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慎編著說文解字讀后感
我個人認為：要寫好讀后感，最首要的需要他讀懂文章的意義，其次聯(lián)系自己的生活，思考相關的感受。
讀后感重在感，要使感想真實、有價值，就一定要感得情真意切，當然要合乎所讀文章價值取向。
總之，孩子由文章想到的內容，都是讀后的感想，多少一點，深刻不深刻的差距。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讀后感誰有啊??????謝謝2000字的
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這本書匯作者這些年發(fā)表分論文、學術隨筆和讀書筆記。
老師一貫的做法是從身邊日常的“俗話、俗語或俗事”出發(fā)，分析出令人驚嘆的學術意義來。
本書亦是如此，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一些觀點、看法或認為想當然的東西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比如對“法”字與《說文解字》不同的解說，比如對已經(jīng)意識形態(tài)化的“人治”的重新審視，比如對“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確的剖析，比如對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機緣巧合湊成的觀點等等，這些出人意料又讓人頗為折服的解說，常常讓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盡管有時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師的觀點，但是他對問題的態(tài)度、對觀點的論證過程、特別是他獨特的敘述方式，足以讓我們在閱讀的同時感覺到思考的愉悅。
讓人感覺“原來文章可以這樣寫，原來理論可以這樣表述，原來我們的周圍還有這么多的理論素材”，盡管有的學者也對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我是在網(wǎng)上了解到的）。
總體的感覺已經(jīng)說了，下面就來具體的談談一些問題吧： 1、為什么“朝朝暮暮”——講的是兩性之間的戀愛，婚姻以及性之間的問題，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時候，似乎運用較多的社會學方面的知識。
我非常同意老師的幾個觀點：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須和社會的需求相適應；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決定其合理性，而應該考慮到絕大多數(shù)人的需要；三、離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數(shù)，四、傳統(tǒng)中國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規(guī)制了婦女的“自由”的同時，也規(guī)制了（特別是通過社會輿論）規(guī)制了男人的行為，從這個角度講其也是一種對女人的保護…… 2、我和你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中——老師對戴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戴安娜之死中媒體和那幾位記者應該承擔的責任，引起人們的反思：為什么在這個事件中人們沒有關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蘇力老師看來，其實戴安娜已經(jīng)被媒體和公眾視為了一種“符號”，而人們之所以關注她超過其他的人并將責任推倒那幾位記者身上在于“當社會遇到某些人們難以接受的突發(fā)事件時，社會會尋求替罪羊來調整和鞏固自身”。
在現(xiàn)代社會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況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體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盡管這并不對其死亡起決定性的影響。
可怕的是，在現(xiàn)代社會的這種分裂中，我們看到媒體和公眾仍舊會毫不悔改地繼續(xù)加深這種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種“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確——我很感興趣的一篇文章，學問和睿智的完美體現(xiàn)。
用來一些假設性的事例（詳見P38）告訴我們：有些原則是有特別的適用對象的或者說主要的適用對象的，而且原則的確立時為了杜絕某些錯誤的觀點，所以當我接觸到這些原則的時候，我們應該首先理解這些，切不可將該原則推之四海。
語境化的東西不能一般化、普適化，特別是在政治正確的強力下，我們更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語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從根本上都是要回應其所在社會的需要，而不是為了邁向某個確定的方向。
在這個意義上看，一個發(fā)展也許只是一輪新試錯的開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關于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故事。
先說明一點，該文中老師有一些錯誤，特別是細微的事實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師的觀點還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過馬歇爾訴麥迪遜案的分析，對于制度的發(fā)生與形成得出了這樣幾點認識：一、僅僅追求個人的動機或以“道德”來評價歷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貼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為近代以來，由于對人類理性的力量的過分崇拜，我們如今幾乎習慣于將某個后來人認為良好的制度視為一種正當理性的邏輯展開，視為個別人或少數(shù)精英清醒意識和追求的產(chǎn)物，把一個制度同后來者構建起來的關于這一制度的理性論證等同起來；我們不僅日益注重制度設計，而且在設計時，也往往注重所謂的制度的“本質關系”；在考察一個制度時，也習慣于從善良愿望出發(fā)考察它的純潔、崇高的起源。
而一個制度的失敗，也往往歸結于其先天的理論不足或創(chuàng)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發(fā)生學上的偉大意義往往是后人回頭展望之際構建起來的，在后來者的總體歷史觀的觀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帶上了神圣的光環(huán)；而這種光環(huán)常常使得我們不能或不敢以一種經(jīng)驗性的求知態(tài)度來“凝視”（?？抡Z）它和凝視我們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邏輯并不如同后來學者所構建的那樣是共時性的，而更多是歷時性的。
制度的發(fā)生、形成和確立都是在時間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無數(shù)人的歷史活動中形成的。
三、社會的構成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只依賴某一個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約和補充的制度；這些制度不僅包括成文憲法和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會中不斷形成、發(fā)展、變化的慣例、習慣、道德和風俗這樣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設計的或具有偶然性時，但也不完全是隨機的，無需任何條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種社會的因素，包括有法學家、法律家的職業(yè)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會生活的合適位置——標題已經(jīng)充分地說明了老師的觀點。
“有過這樣的時代嗎
公眾認為社會道德水準正在提高
”面對這個問題，我是不敢發(fā)言的。
但我想我還是能明白蘇力老師的意思：在現(xiàn)代社會中，道德可能實際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認為應該具有的地位。
非常認同下面這個觀點：學者的議論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6、這里沒有不動產(chǎn)——從西藏的故事講起，說的是法律的移植問題。
“不針對法律植入地的實際需要而僅僅根據(jù)‘外國有的我們也要有’這樣一種簡單邏輯，不僅會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過來也是白費力氣。
最令人可怕的是，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壓迫人的，一種借助宏大話語對民眾選擇的剝奪和強迫”。
7、家族的地里構成——充分展現(xiàn)老師思考路徑的一篇文章：“別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別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嘗試；別人想到了而這樣理解的，你就換一種思路”。
“感受有挑戰(zhàn)意味的事實也并不只是為了推翻已有的習慣命題；還是要盡可能尊重以被廣泛接受的命題，盡可能把舊命題納入新的命題中，形成一個更具包容解釋力的理論命題。
只有當新舊命題完全無法兼容時，才大膽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當作真理的舊命題決絕。
學術的目的不是挑戰(zhàn)，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因此只能“獨悵然而淚下”的思想和觀點，而在于推進理論的解說力以及這種解說力中蘊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進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問題的法理重構——作者向讀者展示的一種法律進化論的觀點，同時表現(xiàn)了作者在科技飛速發(fā)展、高度發(fā)達情況下，對法律執(zhí)著的信心。
9、透視中國農村的司法需求——從金桂蘭法官經(jīng)驗說起的中國司法現(xiàn)實。
作者指出：法學界需要關注農村的法律需求，理解農村司法的特點；特別是應注意到：中國是一個各地政治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不平衡的，同時又是在發(fā)展和轉型中的大國。
我們思考問題，必須針對中國的這些特點、問題和需求來設計改革調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條主義地按照某種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來設計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體系。
10、閱讀中國市場經(jīng)濟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現(xiàn)狀并不是很多人認為的那樣“無序”。
中國只是沒有按照“常規(guī)”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軌”。
在本書的第二編主要講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編主要是老師的一些書評。
應該說老師的想法很多，也很新穎。
譬如“法”的解釋問題，不是原來的“平之”，而是“從上而下”，感覺很有說服力。
“反思法學的特點”和“法學知識的分類”觸動我的有兩點：一是感受法學知識的“社會大環(huán)境”需求和法學知識的三種類型，二是讓我產(chǎn)生一種思考政治學的特點以及其分類的思考，后一問題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學差不多，政治哲學是純粹理性的，政治科學則是實踐理性和技藝，前一個問題很復雜，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個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下蓬勃發(fā)展，而完美的、合乎規(guī)則的政治學則只能在比較寬松的環(huán)境內發(fā)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個嚴肅的問題，我還是同意老師的看法的：能夠為人們所信仰的法律必須是能夠給人們或至少是絕大多數(shù)人帶來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個只要下決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或者說是一系列社會活動、經(jīng)驗、感受之中而達到的“皈依”…… 說得很多了，還是大家去讀原書吧
結合《說文解字》，談談對許慎六書理論和探求字的本義的方法的認識，兩千字左右。
急急急
姚孝遂《許慎與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83），董蓮池《精校本〈許慎與說文解字〉》（作家出版社2008。
內容完全一樣，稍微校訂了一些錯字。
）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出版社1981）對全書體例進行闡述。
張舜徽《說文解字導讀》巴蜀書社1990，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
覺得此書體現(xiàn)了張先生的個人見解較多，而對原書的介紹一般。
章季濤《怎樣學習說文解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介紹了《說文解字》的基本情況及體例。
蘇寶榮《說文解字今注》（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選取一些常用、通行的字進行翻譯，對讀懂原文有幫助。
殷寄明《說文解字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主要是講解了部首及一些常見字，個人感覺一般。
以上諸書，個人覺得姚孝遂、陸宗達、章季濤的較便初學，對全書體例介紹較全。
但讀《說文》不能僅靠理論，一定得讀原書，不懂之處可查閱蘇寶榮書，或是湯可敬《說文解字今譯》（岳麓書社），進一步學習應當參閱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部首是了解文字構造的關鍵，最好把部首音義弄通，540部首是組成所有漢字的原材料。
部首可看鄒曉麗《基礎漢字形義釋源》，徐復《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通釋》《說文部首形義新證》，左民安《說文部首講解》（以上諸書以鄒曉麗的較通俗易懂，但該書收部首不全，僅是常見的。
）
關于詩經(jīng)的論文，1000至2000字左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這首詩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來并不復雜，但是對于詩的內容以及詩中人物的姓名，卻仍有爭議，迄無定論。
云：“，思賢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毛認為是“思賢”詩，、并無異議。
[1]的故訓由于最接近于時代，大體上是可信的。
但是，對于“國風”中某些詩篇的詩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歡女悅的情愛詩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往往牽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說多半不可考之于史。
自然亦有少數(shù)可考者，如、、、《齊風·載驅》、《陳風·株林》，但大多數(shù)情愛詩篇，往往是詩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何可考耶
竊以為《丘中有麻》就屬于此類民歌。
對于這些詩歌，只能就詩論詩，味之以文情，審之以辭氣，衡之以語法，核之以訓詁，來探索其主題。
朱喜作為一個理學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詩集傳》尚能遵循就詩論詩的原則，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認為是一首愛情詩，其說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說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
”“子國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
”在首章之后評點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來乎
”[2]果如朱子所言，婦人私會二人且二人均贈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雖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確是夠大膽的了，縱有，當事人也不會形之于詩，即使作詩人未必詩中人，亦不會如此津津樂道地賦之于詩。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引崔述《讀書偶識》駁那些認為《齊風·東方之日》是諷刺詩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
”[3]其理亦可用于此。
《詩經(jīng)》中確有刺淫刺穢之詩，如《新臺》、《南山》、《載驅》、《株林》，但決非當事人自作或以當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陳靈公，作為一國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終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弒。
朱子評曰：“靈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
曰：從夏南耳。
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
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傷風化、有悖人倫之事，旁觀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風·墻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觀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婦人歌詠與兩個情人茍且之事。
《詩經(jīng)注析》認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說的這位女子和子國、子嗟父子有私情，而這二人在丘中有麻處又為新歡所留。
”《詩經(jīng)注析》認為朱子和方玉潤都將“留”解釋為挽留之留，致有此誤。
竊以為誤則誤矣，因為倘若“留”解釋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語句不順，但朱子并沒有說子國、子嗟是父子，齊襄公淫乎其妹，實有其事，而這首民歌，查無史據(jù)，父子聚麀，有悖天倫，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學，斷不會作如此主觀臆測。
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亦誤解了朱子，他說：“子嗟、子國既為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為是論，能無慨然
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為人名，則‘之子’又何指
”方氏又駁姚際恒“嗟”、“國”皆為助辭說，曰：“嗟為助辭可也，國亦為助辭乎
”方氏主張嗟為助辭，國即“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于其國，其國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
方氏主張此詩為招賢偕隱之詩，云：“《丘中有麻》招賢偕隱也，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
”[4]竊以為詩中看不出招賢偕隱的痕跡，更何況“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明顯為同一種句型，而按方氏說，獨獨“彼留子國”要在“國”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詩經(jīng)今注》認為《丘中有麻》是“一個沒落貴族因生活貧困，向有親友關系的貴族劉氏求救，得到一點小惠，因此作詩以述其事。
”[5]《傳》以為子國為子嗟父，而高亨以為子國是劉氏家族的另一個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釋為“那劉氏的人們”。
竊以為這種解釋值得商榷，因為《詩經(jīng)》時代人稱代詞固然無單復數(shù)之分，但是“子”是名詞，無論是用來替代第二人稱代詞還是作為偏正結構的中心語，“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這樣的用法恐怕沒有，此種情況，先民是用加數(shù)詞的方式來表示的，如《邶風·二子乘舟》。
其次，既然是沒落貴族救助于劉氏，劉氏施與一點小惠，恐怕還不至于“貽我佩玖”。
竊以為贈玉不外乎以下三種情況，或是主恩浩蕩，或是朋友之間因有深情厚誼而分手脫相贈，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戀人或夫妻之間情到深處感情的流露和表示。
筆者認為此詩按第三種情況來理解更顯得貼切、自然，把詩理解為女子的口氣更為吻合。
正因為“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故女主人公反復詠嘆之，此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詠也。
引文見《大序》）。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的說法令人耳目一新，他們認為：“這是一位女子敘述她和情人定情過程的詩。
首先敘述他們二人的關系，是由請子嗟來幫忙種麻認識的。
后來又請他的父親子國來吃飯。
到明年（應說‘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時候，他們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為定情的禮物。
”[3]這種說法，筆者大體贊成，但仍有疑問。
首先，這種說法固然解釋了詩中何以出現(xiàn)兩個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子國既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戀人父，就顯得不恭。
據(jù)我所知，《詩經(jīng)》中沒有直呼戀人名字的詩篇（一般用代稱），更何況連姓帶字，更何況稱戀人之父連姓帶字
其次，筆者認為此詩作為敘事詩欣賞還不如作為抒情詩欣賞，因為作為抒情詩欣賞不須那么多猜測，我主張，“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首先應作為起興手法來理解，這是國風多數(shù)詩篇常用的表現(xiàn)手法，其次《詩經(jīng)》的起興雖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但并非與所詠之事毫無關聯(lián)，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關聯(lián)，如這首詩的起興，就反映了季節(jié)的變換，“丘中有李”寓意愛情的成熟，“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正如《衛(wèi)風·木瓜》所寫：“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聞一多先生信之不疑。
他認為“將其來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語，古謂性的行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將其來施施”，《顏氏家書·書證》：“江南舊本單為施”，聞氏認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語（見《風詩類鈔》）[6]。
果真如此，施與食對文同義，全詩皆為四字詩句。
這是極有可能的，從風格上來說，《詩經(jīng)》里不乏大膽、潑辣的愛情詩篇，從結構上來，全詩唯一的五言詩句“將其來施施”在詩中也顯得不相稱。
可能是因為古人誤解了施字之義，故又加一施字，這樣一來，“將其來施施”就有語法問題了，因為他處不再有“來施施”的說法，按上古漢語語法，只能說，施施而來，或曰其來施施，或如《孟子》言：“施從良人之所之”、“施施從外來”，置于介賓短語前。
從口氣、語法、結構、古訓等方面全面權衡，筆者認為《丘中有麻》作為一首愛情詩，最無疑義。
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那么詩中所歌詠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議的。
即使不是一首愛情詩，也同樣令人費解，“貽我佩玖”者是誰呢
故姚際恒、方玉潤有“嗟”為語助說，立意彌合這一矛盾，而黃焯先生有互足說，立意解決這一問題。
《毛詩鄭箋平議》焯案：“首章《傳》云：‘丘中磽確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傳》統(tǒng)三章為言，則次章之麥，卒章之李，皆以為子嗟所治也。
其知子國為子嗟父者，以卒章稱子嗟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國為子嗟父矣。
詩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國，蓋下省‘之子’之語，末章言‘之子’，蓋上承‘子國’為言，意皆謂彼劉子國之子，而為子嗟之變文耳。
”[7]黃氏發(fā)明《毛傳》，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變文以協(xié)韻，是正確的。
不過，竊以為不必如此征實也，子嗟、子國無非是女主人公戀人名字的代稱而已，正如《鄭風·山有扶蘇》之子都、子充，無非是美男子的代稱而已。
《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竊謂嗟、國、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見是當時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產(chǎn)之父就叫子國，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春秋鄭大夫公孫閼即字子都，都，美也，《詩》曰：“洵美且都”（見《鄭風·有女同車》），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認為充實而有光輝，是美也，嗟，嗟嘆之，以上諸字，以其常見，故詩人信手拈來作為美男的代稱或情人的代稱，故子國、子都與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并無多少關聯(lián)。
同樣，《鄘風·桑中》亦更換所思者之名以協(xié)韻，詩是以一個男子的口氣寫的，首章云：“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次章?lián)Q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
朱子曰：“姜，齊女，貴族。
”《陳風·衡門》曰：“豈其取妻
必齊之姜。
”孟姜為美女的代稱，用來稱呼情人。
孔穎達疏《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
”[1]陳奐《詩毛氏傳疏》考訂，“淑”為“叔”之誤，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為排行，古代女子無名無字，故稱之排行和姓。
孟姜、子都為代稱，大家不會懷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據(jù)文理，亦為代稱，是不必去考證也無法去考證是否實有其人的。
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
如承認《山有扶蘇》、《桑中》換名以協(xié)韻，則《丘中有麻》換名以協(xié)韻，極有可能。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這類男歡女悅之詞，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語氣寫出，詩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為代稱，并非實名。
后世猶有此風，如《孔雀東南飛》、樂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羅敷”即為美女的代稱。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傳》以子國為子嗟父，并無實據(jù)，不過是從下文“彼留之子”猜測出來，其實“子”在《詩經(jīng)》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兒子更為常見。
筆者認為，“之子”，是子也，有如《東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
王引之《經(jīng)傳釋詞》曰：“之，是也。
故《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
’”“之”為“者”之借詞，《說文》曰：“者，別事詞也。
”不過，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歸”中顯然是指示代詞，“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義已虛化最后，筆者想從文學語言的角度，通過對詩的修辭以及句法研究，對《丘中有麻》“留”通“劉”說予以獻疑。
如果“留”通“劉”作為姓氏，“彼留子國”、“彼留子嗟”、“彼留之子”這樣的句子不僅無文采可言，實在不象詩句，而且《詩經(jīng)》也沒有這樣的句型。
“留”本可通“劉”，如《大雅·常武》“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陳奐《詩毛氏傳疏》：“留，古劉字。
《武》，《傳》云：‘劉，殺也。
’處，猶安止也。
《傳》意以誅其君，釋經(jīng)之留。
吊其民，釋經(jīng)之處。
兩不字，皆發(fā)聲也。
”[8]留也是姓氏，《廣韻·尤韻》：“留，姓。
出會稽。
本自衛(wèi)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說即古劉字。
我認為這是可信的。
但我認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劉”，就詩之本事而言，《傳》并無實據(jù)，故朱熹、姚際恒、方玉潤不從《傳》說。
如上文所述，稱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則有畫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輩稱長輩，還顯得不恭。
更重要的是，留作為姓氏，“彼留之子”語句不順，有點類似的句子有《陳風·東門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暢一些，詩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國子
竊以為“留”可通“懰”，因為《陳風·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經(jīng)典釋文》本作劉，劉當是《詩經(jīng)》原字，心旁為后人所加，《說文》無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
”《廣韻》：“嬼，美好。
”妖亦美好也。
表示殺的意思，《說文》有鎦字，古書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議兵》：“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書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劉字，因為劉、鎦皆從留得聲。
聲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兩種情形，一、聲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聲字，許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當時古人以字代詞時，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有規(guī)范化的要求，更何況，匆促之間也來不及深思熟慮，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聲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現(xiàn)象。
加之，國風是民歌，采風者記下來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
即使今天采風，也做不到，因為現(xiàn)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樣，有些詞，是本無其字的。
故《詩經(jīng)》中一篇之內尚且本字、借字同現(xiàn)，何況是不在同一篇呢
古書中劉、鎦、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現(xiàn)象，最初本無其字也；又劉，為木名，字亦作榴（與石榴有別，見《爾雅·釋木》），《文選》左太沖《吳都賦》“ 榴御霜”，榴，一本作劉；古“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為劉、留、流同音也。
《文選》潘安仁的《笙賦》：“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效而中匱”，李善注引《埤蒼》：“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
由此觀之，留與劉、懰本可相通。
劉或懰字表示美貌，《詩經(jīng)》中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們把與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詞聯(lián)系起來來看，它是不孤立的。
《月出》用劉字，不過是借音，毫無疑問，當時有這樣一個詞表示美的意思，與留、劉同音，其本字當為僚也，《說文》：“僚，好皃”（即美貌）。
《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與懰字互文同義，陳奐曰：“燎，當作嫽。
……《方言》、《廣雅》云：‘嫽，好也’。
”《說文》：“嫽，女字也。
”[8]，嫽與嫽音義同，因嫽是美好義，故女人用做表字。
此三字同聲同為來母，上古韻部同為幽韻，好亦幽韻字。
竊以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為一詞，載之于書，寫成了不同的字。
從留得聲的字，多有美的意思，應該不是巧合，留，流也，《詩經(jīng)·鄭風·溱湋》“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動為美，人們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暢之美，馬跑得快，今人猶說“跑馬溜溜”，亦并非無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馬曰騮；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實際上也是從流得聲，旒亦如此，旗之飄揚似流也，故古之冕飾或垂玉，造字為上下結構，上為流字，下為玉字，徐鍇《說文解字系傳》曰：“自上而下，動則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經(jīng)典借用旒字，鎏還可指美金也；柳字得聲之由亦如此；璙與留、流同音，《系傳》曰：“金美者謂之璙，然則璙亦美玉也”[10]；榴為安石榴的簡稱，本是外語借詞，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為無因，因為石榴子光溜溜的。
綜上所述，從古人用字的習慣上來說，《丘中有麻》“留”可與《月出》“劉”（懰）相通，而皆為“僚”之借字。
如上所述，“留”作為姓氏，“彼留之子”義有不安，但如通“懰”（從共時的角度應該說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則《詩經(jīng)》中不顯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
竊以為“彼留之子”與 “彼姝者子”不僅結構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
《詩經(jīng)》中結構相同的句子還有《秦風·黃鳥》“彼蒼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淵”之類的句子句前用詞頭“有”，竊以為此處“彼”已虛化，與“有”并無實質差別，這種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詞 之（者） 邏輯主語。
亦有不用詞頭者而形容詞重疊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華》、《菁菁者莪》、《裳裳者華》、《漸漸之石》（首句與標題同）。
亦有“彼”置于形容詞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
大體相同的句子還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與“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同。
由此觀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整齊而有變化，而按舊說，則會打破這種整齊的美感。
如果“留”通“懰”，那么這些詩句就不再是簡單地呼喊對方，而是在詩句中帶有贊美和欣賞的字眼（此種情況《詩經(jīng)》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詩用反復和呼告的手法，這實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女子盼望意中人親近她，最終如愿以償，對方贈送佩玖作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這首歌。
每章中間二句，是呼告，也是嘆美之詞，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貽我佩玖”而內心喜悅，故反復詠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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