話,易中天教授是這樣解讀的:“就是說諸葛亮的朋友們讀書都非常認真,字字推敲,諸葛亮拿來一看,一目十行,觀其大略,相當于后來陶淵明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

          這其實是會讀書,觀其大略就是能夠掌握精髓,不求甚解就是善于抓住要害,這叫做會讀書,而且在我看來,一個人只要不是做學問的,讀書就應該像諸葛亮和陶淵明說的那樣觀其大略、不求甚解,不要去咬文嚼字,不要去摳那些很小很細的小問題”。

          咱們現(xiàn)代人讀書上學特別講究要專于一門,讀到極致,這是為了找個好工作領個高薪,無可厚非。

          但是要成為頂尖的政治家,就必須知識淵博、包羅萬有,江澤民同志就說過,“做領導干部,什么都要懂一點”。

          在古代,真正的大政治家其實都是雜家,只不過大家都有個儒學的外衣。

          請問諸葛亮是儒家還是法家,要么是兵家

          后世儒家社會把諸葛亮推崇備至,可實際上諸葛亮讀的是諸子百家的《六韜》、《商君書》、《申子》、《管子》、《韓非子》,給劉禪寫的讀書參考筆記供其學習的也是上述書籍,不是兵家就是法家,要么是史書;大家都知道諸葛亮有名句“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個話又有點道家的味道;諸葛亮講究擇主而事,維護漢室正統(tǒng),一旦等到了明主就從此鞠躬盡瘁,這又是儒家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要求;到治國的時候,又注重法律,且法律還挺嚴格,這又完全是法家的風格——是不是很混亂,是不是很復雜,是不是很值得想一想

          有什么樣的人生理想,就有什么樣的學習方法,學習就是為實踐而服務。

          諸葛亮無心成為大文學家,所以他不做尋章摘句的學問,甚至不去填詞作賦;諸葛亮無心研究周易,所以三國的易學大師是鄭玄和虞翻,不是孔明;他做的,是把儒法墨兵道等等諸子的學問融會貫通,取其精華,得其大道,那是因為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志在匡扶天下。

          古代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希望通過讀書而當大官,可是研究儒家經(jīng)典研究到極致的,反做不了大政治家,請百度歷代狀元,看看有幾個認識的

          我百度過,一片陌生人啊,什么姚崇宋璟趙普歐陽修蘇軾王安石張居正張廷玉,一大堆著名宰相居然誰也沒考過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這里面有值得大家深思的地方,而且這個道理在當今社會依然不過時,怎樣讀書,讀什么書,成就什么事業(yè)

          咱們都要想想。

          6、為什么是厚德載物的典范。

          諸葛亮是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為理想奮斗終生。

          諸葛亮首先是個清官啊,身死之日內(nèi)無余帛外無余財,家只15畝薄田,桑樹800株。

          而且他以身作則,使得蜀漢官場風清氣正且延續(xù)多年,很多人都是不置私產(chǎn)家無余財,比如鄧芝、姜維、費祎這些股肱之臣都是如此。

          康熙認為“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為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

          ”《三國志》記載,諸葛亮死后很多年,蜀國滅亡,天下歸晉后,四川人民都在思念諸葛亮——這要做到多么好才能有此榮譽

          諸葛亮掌國家大權(quán),蜀國大小事務“咸決于亮”,可是他不但不謀朝篡位,還給自己累死了,我們現(xiàn)代有些人喜歡發(fā)表一些標新立異的觀點來搏出位,就有人寫書引經(jīng)據(jù)典非要證明諸葛亮不是不想篡位,而且一直都在處心積慮布置,只不過先死一步。

          我覺得很有趣啊,那些書里的證據(jù)很多都是尋章摘句、片面之言,反倒是《三國志》中的評價讓人更感真實:“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quán)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為什么歷代統(tǒng)治者也喜歡諸葛亮,就是因為上面這句話【專權(quán)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現(xiàn)在還有人很反感贊揚諸葛亮,覺得被神化了,不值一提。

          我也覺得很好笑啊,難道《三國志》也神化諸葛亮嗎,要說諸葛亮還是陳壽的殺父仇人呢,我讀《三國志諸葛亮傳》,就對這個人佩服至深難以言表——這種感情是陳壽這個作者傳達給讀者的,也就是說他即使不被神化也是超凡脫俗的。

          退一步講,接近神才可能被神化,本身是個草包,再神化也沒人接受吧

          二、有哪些人才華與諸葛相類評價卻不如。

          如果給諸葛亮這種人才做個定位的話,我覺得八個字比較合適“出將入相、國士無雙”。

          歷史上有類似評價的人物還是有一些的,比如姜子牙、管仲、吳起、商鞅、樂毅、張良、曹操、王猛、李靖,還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人物。

          一般而言,是金子都會發(fā)光,所以估計不存在這么厲害的人物被埋沒民間不留姓名的,大家差異大概在于身后知名度大小,評價好壞。

          一類是像王猛、還有前文提到的李德裕,都是知名度不高,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大家好像很少關注南北朝啊、晚唐啊、五代十國這些國家亂成一團漿糊的時代,導致這些時代很多人知名度偏低,如果你感興趣,百度一下就能看到這兩位的詳細資料。

          另一類是做了儒家不喜歡的事情,不容于儒家統(tǒng)治思想,身死之后被妖魔化,如曹操;或給予不高評價,如商鞅、王安石、張居正。

          曹操咱就不提了;張居正和王安石都是因為執(zhí)政期間推行改革,觸犯了作為既得利益階層的儒家士大夫階層,他們的功績、品格和能力都是后世尤其近現(xiàn)代才逐漸被學界認可,有興趣可以百度,也可以看郭沫若寫的《論王安石》,收在《歷史人物》書中。

          至于商鞅,更是儒家反對改革的最佳教材,因為變法會得罪人啊,商鞅死前有個儒家叫趙良的勸他功成身退,商鞅是法家當然不聽,后來被車裂,儒家當然要拿這個事情大做文章,凸顯儒家思想之高明。

          商鞅曾經(jīng)帶兵與魏國公子卬交戰(zhàn),擺了個鴻門宴把公子卬給俘虜了,于是儒家學者大做文章,說商鞅是不講信用的人,不懂誠信,這個觀念居然還流傳很久。

          我不得不發(fā)笑,所謂兵不厭詐,擺鴻門宴怎么了?商鞅變法實施前先來個徙木立信,可見他比誰都知道誠信的重要,所以儒家的批評站不住腳。

          好在商鞅在近現(xiàn)代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高度評價,不枉一死

          三、至于與現(xiàn)代著名人物的不同,又能治國又能打仗,德被蒼生功蓋寰宇,近現(xiàn)代出了幾個這樣的人,比如曾國藩、毛主席、等等,這個咱人微言輕,確實不好比較。

          不過從大處講,他們確實具備很多相似之處,這就是前文提到的“人間正道是滄?!?,做人做事的道理擺在那里,亙古不變,誰做到誰是偉人,誰做到誰就能經(jīng)受滄海桑田的變化而永垂不朽。

          【以上個人觀點,均屬原創(chuàng),謝絕抄襲。

          幾經(jīng)修改終于發(fā)上來了。

          百度知道回答問題的過程也是自己學習的過程。

          希望能夠?qū)δ阌袔椭?,望采納

          周恩來的詩

          周恩來寫的詩歌不多,據(jù)說是為了不搶毛的風頭,但也有精品以下面這首最著名無題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壁破,難酬蹈海亦英雄[注](1)此詩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學前夕,時年19歲。

          (2)“蹈海”(并非“韜?!?/p>

          )指清末留日學生陳天華春日偶成其一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蹤。

          其二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

          燕子聲聲里,相思又一年。

          [注]這兩首詩作于1914年,作者時年16歲。

          <<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注]此詩曾發(fā)表于1941年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

          <游日本京都園山公園>滿園櫻花燦爛燈光四照人聲嘈雜小池邊楊柳依依孤單單站著一個女子櫻花楊柳哪個可愛

          冷清清不言不語可沒有人來問她[注]此詩選自1978年3月人民日報社《周總理詩稿》

          衛(wèi)輝市第一中學的歷屆英才

          城濮之戰(zhàn)應該是中國歷史上已知最早有詳細記載的戰(zhàn)例,也是誘敵深入戰(zhàn)術的典范。

          據(jù)記載此戰(zhàn)為先軫所謀劃。

          前632年,四月初四,楚軍和晉軍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交戰(zhàn)。

          晉文公兌現(xiàn)當年流亡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令晉軍后退,避楚軍鋒芒。

          子玉不顧楚成王告誡,率軍冒進,被晉軍殲滅兩翼。

          楚軍大敗。

          簡介編輯公元前632年,春秋時期文公與楚成王為爭奪中原霸權(quán),晉軍謀略制勝,在城濮(山東鄄城西南)大敗楚軍,開“兵者詭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戰(zhàn)。

          4月,晉、楚兩軍為爭奪中原地區(qū)霸權(quán),在城濮(山東鄄城西南)交戰(zhàn)。

          楚軍居于優(yōu)勢,晉軍處于劣勢。

          晉國下軍副將胥臣奉命迎戰(zhàn)楚國聯(lián)軍的右軍,即陳、蔡兩國的軍隊。

          陳、蔡軍隊的戰(zhàn)馬多,來勢兇猛。

          胥臣為了戰(zhàn)勝敵人,造成自己強大的假象,以樹上開花之計,用虎皮蒙馬嚇城濮之戰(zhàn)唬敵人。

          進攻時,晉軍下軍一匹匹蒙著虎皮的戰(zhàn)馬沖向敵陣,陳、蔡軍隊的戰(zhàn)馬和士卒以為是真老虎沖過來了,嚇得紛紛后退。

          胥臣乘勝追擊,打敗了陳、蔡軍隊。

          晉文公于周襄王二十年,即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初,率軍由棘津(河南滑縣西南)渡河,進攻附楚的曹、衛(wèi),企圖誘楚來援以解宋圍。

          正月占衛(wèi)五鹿(河南清豐西北),二月進至斂盂(河南濮陽東南)與齊昭公會盟,都城楚丘(河南滑縣東北)的衛(wèi)人逐其君降晉。

          三月攻占曹都陶丘(山東定陶西北)。

          但楚軍不受調(diào)動,反而加緊圍攻商丘。

          宋向晉告急,晉文公用先軫建議,利用秦、齊“喜賄怒頑”的心理,運用外交謀略制造秦、齊與楚的矛盾。

          一面讓宋重賄秦、齊,請兩國出面求楚退兵,一面分曹、衛(wèi)之地與宋,堅其抗楚決心。

          商丘未能攻下,而曹、衛(wèi)之地又被晉送于宋國,楚因而拒絕退兵。

          秦、齊遂出兵助晉,形成三強聯(lián)合對楚的戰(zhàn)略格局。

          楚成王見形勢不利,恐秦乘機攻其后方,退至申邑(河南滎陽西北),并令圍攻商丘和緡邑以及占領谷邑的楚軍撤回。

          但圍攻商丘的主將子玉,驕傲自負,堅請與晉一戰(zhàn)。

          楚成王決心動搖,同意子玉建議,但又不肯全力決戰(zhàn),僅派王室親兵600人增援子玉。

          子玉派人與晉交涉:如晉許曹、衛(wèi)復國,楚即解宋之圍。

          晉國君臣認為形勢有利,希望決戰(zhàn),但恐不允子玉條件,將遭宋、曹、衛(wèi)三國仇恨。

          于是一面暗許曹、衛(wèi)復國,勸其與楚絕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

          子玉果怒而求戰(zhàn),率軍進逼陶丘。

          晉文公為疲敝楚軍,誘使子玉輕敵深入,以便在預定戰(zhàn)場與楚決戰(zhàn)。

          遂退避三舍(在古代一舍為30里,三舍為90里),至城濮與秦、齊軍城濮之戰(zhàn)會合。

          四月初一,楚軍進至城濮,初二,雙方對陣。

          晉軍在秦、齊軍聲援下配置為上、中、下三軍;楚軍以陳、蔡軍為右軍,申、息兩軍為左軍,主力精銳為中軍。

          晉統(tǒng)帥先軫下令首先擊潰較弱的楚右軍;并讓晉上軍佯退,于陣后拖柴揚塵,制造后軍已退的假象,以誘楚左軍進擊,使其暴露側(cè)翼,爾后回軍與中軍實施合擊,又將楚左軍擊潰。

          子玉及時收住兵力,方免于中軍敗潰。

          楚軍退至連谷(河南西華境)時,子玉自殺。

          此戰(zhàn),晉文公及先軫等,決戰(zhàn)前充分運用外交謀略,是由實力制勝向謀略制勝的轉(zhuǎn)折點;決戰(zhàn)中,晉軍先弱后強,各個擊破,示利誘敵,在戰(zhàn)術上也有所發(fā)展。

          2過程編輯城濮之戰(zhàn)是繼齊、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戰(zhàn)以后,晉國與楚國之間的一場大戰(zhàn),在春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它扼制了楚國的北進勢頭,穩(wěn)定了中原形勢,成就了晉國的中原霸主地位。

          關于城濮戰(zhàn)前的形勢,我們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

          泓之戰(zhàn)后,中原列國鄭、許、陳、蔡、魯、衛(wèi)、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國的軍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齊國谷地(山東省東阿縣),擁立公子雍,造成對齊國的威脅。

          當時,楚國可以說是勢力強盛、聲威方張。

          晉國自文公即位以來,對內(nèi)整頓內(nèi)政,發(fā)展經(jīng)濟,壯大軍旅,對外尊崇王室,聯(lián)絡齊、秦,以與楚國針鋒相對,爭奪中原霸權(quán)。

          晉、楚之戰(zhàn)勢在難免。

          這是城濮之戰(zhàn)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戰(zhàn)的直接原因是晉援宋拒楚。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 年),宋成公因為其父襄公當年善待過晉文公,與文公有舊交,遂叛楚即晉。

          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馬子西率軍伐宋,包圍緡(mín,音民)邑(在山東省金鄉(xiāng)縣東北)。

          次年冬,楚率陳、蔡、鄭、許五國軍隊包圍宋國,宋國向晉告急。

          晉中軍元帥先軫說: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晉文公采納先軫建議,準備起兵救宋。

          他在被廬檢閱軍隊,擴編三軍,任命了將佐,從而拉開了城濮之戰(zhàn)的序幕。

          晉國君臣十分重視這次軍事行動,確定了政治、外交與軍事總體戰(zhàn)的方針。

          在軍事上,決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討伐曹、衛(wèi)。

          因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wèi),若伐曹、衛(wèi),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這一著制敵方案,既可引誘楚師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勞之功。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年)春,晉國出動三軍、戰(zhàn)車七百乘伐曹,借道于衛(wèi),衛(wèi)人不允許。

          晉軍遂繞道南下,在南河(河南省淇縣南)渡過黃河。

          正月初九,攻取衛(wèi)國的五鹿。

          并揮師東進,攻占斂盂(在河南濮陽東南),遣使至齊國通好。

          二月,晉文公與齊孝公結(jié)盟,成功地把齊國拉到了自己一邊。

          衛(wèi)侯見晉大軍壓境,晉、齊又結(jié)為盟好,請求參加結(jié)盟,晉文公不答應。

          衛(wèi)侯又想親近楚國,國人不同意,就驅(qū)逐了衛(wèi)侯。

          晉軍不戰(zhàn)而得衛(wèi)國。

          戰(zhàn)前,魯國追隨楚國。

          在晉軍攻衛(wèi)時,魯曾派公子買幫助戍守衛(wèi)國。

          現(xiàn)見晉軍勢大,衛(wèi)侯逃亡,而楚國救衛(wèi)沒有成功,魯國便召回公子買而殺了他。

          一面向晉國報告說他擅自興兵,另一面又向楚國報告說他沒有完成防守任務,玩弄兩面手法,坐待投靠勝利者。

          三月,晉軍南下攻曹。

          十二日,攻入曹都(山東定陶)。

          晉軍攻擊曹、衛(wèi),本欲引誘楚軍北上。

          但楚軍并不上鉤,而猛攻宋國,宋再次向晉軍告急。

          晉軍若南下救宋,誘楚北上之戰(zhàn)略意圖則無法貫徹。

          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國,陷于戰(zhàn)略被動地位。

          面對這種形勢,晉大夫先軫又建議:讓宋國使者去賄賂齊、秦二國,使齊、秦勸楚退兵。

          晉則捉住曹共公,分曹、衛(wèi)的田地給宋人,以激怒楚國人,逼其不聽齊、秦的勸解。

          齊、秦勸楚不成,必然堅定了站在晉國一邊的立場,決定出兵對楚作戰(zhàn)。

          這是晉走出的第二著高棋。

          楚成王見晉軍破曹降衛(wèi),與齊、秦結(jié)成了聯(lián)盟,中原形勢已變,就退回申邑(在河南南陽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齊國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圍宋的軍隊,并告誡子玉說: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又說:《軍志》曰:'允當則歸'。

          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

          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驕傲,不聽楚成王勸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請求出戰(zhàn),楚成王一怒之下率王師回國,只給子玉留下了西廣、東宮、若敖之六卒的軍隊。

          這里的若敖之六卒有些許爭議,一說一卒一百人,一說一卒為兵車三十乘。

          但若為后者,若敖一族便有一百八十乘兵力,晉國全國主力也只有七百乘,與楚王“少與之師”不符。

          子玉他派宛春赴晉軍說:請復衛(wèi)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玉雖然狂傲,但身為楚國令尹,也并非無謀之輩,他的這個計劃就是一石三鳥之策。

          如果晉答應他的要求,則曹、衛(wèi)、宋三國都會感戴楚國。

          如果晉不答應他的要求,那么曹、衛(wèi)、宋三國將會怨恨晉國。

          晉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說:子玉無禮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張拒絕子玉的建議。

          但晉中軍帥先軫則識破了子玉的機關,說:子與之

          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zhàn)乎

          于是,晉國私下答應恢復曹、衛(wèi),讓他們斷絕與楚國的關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

          這是晉國走出的第三著高棋。

          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這種刺激,冒然率軍北上攻擊晉軍,終于被晉軍牽上了鼻子。

          當初,晉文公以公子身份顛沛流離時,曾路過楚國,受到楚成王的款待。

          酒席宴上,成王問文公: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谷

          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

          這次,文公果然實踐諾言,面對楚軍的進攻,命令自曹國后撤三舍,與宋、齊、秦三國軍隊一同駐扎在城濮(山東省范縣南)。

          子玉率軍急進,依托丘陵險阻扎營,兩軍對峙于城濮。

          晉文公退避三舍,既是報答以前楚成王給予的禮遇,也是運用卑而驕之、怒而撓之的誘敵之計,子玉再次上鉤。

          楚子玉派大將斗勃向晉文公請戰(zhàn)說: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目焉,晉欒枝答詞卻相當謙恭:寡君聞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

          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

          城濮交戰(zhàn)時雙方的陣容是:晉三軍,即先軫為元帥,統(tǒng)率中軍,郤溱輔佐,狐毛統(tǒng)率上軍,狐偃輔佐。

          欒枝統(tǒng)率下軍,胥臣輔佐。

          楚國也是三軍,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統(tǒng)率中軍。

          子西(斗宜申)統(tǒng)率左軍。

          子上(斗勃)統(tǒng)率右軍。

          楚的仆從國鄭、許軍附屬楚左軍,陳、蔡軍附屬楚右軍。

          四月六日,晉軍在城濮嚴陣以待楚軍。

          子玉狂傲聲稱:日必無晉矣。

          當兩軍接觸之時,晉下軍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馬身上,首先沖擊楚右翼的陳、蔡軍,陳、蔡軍驚駭逃散,楚右軍潰敗。

          楚子玉、子上見右軍潰敗,怒火中燒,加強對晉中軍和上軍的攻勢。

          晉右翼上軍狐毛設將、佐二面旗幟,令二旗后退,引誘楚軍。

          晉下軍欒枝所部也以車輛曳樹枝奔馳而偽裝后退。

          楚子玉以為晉右翼敗退,令楚左軍追擊,所以對陳、蔡及右翼軍潰敗并未理會。

          楚左軍追擊晉上軍時,側(cè)翼暴露,晉先軫、郤溱率中軍攔腰截擊,狐毛、狐偃率上軍夾攻楚左軍,楚左軍潰敗。

          楚子玉見左、右軍皆敗,遂下令中軍停止進攻,得以不敗。

          子玉率殘兵退出戰(zhàn)場,晉軍進占楚軍營地,休整三日后,勝利班師。

          城濮一戰(zhàn)使晉文公建立了霸權(quán),楚國北進鋒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別山以南地區(qū)。

          中原諸侯無不朝宗晉國。

          在城濮之戰(zhàn)中,宋、齊、秦的軍隊雖然到了城濮,但未參加實際戰(zhàn)斗。

          晉國以戰(zhàn)車七百乘、五萬多兵力擊敗楚、陳、蔡、鄭、許五國聯(lián)軍十余萬眾,是一次以少勝多的戰(zhàn)役。

          (此處并無證據(jù)證明楚軍真實兵力比晉國多。

          十余萬僅是后人猜測,切尚有爭議)晉國的勝利在于,認識到楚是強敵,君臣團結(jié)一心,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周密策劃,牢牢掌握著戰(zhàn)爭的主動權(quán),所以終于擊敗了楚國。

          楚國則不然。

          楚自戰(zhàn)勝宋襄公以來,中原諸侯無一能敵,官兵上下已養(yǎng)成一片虛驕之氣。

          子玉雖為一代梟將,不但不能革除積弊,反而更加驕狂。

          面對這樣的大戰(zhàn),竟意氣用事,掉以輕心,結(jié)果被人牽了鼻子,導致戰(zhàn)爭失敗。

          楚成王得到楚軍敗報,派人指責子玉說: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子玉羞憤自殺。

          四月二十七日,晉軍進入鄭國衡雍(河南原陽縣西,當時在黃河南岸),并在踐土(距衡雍較近,當時亦在黃河南岸,在河南花園口黃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宮,向襄王獻俘。

          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

          晉文公要求諸侯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

          晉文公在尊王的旗幟下,順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寶座。

          3結(jié)果編輯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后動手遭殃”。

          在軍事上,“先發(fā)制人”也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早在《左傳》中便有“先人有奪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強調(diào)“兵貴先”、“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張爭取作戰(zhàn)中的先機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絕對的。

          在一定條件下,“后發(fā)制人”也是軍事斗爭的重要手段,它與“先發(fā)制人”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統(tǒng)一。

          其實質(zhì)便是積極防御,即以防御為手段,以反攻為目的的攻勢防御,它常常成為較弱一方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

          春秋時期的晉楚城濮之戰(zhàn),就是歷史城濮之戰(zhàn)城濮之戰(zhàn)發(fā)生于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時期晉、楚兩國為爭奪中原霸權(quán)而進行的第一次戰(zhàn)略決戰(zhàn)。

          在這場戰(zhàn)爭中,楚軍在實力上占有優(yōu)勢,但是由于晉軍善于“伐謀”、“伐交”,并在戰(zhàn)役指導上采取了正確的揚長避短、后發(fā)制人的方針,從而最終擊敗了不可一世的楚軍,“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時期,大國爭霸,最先崛起的是東方的齊國。

          齊桓公死后,齊國內(nèi)亂不已,霸業(yè)遂告中衰。

          這時,位于長江中游地區(qū)的楚國乘機向黃河流域擴展勢力,并在泓水之戰(zhàn)中挫敗宋襄公圖霸的企圖,將自己的勢力范圍發(fā)展到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控制了鄭、蔡、衛(wèi)、宋、魯?shù)缺姸嘀行摇?/p>

          正當楚國勢力急劇向北發(fā)展的時候,在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帶的晉國也興盛了起來。

          公元636年,長期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歷盡艱辛,終于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

          他執(zhí)政后,對內(nèi)修明政治,任賢使能,發(fā)展經(jīng)濟,崇儉省用,整軍經(jīng)武;對外高舉“尊王”旗幟,爭取與國,從而逐步具備了爭奪中原霸權(quán)的強大實力。

          晉國的壯大崛起,引起了楚國的嚴重不安。

          兩國之間的矛盾因此日趨尖銳。

          而圍繞對宋國的控制權(quán),終于導致了這一沖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魯國因和曹、衛(wèi)兩國結(jié)盟,幾度遭到齊國的進攻,便向楚國請求援助。

          而泓水之戰(zhàn)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國,這時看到晉文公即位后晉國實力日增,也就轉(zhuǎn)而依附晉國。

          楚國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優(yōu)勢地位,便出兵攻打齊、宋,并想借此來扼制晉國勢力的東進和南下。

          而晉國也不甘心長期局促于黃河以北一帶,于是便利用這一機會,以救宋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多國聯(lián)軍進攻宋國,圍困宋都商丘。

          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馬公孫固到晉國求救。

          晉國大夫先軫認為這正是“報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機,力主晉文公出兵。

          但是,當時晉、宋之間隔著曹、衛(wèi)兩國,勞師遠征,有側(cè)背遇敵的危險;況且楚軍實力強大,正面交鋒也無必勝把握。

          正當晉文公為此躊躇猶豫之際,狐偃進而向晉文公提出建議:先攻打曹、衛(wèi)兩國,調(diào)動楚軍北上,以解救宋國,這樣就堅定了晉文公出兵的決心。

          戰(zhàn)略方針確定后,晉國君臣隨即進行了戰(zhàn)前準備,將原來的兩個軍擴編為上中下三個軍,并任命了一批比較優(yōu)秀的貴族官吏出任各軍的將領。

          準備就緒后,晉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統(tǒng)率大軍渡過黃河,進攻衛(wèi)國,很快占領了整個衛(wèi)地。

          接著,晉軍又向曹國發(fā)起了攻擊,三月間,攻克了曹國都城陶丘(山東定陶),俘虜了曹國國君曹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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