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樣的
【大學是什么】50位名家論大學 大學是什么
我們在這里給出了很多名人大家的答案，但是當然了，這些全都是“參考答案”。
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場所，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fā)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
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對任何一切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約翰 ·紐曼，19世紀中葉任愛爾蘭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學校長，1873年出版《大學的理念》成為西方教育學最為經典的文獻。
大學不僅是傳統(tǒng)的教育機構，而且是科學研究的中心。
它總是把科學當作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難題來看待，它因此也總是處于研究探索之中。
洪堡，德國現代大學之父，1809年受命改革普魯士的教育體制。
大學把學生培養(yǎng)成有知識、能工作的公民，它進行科學研究，發(fā)展創(chuàng)造新文化新知識，傳播知識給廣大民眾，使之能用這些知識解決經濟、生產、社會、政治及生活方面的問題。
范·海斯，1904-1918年任威斯康辛大學校長，曾提出了對世界高校發(fā)展頗具影響的“威斯康辛思想”。
大學不在訓練人力（manpower），而在培育“人之獨立性”（manhood）。
大學教育在知識以外，更應重視德性的問題。
赫欽斯，被譽為“20世紀最具人文情懷的大學校長”。
1929年起擔任芝加哥大學長期間，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措施。
大學是全心全意獻身于發(fā)展知識，解決各種問題和培養(yǎng)人才，并盡量努力向高水平看齊的特殊組織，是一個學人的樂園。
它不是一個溫度計，對社會每一流行風尚都作出反應。
大學必須經常給予社會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不是社會想要的（wants），而是社會需要的（needs）。
弗蘭克斯納，美國著名教育家，1930年創(chuàng)建了普林斯頓高級研究中心。
現代大學是一種多元的機構，有若干個靈魂目標、權力中心、社群、若干種職能、為若干種顧客服務等等。
整個大學就是一個錯綜復雜的職能網絡，社會在變化，培養(yǎng)、教學、科研、服務等職能也因之變化。
克拉克·克爾，20世紀中葉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
他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學觀”更為現代大學的轉型奠定了基礎，被稱為當代高等教育轉型的設計師。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
蔡元培，1916年至 1919年任北京大學校長，20世紀初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制度的創(chuàng)立者。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大學實行通才教育，主張健全人格，由教授治校，有學術自由探討的風氣。
梅貽琦，1931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帶領清華走過了第一個黃金時代。
同蔡元培同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家。
大學教育的最高目標是培養(yǎng)承擔社會責任，轉移社會風氣，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能夠思考解決重大問題、復雜問題的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培養(yǎng)各行各業(yè)的專家。
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
編有《大學精神》一書。
大學之所以稱為大學，關鍵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大學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嚴謹求實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負的文化，是崇尚學術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文化。
楊福家，復旦大學前校長，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首位英國大學華人校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
（出自《大學》）《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也。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朱熹，南宋思想家，程朱理學集大成者。
大學教育除了給人以專業(yè)知識外，還應讓學生擁有一個清楚的頭腦，一顆有熱情的心。
馮友蘭，中國當代哲學家，著有《中國哲學簡史》，是了解中國哲學的首選讀本。
高等教育學習的目的不在實用，而是為了鍛煉“純粹思維”的能力，激發(fā)學生了解“理念世界”、追求“純粹真理”的興趣。
這個階段的教育結束后，大多數人擔任政府官吏，少數出類拔萃的人，再以5年時間學習辯證法。
這些人就成為哲學家，可以擔任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的職務。
柏拉圖，古希臘哲學家，西方思想的偉大創(chuàng)始人之一，西方高等教育機構的開創(chuàng)者。
大學的根本任務是培養(yǎng)人，即以人為本。
不僅要傳授學生專業(yè)知識，更要培養(yǎng)他們的人文精神。
費希特，德國哲學家，1810年被推選為柏林大學首任校長。
如果大學不僅提供知識和領悟（方法），而且還教以信仰和“理想”的話，這就超越了科學與學術的界限……”很多大學教師，大多數并不是“激進”的政界的人物，卻要充當“政治家”式的政界的中介人，不能遵守作為義務的自律，把培養(yǎng)學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觀作為教育的特權和當然的任務，正是這樣的傲慢自大，會導致大學走進死胡同。
馬克思·韋伯，社會行動理論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會學的奠基人，近現代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與少壯從事創(chuàng)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
在中學階段，學生伏案學習，他們應該站起來，四面望。
懷海德，英國哲學家，與羅素合著的《數學原理》成為英美哲學邏輯實證論的必讀經典。
大學作為一種高等教育機構，目的是讓幾乎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
它的功能是文化傳播，專業(yè)教學，科學研究和新科學家的培養(yǎng)。
奧爾特加·加賽特，西班牙著名思想家，現代大眾社會理論的先驅，加繆譽之為“尼采以后歐洲最偉大的作家”。
大學應該拋棄其研究職能，把精力集中到從事自由教育和專業(yè)教育上。
悉尼·胡克，法蘭克福學派著名學者，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
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不同，它原則上是真理，人的本質，人類，人的形態(tài)的歷史等等問題應該獨立、無條件地被提出的地方，即應該無條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見的地方。
德里達，當代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思潮創(chuàng)始人。
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高深學問。
大學是以認識論和政治論兩種高等教育哲學為基礎確立其地位的。
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
布魯貝克，美國教育哲學家，他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學》是西方第一部從哲學角度對高等教育進行研究的專著。
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這是很大的問題。
錢學森，中國科學家，火箭專家，長期擔任中國火箭和航天計劃的技術領導人，對航天技術、系統(tǒng)科學和系統(tǒng)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開拓性的貢獻。
大學教人的道理，在于使人們凈化個人的心靈，陶冶個人的情操，培養(yǎng)個人的善良美德，在于團結群眾，教育群眾，棄舊揚新，從而使人們達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我們的大學培養(yǎng)人，不僅僅要適應目前的市場經濟和經濟建設的需要，而且更應該站在市場經濟的前面，站在社會發(fā)展的前面，去引導市場經濟，引導社會發(fā)展。
大學培養(yǎng)的不是今天的人才，而是明天、后天、21世紀的人才。
楊叔子，中國科學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在大學，理科學生學一些文科知識是很重要的，當代學科都是互相交叉的。
跨學科領域的研究無疑是今后研究的重點，沒有“跨領域”研究就沒有創(chuàng)新，多方面的、跨領域的知識會提供更多的成功機會，這在我個人的工作經歷中也得到了證明。
王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漢字激光照排系統(tǒng)的創(chuàng)始人和技術負責人。
他的成果被譽為“漢字印刷術的第二次發(fā)明”。
過去幾十年臺灣的迅速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已經使我們的大學校園帶有一種明顯的實用主義氣息……如果我們不盡早采取措施，我擔心大學所崇尚的人文主義理想和精神會喪失殆盡，大學會降格為一種庸俗的教育場所。
陳維昭，前臺灣大學校長，臺灣大學醫(yī)學院教授。
1979 年成功地分割“忠仁、忠義連體嬰”，是全球第四例。
隨著倫理、道德、信仰、哲學、科學的深刻變化，人類開始意識到，未來將不再是過去的重演。
這種時代趨勢給教育帶來深刻的影響。
從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復僵硬的知識或真理，而是創(chuàng)新。
而大學最重要的品質也不再是守舊的穩(wěn)定，而是迎著風險追求進步。
李開復，曾創(chuàng)立微軟亞洲研究院。
2005年7月加盟Google，擔任中國區(qū)總裁一職。
五十多年來中國的大學培養(yǎng)了幾代畢業(yè)生，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是無法估價的巨大。
沒有五十多年來中國大學畢業(yè)生的貢獻，今天的中國不可能是目前所達到的狀況。
我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最好的大學對中國的貢獻，比哈佛今天對美國的貢獻大；中國二流的大學對中國的貢獻，也比美國二流的大學對美國的貢獻大。
楊振寧，美籍華人，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
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質量。
一所真正偉大的學校，應該猶如一個核心，能聚集來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
詹姆斯.科南特，曾任哈佛大學校長。
二戰(zhàn)期間，他是組織美國科學的中心人物，包括開發(fā)原子彈。
大學的目的并不在于教給學生一些知識，而在于為其養(yǎng)成科學的精神，而這種精神無法靠強制，只能在自由中產生。
施萊爾馬赫，德國哲學家，著有《論宗教》、《基督教信仰》等。
他認為宗教是“從有限中獲得的對無限的感覺”，宗教就是人類普遍具有的“絕對依存感”。
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
……教育，是人們遺忘了所有學校灌輸的知識后，仍能留存的東西。
愛因斯坦，舉世聞名的德裔美國科學家，現代物理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
他創(chuàng)立了代表現代科學的相對論，并為核能開發(fā)奠定了理論基礎。
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并且培養(yǎng)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
竺可楨，當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
曾任浙江大學校長。
諸君皆系大學生，然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
馬相伯，1903年創(chuàng)辦震旦學院。
1905年創(chuàng)辦復旦公學，并兩度擔任該校校長（監(jiān)督）。
夫大學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學問，大學校之學課，又復網羅人類一切之系統(tǒng)智識，則大學校不僅為一國高等教育之總機關，實一國學問生命之所在，而可視之為一學問之國家者也。
梁啟超，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戊戌維新運動戊戌變法領袖之一。
大學的根本任務是培養(yǎng)人才，大學有責任成為基礎研究和原始創(chuàng)新的重要源頭，成為社會探索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重要力量，成為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學不謀求成為一個利益集團。
萬鋼，中國科技部部長、原同濟大學校長。
2004年成為同濟大學校長，新能源汽車工程中心主任，同時被科技部聘任國家863計劃電動汽車重大專項首席科學家，并承擔了燃料電池轎車項目。
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必須是發(fā)源于本土的種子，而不能在枝繁葉茂、發(fā)育成熟之際，從英格蘭或德國移植而來。
它不同于棉紡廠，運營6個月就可以滿足一種迫切需要。
一所大學不是靠多在報紙上發(fā)表一些社論，大量發(fā)布廣告，或多拍幾封電報就能建立起來的。
美國的大學在成立之初就決不是外國體制的翻版。
查爾斯·艾略特，哈佛歷史上最杰出的校長，正是在他在職的四十多年里，哈佛從一個地方性的大學發(fā)展成世界頂尖的學校。
你們學生是中國的未來，你做的決定、執(zhí)行的方式，即將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你們是這個國家未來的領導人，你們的領導方式和你們的價值取向對英國人民也會產生影響
布萊爾，英國前首相。
這種自由包容的校風之下，長久之下北大為這個國家、為這個社會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
尤其在國家、民族需要的時候，可以說都是能夠挺身而出，各領風騷。
不但為整個國家民族和社會做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感時、傷時、憂國的情況。
連戰(zhàn)，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無所附麗。
國之先務，莫大于是。
（胡適引一英國教師所言）胡適，現代學者，歷史學、文學家、哲學家。
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校長。
一個大學的歷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書面的記載里，在建筑的實物上，當然是的。
但是，它同樣也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相對而言，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時間是有限的，但它畢竟是存在，而且這個存在更具體，更生動，更動人心魄。
季羨林，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
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
文化重建，價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應該是大學的任務。
因此，大學生的問題，正是大學教育的問題的折射；用廉價的贊頌來掩蓋大學生的問題，其實質就是要掩蓋中國大學教育的問題。
錢理群，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代著名學者，理論家，北京大學博士導師，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研究方向，寫下了大量研究著作。
1930年代的中國，那是中國大學的黃金時代，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培養(yǎng)的、留學回來的學生，都比不過那個時代培養(yǎng)出的人才。
才、學、識和膽氣都不如。
這是學校的問題：那個時代的大學能容納許多有怪癖的大師。
今天的大學連我一個普通教授說幾句話都容不得，大師們就算活到今天，也會被大學驅逐出去的。
張鳴，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因為和其領導之間發(fā)生了一點在他看來非常嚴重的沖突，被撤去主任職務。
“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于“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
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tài)。
好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
陳平原，現為北京大學教授，著有《大學何為》。
不論是作為批評和創(chuàng)造的前沿，還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或是后工業(yè)社會的“軸心組織”，由它們標示的大學形象都是相當現代的，但內蘊在這些現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風暴搖撼、不受時光溶蝕的大學之魂：以超脫于任何潮流，超脫于任何階級、派別和權力機構的獨立精神去保持和發(fā)展人類自由知識和人類價值。
蕭雪慧，女，倫理學者，致力于以倫理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人文科學研究。
現任職于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
著有《教育：必要的烏托邦》。
如果竺可楨在、蔡元培在、童第周在，就可以是一流的。
判斷一所學校，我看人，不看大學。
陳丹青，當代藝術家，他的《西藏組畫》被認為是文革后劃時代的現實主義經典油畫作品。
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人員的積極參與——所有參與者的智力、驅動力或者承諾——這是大學走向成功的關鍵。
一流大學要有一流的師資，一流的學科，一流的成果，一流的學生，一流的設施，當然一流的領導與管理更是成功的要素。
陸登庭，曾任哈佛大學校長。
現為該校榮譽校長。
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
徐志摩，中國詩人、散文家。
代表作有《再別康橋》。
大學是一個賠本生意，不應該看作是要賺錢的，不應當用金錢來衡量。
因為人才是整個中國最需要的，用金錢來衡量是很不應當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大學應該）替我們國家、替全世界培養(yǎng)人才，培養(yǎng)領袖人才，培養(yǎng)能夠為社會服務的人才，培養(yǎng)能夠推動人類認識自然界、認識世界的人才。
讓我們的境界能夠得到提升，能夠和世界上的文化結合起來，這才是大學應該做的事情。
丘成桐，“華人數學第一人”、國際最頂尖的數學家之一。
因披露國內高校海外人才引進存在漏洞而備受關注。
大學能培養(yǎng)一切能力，包括愚蠢。
契河夫，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
建一所大學，等于毀掉十所監(jiān)獄。
雨果，是19世紀前期積極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法國文學史上卓越的資產階級民主作家。
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zhàn)的，即使只有自己。
魯迅，中國現代著名作家。
代表作有小說《狂人日記》，雜文集《野草集》等。
在公眾輿論控制的社會中，大學應當成為一個精神的島嶼。
有了這個精神島嶼，大學才不會淪為一個精神荒蕪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為一個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索爾·貝婁，美國著名猶太裔作家，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他在給《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一書作序時這樣說。
后記大學是什么
我們用若干筆墨來追尋的這個問題一定有一個答案的，只不過對每一個人而言，可能不同。
大學應該是“精神”的，上大學卻可以是功利的；當下有很多大學是功利的，我們上大學還可能是“精神”的么
很遺憾，我們問了一個問題，但是卻無法回答；我們找了很多答案，最后還是發(fā)現迷失在眾多的答案當中。
是因為世界本來復雜，還是大學太過深邃
最后借一次大學辯論賽上某個辨手的總結發(fā)言來結束我們這個巨大的問題，但是請注意，在你身在大學的一千多個日子里，總有那么一些時候，“大學是什么”這個問題會偷偷的爬進你的頭腦，折磨你，直到你給它一個答案。
“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名大學生，我們很容易就忘記了追求大學的本質精神而著重去追求那些社會上的東西，比如工作，比如職位，比如出國、比如勾心斗角、比如爾虞我詐，可是大學偏偏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它不是務實而應該很大程度上是務虛的，它為每個即將走上社會的人們提供一個最后的純潔的精神樂園，它是浮華中的一片凈土，是不隨世風而變化的伊甸園。
……我們一起來尋找答案好嗎，讓世界告訴我們，大學的路啊，究竟通向何方
” 謝謝
熊十力是絕食而死嗎 國學大師熊十力是什么人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夏歷正月，熊十力生于湖北省黃岡縣上巴河張家灣。
光緒十八年（1892年），家境貧困，為鄰家牧牛，閑時隨父在家識字。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入父親掌教之鄉(xiāng)塾讀書，初習五經章句，次及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長兄仲甫送熊十力從學于鄰縣圻水何昆閣門下。
受其影響，喜讀晚明諸先生書，尤愛船山書，并興救國之志。
熊十力從學何先生僅半年，因家貧及同學忌諷，輟學歸家。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與王漢、何自新共游江漢，同謀革命。
入武昌新軍凱字營第31標為兵卒，謀運動軍隊，聯(lián)絡黨人。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由行伍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仍密謀革命。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與劉子通等聯(lián)合軍學界有志之士，成立黃岡軍學界講學社。
由何自新介紹加入日知會。
以后數年曾參與武昌起義、二次護國討袁運動。
民國七年（1918年），深感“黨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撥亂反正
”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學術一途。
是年，將民國三年（1914年）至民國七年（1918年）間的讀書札記、書信、雜論及為友人所撰傳記、序文共25篇合刊為《心書》自印出版。
民國九年（1920年），由梁漱溟推薦赴南京支那內學院，從學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
民國十年（2021年），草撰《唯識學概論》初稿。
其間首尾三年，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chuàng)獲，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民國十一年（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應蔡元培之邀，熊十力聘為北京大學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
一到北大，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并重，生活與學習一致。
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批判，并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
民國十二年（1923年），唯識學講稿始由北京大學出版組正式出版，名《唯識學概論》。
民國十三年（1924年）秋初，隨梁漱溟赴曹州的山東省立第六中學任教。
民國十四年（1925年）春，應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學執(zhí)教。
秋，因武大校長易人，又返回北大。
為講授因明學之需，自秋涉冬刪注窺基之《因明入正理論疏》，年底事畢。
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三月，開始改寫《唯識學概論》。
七月，《因明大疏刪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
因用思過勞，始患神經衰弱之癥。
民國十六年（1927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學休養(yǎng)，常與湯用彤、李石岑等論學。
后移往杭川養(yǎng)病。
民國十七年（1928年），應湯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作短期講學。
時唐君毅就讀中大，始從游于熊十力。
民國十九年（1930年），仍住杭州廣化寺療養(yǎng)。
經浙江省圖書館館長單不庵介結，結識馬一浮。
《唯識學概論》經重新修訂，易名《唯識論》出版。
由弟子高贊非、張立民記錄校訂先生在民國十三年秋至民國十八年秋四年間，與朋友、學生論學之語及書札，編輯成冊，名為《尊聞錄》自印出版，分贈好友。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新唯識論》（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圖書館出版發(fā)行，標志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
馬一浮作序并題答。
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
其師歐陽閱后痛言：“滅棄圣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
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十力其書進行系統(tǒng)破斥，指責他“于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并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
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zhàn)，并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
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fā)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十一月，返回北大繼續(xù)教授唯識學。
時牟宗三就讀北大，始從學熊十力。
常與張申府、張岱年兄弟、林宰平、湯用彤、李證剛、鄭天挺、陳政、羅庸、羅常培等往來論學。
十二月，內學院年刊《內學》第六輯刊登劉定權（衡如）的《破新唯識論》一文，歐陽竟無師為之作序。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太虛法師于《海潮音》14卷1期發(fā)表《略評新唯識論》一文。
二月，撰成《破破新唯識論》，酬正內學院師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
八月十七日，在《大公報》發(fā)表《循環(huán)與進化》一文。
秋，周叔迦的《新唯識三論判》一書，由北平直隸書局出版，對《新唯識論》《破新唯識論》《破破新唯識論》提出批評。
民國二十三（1934年）四月八日，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無吃無教》一文。
六月十日，又發(fā)表《英雄造時勢》一文。
九月二十日，在《大公報》發(fā)表《易佛儒》一文。
時與錢穆、蒙文通、張孟劬、張東蓀昆仲相過從。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在《史學》（北大出版）一期發(fā)表《請誥授奉直歸州學正傳雨卿先生傳》。
六月，于《安雅學刊》一期發(fā)表《讀經》一文。
十月，于《文化建設》1卷9期發(fā)表《文化與哲學》一文。
二十八日，于《大公報》發(fā)表《答伍庸伯》一文。
八月三十日，就中國哲學會成立，在《大公報》上發(fā)表《為哲學年會進一言》文，提出中國亟需一種新哲學。
十月，由弟子云頌天、謝石麟存錄整理熊十力在民國二十一年冬至民國二十四年秋，三年間與友人論學書及筆札的《十力論學語聯(lián)略》一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一日，在《中心評論》第2期發(fā)表《答朱進之》文；二十一日發(fā)表《論不朽書》。
三月二十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發(fā)表《關于宋明理學之性質》。
八月，始撰寫《佛學名詞釋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
十二月，在《哲學評論》7卷2期上發(fā)表《佛學名詞釋要》中的28條詞釋。
始用《佛家名相通釋》一名。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佛家名相通釋》由北大出版組出版發(fā)行。
是年，于湖南郴縣創(chuàng)“十力中學”，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由鄂入川。
夏，為諸生開講中國歷史，弟子記錄整理成冊，名《中國歷史講話》，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石印若干冊。
冬，指導錢學熙翻譯《新唯識論》文言本為語體。
擬再譯成英文做準備。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于樂山創(chuàng)，應邀擔任講席。
九月十七日，撰《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
未幾，與馬一浮相處不和，離開復性書院，時武漢大學遷至樂山，應朱光潛之邀，前往作短期講學。
冬，韓裕文續(xù)接錢學熙翻譯《新唯識論》，完成轉變章，至是，《新唯識論》（語文體）上卷脫稿。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卷，由呂漢財資印二百部。
是年，梁漱溟創(chuàng)勉仁書院于北培，約先生前往主講。
民國三十年（1941年）四月，周封歧資助印行《十力語要》卷二四百部。
秋，由先生自己翻譯的《新唯識論》（語體文）中卷脫稿。
十月，赴北培勉仁書院擔任主講。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中兩卷由勉仁書院哲學組出版。
六月，《論周官成書年代》一文發(fā)表在《圖書季刊》第2期。
《思想與時代》刊物第12期起，連續(xù)發(fā)表《論體相》《論玄學方法》《儒家與墨法》《談生滅》等文。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春，《新唯識論》（語體文）下卷完成，將上、中卷合為一書，并做一些改動。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在《哲學評論》8卷5期刊載《新唯識論問答》一長文。
二月，始撰寫《讀經示要》。
三月，《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
十一月《讀經示要》完稿。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在《中國文化》第一期發(fā)表《論漢學》一文。
十二月，《三民主義》半月刊7卷8期上發(fā)表《說食》一文。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回北京大學執(zhí)教。
夏，孫穎川主持黃?；瘜W社，特邀請熊十力回蜀負責哲學部工作。
發(fā)表《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講詞。
刊于《黃?；瘜W社附設學研究部特輯》囑王星賢整理抗戰(zhàn)期間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語要》卷三。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春，由重慶返回北大。
六月，《學原》1卷2期發(fā)表《答牟宗三問格物致知書》。
《哲學評論》十卷五期發(fā)表《與柏特教授論哲學之綜合書》；《龍門》1卷4期發(fā)表《論關老之學書》；七月，讀《大智度論》，并作《讀智論鈔》。
《東方與西方》1卷4期發(fā)表《讀智論偶抄》。
八月，就《學原》1卷4期發(fā)表《略說中西文化》。
《哲學評論》10卷6期發(fā)表《論本體書與說理書》。
《龍門》1卷6期發(fā)表《讀汪大紳繩荀》。
《世間解》第3期至第7期連續(xù)發(fā)表《讀智論抄》。
十月，“十力叢書”之《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和《十力語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應聘至浙江大學講學。
五月，《學原》1卷12期發(fā)表《論事物之理與天理：答徐復觀》。
2卷1期發(fā)表《略談新論旨要》（答牟宗三）。
冬，南下廣州，命黃艮庸作《新論平章儒佛諸大問題之申述》一長文，答辯印順法師《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文。
1949年1月，輯成《十力語要初續(xù)》，12月由香港東升印務局印行。
2月，《讀經示要》由正中書局重版發(fā)行。
1950年1月，《韓非子評論》在《學原》3卷1期直發(fā)表。
仲秋，撰成《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書。
11月，《摧惑顯宗記》由大眾書局印行。
是年，應董必武、郭沫若之請，由廣州途經武漢返回北京。
1951年5月，《論六經》一書完稿。
1952年中秋，作《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壬辰刪定記》。
1953年，熊十力再次來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后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十力心情甚為舒暢。
在這難得的安定環(huán)境中，不但繼續(xù)著書立說，先后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
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氣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筆耕不輟。
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脫稿。
1955年夏，作《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一長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并將上下卷同時由上海龍門聯(lián)合書局正式出版發(fā)行。
全書共33萬余字，重點發(fā)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
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后共8種，凡130萬言。
1957年冬，《體用論》脫稿。
1958年4月，《體用論》由上海龍門聯(lián)合書局石印出版。
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1959年4月，《體用論》由上海龍門聯(lián)合書局出版。
夏，開始撰寫《乾坤衍》。
《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
1960年，繼續(xù)撰寫《乾坤衍》，體弱多病，寫作艱難。
1961年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學出版社印行。
1963年1月，開始起草《存齋隨筆》，12月完稿。
書稿由封用拙謄正，擬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5年，董必武推介熊十力讀《實踐論》《矛盾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殘。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絕飲食，后改為減食，以求速死。
但仍不停地寫書，寫了又毀，毀了又寫。
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藥，送醫(yī)院前已發(fā)高燒。
在虹口醫(yī)院治療后基本好轉，但他習慣于一清早開窗，又患感冒。
病體衰弱，大便用力過猛，心力衰竭，搶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時與世長辭，終年84歲。
中國近代歷史名人
最有名的是孫中山，另外有洪秀全，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周恩來，，朱德
跪求關于中國教育
我們的教育曾經很偉大 張伯苓，是我國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為，給他一個支點——教育，就能救國：“我認定救國在教育”，“解決世界大難題，要在教育”。
當思想界高舉主義大旗，使民主與科學政治化時，他卻在社會化與實業(yè)化的教育中將它們坐實，他說：“教育事業(yè)，(乃)強國之最善股票。
” 股票是產業(yè)化的，要向社會發(fā)行，以實業(yè)支撐。
向社會發(fā)行，使教育社會化；以實業(yè)支撐，使教育實業(yè)化。
社會化，使教育獨立；實業(yè)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獨立和自立，就是張伯苓救國的“阿基米德”點。
民主與科學，在此“支點”上，方能啟動。
南開新私學，便是一次“啟動”的實驗。
“我不是乞丐” 為了使教育獨立，張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紳嚴修(字范孫)、津商王益孫，每月助銀200兩啟動。
加以范孫先生的聲望支持，伯苓募捐，較為順利。
邑紳鄭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畝，作建校用，津人稱洼地為“開”，故名“南開”。
新校建設費，得前大總統(tǒng)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計銀2.6萬兩(徐世昌與嚴范孫為同科舉人)。
袁世凱捐助1萬元建禮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學校擴大，開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銀200兩，嚴修兒女親家、直隸提學使盧木齋撥公款助經常費月銀百兩。
不久，徐世昌、王益孫因戰(zhàn)亂停捐。
嚴家產業(yè)亦受上?！跋鹉z股票”牽連，停了捐款。
提學使傅沅叔(編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將兩所中學，歸并南開，兩校經費，年銀8000兩，亦撥給南開使用，可學校卻要改稱公立南開中學，不過，仍歸私人經營。
當時，公私之分，以“集資公款名為公立中學，一人出資名為私立中學”。
伯苓致信范孫先生，言南開中學，因私捐一時斷源，只得暫蔽公款之下。
范孫獲悉，遂挪借各種款項，維持南開學校日常費用，留下私學一脈。
新私學，雖時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終歸無恙。
自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贊助。
又擬募集基金130萬元，按月利五厘計，以維持大學每年經常費。
嚴、張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以籌款事奉托。
此次南下，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集大洋8.5萬余元，聊敷開辦之用，可大學之經常費用，仍無著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孫先生，重訪李純。
因李純病重，未能謀面。
他使人轉告，前所囑籌集基金一事，毋慮，盡可寬心離去，他自有辦法。
伯苓返津，不及兩周，李純因病魔自戕。
其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
以民國元年公債280萬元兌付，經由財政部抵換六厘公債，實收入87萬元。
合計，可得月息6500元，與開辦之初經常費之預算吻合。
基金依議啟動，可伯苓未稍懈，又引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
該基金會欲捐助我國兩所私立大學，經考察，確定捐資對象為東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捐資數目各25萬元，要以本國配捐一半為條件。
伯苓方為難時，袁世凱的嬸嬸袁太夫人聞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認捐。
當年，嚴修為袁世凱抗辯未果，憤而辭官。
袁感銘于心，東山再起時，即贈一筆款與嚴修，盛情難卻，嚴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
后來袁家敗落，其子女生計多賴此款維持。
袁家感激嚴修，大凡南開之事，都積極參與。
“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樓下為物理實驗室，中為生物實驗室，上為化學實驗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銀10萬元建筑的。
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會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無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務社會之精神，則或為一般婦女所不及。
現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機會，既遠多于袁太夫人，茍能獲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則中國將來何患不強
”(《南開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稟慈命，捐了7萬元。
此數，雖不及一半，但伯苓終于敢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條件。
自洛克菲勒基金進校，校園內，一派建設氣象，各項設施，多于此時興建。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派員來調查，以南開中學成績優(yōu)異，給予補助1.5萬元，又議決，3年內撥助大學10.5萬元，擴充理科，后又加撥6萬元。
盧木齋個人捐資10萬元，建南開大學圖書館。
張學良亦認捐南開大學基金20萬元。
原大學公助經費，由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按月付洋2萬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財政部自中央銀行按月?lián)芨叮隧椊涃M，亦為學校經常費主要來源。
至此，南開系列學校，各部經費來源，基本趨于穩(wěn)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對于新私學的支持。
教育要獨立，除了爭取國內外各種社會資金的支持，還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或以民主的名義執(zhí)政時，可以因勢利導之。
學校發(fā)展了，經費問題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缽。
他說：“余為學?；I款，常因不成而不豫”。
談到“不豫”的尷尬，嘆曰：我不是乞丐。
“糞水”與鮮花 南開，這朵新私學的鮮花，總算綻開了。
開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園———天津。
所謂“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時期，那些來自北京的下野軍閥政客和清朝皇室宗親以及各式各樣的遺老遺少。
他們隱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賦閑在家，過著富有而閑淡的生活，暗中卻依舊操縱北京政局，影響天津的政治、經濟與文化。
他們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著北京。
“寓公”們，與范孫先生人脈很深。
伯苓在他們之中募捐，如魚得水。
南開大學成立時，江蘇督軍李純的祝詞，就提到了他們：“自兩先生計劃書出，黎前總統(tǒng)、馮前總統(tǒng)、徐大總統(tǒng)、曹督軍、閻督軍、孟督軍、陳督軍、曹省長莫不起而贊成。
純亦勉趨其后。
”(李純：《南開大學正式成立祝詞》，《校風》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
)對南開，他們沒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個人傾向，作為交換條件伯苓先生以南開這片凈土，喚醒了他們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責任感。
據初步統(tǒng)計，以大洋計，軍閥對南開的捐助，前后有150多萬元。
當許多國立大學和政府機構，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國庫的正常資助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南開卻能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局面。
可青年學子卻不以為然，他們勸張校長“不要軍閥的臭錢”。
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說：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培育出來。
這比喻，有失公道，卻亦無奈。
軍閥的名字，似乎總與戰(zhàn)亂相系，被我們的歷史觀封存起來。
今天，我們不妨揭開封條，回顧一下歷史，然后回答：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興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軍政，軍政沒文化，反而能兼收。
南京有黨治，黨治有黨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識形態(tài)化。
因此，黨治之下，文化退化。
試以蔡元培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當得很大，堪稱黨治要員，可還算個教育家和思想家嗎
放在這樣的視野里來看北洋時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樣對南開新私學的支持，北洋政府讓南開中學暫蔽于公款之下，條件一成熟，就讓它私有化，而蔣介石卻要將南開大學收歸國有。
一是不自覺地支持了教育獨立，而另一卻有意取締之。
就像當年請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一樣，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正如當年用黨化手段廢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廢了張伯苓。
可伯苓先生卻“厭談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辦實業(yè)，后談政治。
從實業(yè)中拿錢出來，去辦政治，不是從政治中拿錢出來，去買議員。
這種先實業(yè)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夢。
他拿軍閥的錢，獨立自主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難道不是政治
南開的“天之道” 南開學校經費來源，共有10項，其中5項，為自營收入。
募捐與自營相結合，造就了教育獨立的實體及其實業(yè)化辦學模式。
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的趨勢。
1925年，教育部特派員劉百昭到南開視察，結論云：“就中國公私立學校而論，該校整齊劃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財，求教育獨立，更以自營，謀教育自立。
南開第20年度經費收支狀況表，將學校收入款項分為5大項，其中3大項為自營收入，這一年的租息及雜項收入，竟然超過學費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開中學成立之日起，學費就是學校的主要收入。
由于生源充足，學費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嘗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
”但南開兼容貧困學生，以“試讀生”養(yǎng)免費生。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
試讀一年，考試及格，轉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費，才能續(xù)讀。
學費雖高，但南開卻沒有靠學費來贏利，而是使學費收支平衡。
其時，國內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的。
如北平民國大學，生源多為投考國立大學的落榜生，人數頗大。
還有一些大學，則別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語道破：“大多數乃專為欲分潤各國將退還我國之庚子賠款。
”這樣一哄而起辦私學，想發(fā)國難財，當然好景不長。
教育獨立，此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則為現代化要求。
南開新私學，從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適應現代化要求，走了一條實業(yè)化的路。
“大工廠”之定位 論中國近現代教育，有兩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近代化的轉換，張伯苓則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國近代教育超越了傳統(tǒng)政治文化，張伯苓則為中國現代教育探索了實業(yè)化道路。
他們留下了兩筆寶貴遺產：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傳統(tǒng)和張伯苓的實業(yè)化的教育路線。
何謂實業(yè)化教育路線
伯苓說：外國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
學校視社會需要而定教育方針。
也就是教育為體，實業(yè)為用。
學校管理，采用企業(yè)通行的董事會制，九名董事，統(tǒng)管大學、中學兩部，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大學部、中學部各設主任一人，由校長推薦，董事會批準。
董事會職權，為籌募經費，議決預算，審查決算。
學校章程制定及變更，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發(fā)給學生畢業(yè)證書及授予學位，也由董事會決定。
以此為模式，南開大學下屬各院、系、所，亦自籌經費，自設董事會。
捐資創(chuàng)辦南開者，如嚴范孫、徐世昌、王益孫、范靜生、李秀山等，都做過校董，李組紳、范旭東等大商家，也曾為院系所之董事。
此外，還有一部分學界和社會名流，以其名望和經驗，任南開校董，如蔣夢麟、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吳達詮等，如企業(yè)之獨立董事。
以實學培育國家“財力” 南開大學的學科建設，是實學化的。
南開的“土貨化”思想，除了洋為中用，還有就是實用。
實用之學，當然就是“實學”了。
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
這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的救國抱負。
大學擴充后，改文、理、商三科為三院，分設歷史、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商學、會計、統(tǒng)計、銀行等11系。
不久，原來文學院的經濟系發(fā)展為經濟學院。
而文學院下，又增設了英文系、政治學系、哲學教育系；經濟學院，則開了農業(yè)經濟系、工業(yè)管理系、運輸學系、經濟史學系、統(tǒng)計學系、經濟研究所等。
理學院也增加了醫(yī)學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
這樣的學科設置，偏于實用，培養(yǎng)的人才也趨于實用。
伯苓在美國發(fā)現：他們最大的發(fā)達，就是財力。
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yǎng)“財力”。
而他的每一個學生，都理應是國家的一份“財力”。
從理學院到工學院，理科教育越來越“財力”化。
從文學院到經濟學院，文科教育也趨于“財力”化。
那時，我國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對于實業(yè)化教育路線，批評者多。
有人說，“南開大學有文科而無中文系”，是因為“張伯苓自己文筆不通”，南開“不注重中文”，使得“整個學校鄙俗不堪”，沒有文化。
有人說，“張伯苓以實用為科學的重點，是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
張伯苓只配做一個職業(yè)中學的校長，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校長。
” 果真如此嗎
顯然有誤解。
南開欲立“東方文化研究所”，梁啟超要牽頭，惜未辦成。
范孫先生曾訪李叔同，請他主講國學，亦終未出山。
至于所言“科學”者，就更是“不見泰山了”。
我國私立大學，辦理科者本不多，因為理科“不經濟”。
可伯苓先生卻認為，理科是基礎，不僅科學思想的興起，對傳統(tǒng)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將科學思想轉化為“財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財力”這一點上，民主與科學思想被他坐實了。
南開“貨” 南開最大的“財力”，還是學生。
伯苓戲稱學生為“貨”，對南開“貨”，他有信心：南開“工廠”造人才，在社會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塘沽永利(永利制堿公司)、久大(久大鹽業(yè)公司)已經承認我們的貨了。
”“我們南開工廠造人才，本地銷路少，別處多銷也好。
”“充實我們的工廠，造就學生到各處去。
” 為此，他親自推銷，為他的“貨”開拓市場。
華西公司聘他為董事，他欣然同意，“為的是銷銷大學、中學的貨”。
他的“貨”有成長性：“若干年后長起來，我們的貨更容易銷。
”他呼吁：“造就學生到各處去，特別是西南
” 在一次開學典禮上，他說：新來的學生很多，為什么來
不是要點什么嘛。
要什么
要職業(yè)，南開“貨”，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業(yè)了。
化工系學生，畢業(yè)時，“每人皆有選擇兩三個職業(yè)的機會”。
而商科畢業(yè)生，因南開對“工商以及銀行界之貢獻，可謂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畢業(yè)生，特別是商科的，在畢業(yè)前，即已應聘一空”。
這樣緊俏的南開“貨”，質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說，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
民國中央研究院選舉中國第一屆院士，81人中就有南開9人：姜立夫、陳省身(數學)，吳大猷、饒毓泰(物理學)，殷宏章(經濟學)，湯用彤(哲學)，李濟(考古學)，蕭公權(歷史學)，陶孟和(社會學)。
后來在臺灣被選為院士的又有梅貽琦等人。
這樣的“貨”，豈止是“財力”
簡直就是國寶。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為“不倒翁”。
“非不倒也，倒后能復起也”。
“復起”靠什么
靠民主。
訪美時，他發(fā)現教育的第一要義，是民主。
遂與范孫先生一起，于南開內部，行股東民主制。
南開以私立興學，投資者為股東，而有南開“人民”資格。
伯苓曰：“徐菊人先生雖為總統(tǒng)，終為本校舊校董，亦系一人民資格。
”“人民”，在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無窮大”了。
南開新私學，即從股東民主制入手，行漸進之民主。
先行股東議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繼而行學生自治之民主，待學校民主制建設完成，再從學校擴大到社會各界，推進至國家政府。
此為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實用主義的實驗方法。
而伯苓先生倡導的股東制的“民”，首先是投資者。
他歡迎這樣的“人民”，成為南開的“民主”———“東家”。
那時，私立學校紛紛落馬，而南開不倒，就在于民主化。
他希望南開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舉“私立民有”的旗幟，每遇危機，都以民主化險為夷。
當范孫先生以一人之財力私立南開時，就從未將南開據為私有，當伯苓先生恭稱范孫為“南開校父”時，不僅以創(chuàng)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
伯苓言：“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校。
”此語，不僅發(fā)自他們內心，而且立為南開新私學的宗旨。
(附注：據陳明遠先生研究：1900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70元；1911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50元；192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3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30元。
)(P1156591) 嚴修 嚴修，字范孫，津籍，光緒十年(1884年)進士。
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清末憲政失敗后，辭官，不再從政。
他以為，新政難以治國，不妨先做“齊家”實驗，南開新私學由此一念誕生。
經“庚子事變”，新政又起，袁世凱受其影響，聯(lián)絡張之洞等，請廢科舉制，而終于成功，遂請他督學直隸，適逢袁、張二人入閣，欲行君主立憲于中國，故請嚴修署理學部。
嚴修借鑒日本經驗，立學制，建學校，編教科書，定教育方針，為我國近代教育開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幾番請其襄助國事，尤以教育部長一職相請，以取代蔡元培，為嚴修婉拒。
五四運動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長，又拒。
嚴家南北兩支，北支在京東行鹽，南支在寧波、上海開錢莊。
嚴家錢莊崩潰后，波及鹽業(yè)，嚴修整頓家族產業(yè)，使之向近代工業(yè)轉型，此后嚴家投資，多轉向實業(yè)。
故其辦學之宗旨，倡導實業(yè)化之實學。
張伯苓 張伯苓，名壽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
曾學于北洋水師學堂。
肄業(yè)后，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適逢甲午海戰(zhàn)，親歷戰(zhàn)敗，屈辱之余，決定退役。
很多年以后，他還在慶幸：真萬幸遇到嚴(范孫)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圣人。
他決定追隨范孫先生，創(chuàng)辦新私學。
畢其一生，先后創(chuàng)辦了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和南開小學等，任南開中學、大學校長44年。
為籌辦南開大學，伯苓先生親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同胡適一樣，他有幸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適把實用主義用于學術研究，他把實用主義用于辦學。
實用主義的精髓，其實就是胡適的那句話：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
這是針對做學問而言的，而對于做事的人來說，多研究問題是不夠的，還要能解決問題，張伯苓就是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談何容易
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