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散文讀后感
這篇是季羨林于86歲高齡時完成的佳作，可與的相媲美。
幾顆來自洪湖的蓮子帶著老人的希冀和憐愛躍入了紅湖，一種頑強而高潔的生命在黑暗和淤泥的包圍中開始萌芽。
如果說筆下的荷花是志行高潔的隱者，筆下的荷花是撫慰心靈的舞者，那么，季老筆下的荷花則應該是張揚生命的強者，是徹悟生命的智者。
我們很難想像，在寂寞的歲月里，在荒蕪的湖面下，在陰暗的泥沼中，那蓮子是怎樣暗暗地積蓄著力量，是怎樣將生命的嫩芽鉆出了堅硬的外殼。
這芽一旦破殼而出，便以一種驚人的力量展示著生命的頑強與美麗。
經(jīng)過了整整兩年的期待后，在第三年，奇跡終于出現(xiàn)了，水面上露出五六片圓圓的綠葉。
這是生命的使者啊
雖“細弱單薄”“可憐兮兮”，卻足以使那顆本已深感失望的心得到一絲慰藉。
一千多個日夜過去了，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寂寞后，第四年，荷花完成了生命的涅盤。
“蟬噪城溝水，芙蓉忽已繁”，原來平臥在水面上的一些荷葉竟躍出了水面，亭亭田田“鋪滿了半個池塘”，放眼望去，滿目的綠荷紅蕖，撩云逗雨，映日迷霞。
再聯(lián)想季老的人生遭遇，這種頑強而美麗的生命，這種“極其驚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極其驚人的擴展蔓延的力量”，不正是作者生命歷程的真實寫照嗎
季老深愛著這滿塘“季荷”，每天數(shù)次徜徉于湖畔，默坐靜觀。
塘中“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令人萬躁俱寂，陶然于玄思冥想之中。
這就是智者與自然的對話，是心靈與自然的交融。
“風乍起，一片蓮瓣墮入水中”，而此時，心中已是沉甸甸的厚實，微風已拂不起半點漪淪。
望著墜落的蓮瓣，心中反而更添一份寧靜，這便是對生命的徹悟。
這瓣荷花，曾飽嘗過孕育的艱辛，也曾感受過生命的快樂，而此時它要悄然離去了，那便順應自然吧。
它走了，走得如此飄逸，如此灑脫。
能以如此超然的心態(tài)面對生命的消逝，荷花實在是徹悟生命的智者。
隨著天氣變寒，翠妝褪盡，滿池殘荷，繼而消逝得了無影蹤。
此時也不必傷感哀嘆，該去的終將會離去，該來的必然會到來。
待到來年春水溢，又該是翠蓋千疊，滿塘紅艷了……
季羨林《我的童年》讀后感500字數(shù)
在中國小說史上，《孽?；ā肥且徊慨斨疅o愧的文學名著。
它的出版，曾于20世紀初期的文壇引起轟動，在不長的時間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銷10萬部左右，獨創(chuàng)記錄”（范煙橋《孽海花側記》）。
專家的評論亦頗為熱烈，著名小說研究專家蔣瑞藻在《小說枝談》中，轉引《負暄瑣語》的評論說：“近年新撰小說風起云涌，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
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孽海花》為巨擘。
”一代古文大師、著名外國文學翻譯家林琴南，對之推崇備至，“嘆為奇絕”。
魯迅對此書亦多有褒揚。
然而，不同的聲音亦復有所聞：胡適以為：“《孽海花》一書……但可居第二流”。
一部小說不僅引起一般讀者的廣泛興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來諸多文化名人評頭品足，這確乎是一件極有趣的現(xiàn)象。
我們今天的讀者，盡可以放開自己的眼光去鑒賞，去評判。
為了有助于朋友們閱讀，不妨對作者的經(jīng)歷，成書的過程，以及小說諸般特征略作評介如下： 作者曾樸，初字太樸，后改字孟樸，筆名東亞病夫，病夫國之病夫等。
江蘇常熟人。
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
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國社會充滿了動蕩與變革的時代。
而曾樸又是一個生性敏感、熱心國事之人，因此而隨時代大潮的激蕩而沉浮。
他19歲即考中秀才，次年中舉，可謂少年得志，名震鄉(xiāng)里。
轉年即赴京應試，卻因試卷墨污而名落孫山。
隨即捐官內(nèi)閣中書，留京供職。
越2年，爆發(fā)了甲午海戰(zhàn)，中國一敗涂地，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消息傳來，國人震驚。
曾樸懷抱憂國憂民之志，難耐內(nèi)閣中書的閑散空曠，立志進入外交界，以實現(xiàn)“為國宣勞”的人生理想。
為此，而入同文館學習法文。
至1896年，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招考章京，曾樸雖以“異才”而聞名京師，卻因不為內(nèi)閣衙門保舉而不得應試資格。
其壯志難酬，悲憤至極，拂袖出京而去。
次年，至上海創(chuàng)辦實業(yè)，適逢譚嗣同、林旭等維新志士聚集滬上，謀劃變法革新。
曾樸為之所動，與譚、林諸君朝夕相聚，籌謀新政。
1808年，應康有為、梁啟超相召，譚、林等北上京師。
曾樸則因父親喪葬瑣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滯留滬上。
不久，變法失敗，譚、林諸君殉難。
曾樸聞訊不勝驚恐，迅即由瀘返鄉(xiāng)。
鄉(xiāng)居期間，與開明士紳丁祖蔭、徐念慈、張鴻等人，倡導新式教育，雖遭頑固勢力百般阻撓，但最終還是沖決各種阻力，創(chuàng)辦了常熟第一所小學。
又自辦日文講習班，聘日籍教師任課。
1903年再赴上海，經(jīng)營繭絲業(yè)，因受外絲傾銷的沖擊，折本而罷。
次年，轉入出版業(yè)，創(chuàng)辦“小說林社”，出版中外小說。
1907年又創(chuàng)辦《小說林》月刊。
1908年因資金周轉不靈，出版社被迫關閉。
即在曾樸從事出版業(yè)的同時，亦未曾中斷政治活動，他曾參加張謇、孟昭常等人為中心的預備立憲公會，積極倡導君主立憲制。
到1909年，清政府已處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樸卻應大官僚端方之聘，進入兩江總督衙門，做了幕僚。
次年，又因端方保薦，以候補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寧波任職。
辛亥革命后，被選為江蘇省議員，又歷任官產(chǎn)處處長、財政廳廳長、政務廳廳長等職。
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江蘇，才終止了官場生涯。
1927年重操舊業(yè)，創(chuàng)辦“真善美”書店，并出版發(fā)行《真善美》雜志。
至1931年，復以資金不能流轉而歇業(yè)。
隨即由瀘返鄉(xiāng)，4年后結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
這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終其一生，始終熱衷于學術研究與文學創(chuàng)作，著述達數(shù)10種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聲中外，藝術魅力歷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書過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歷程那樣，復雜而又曲折。
第一、二回發(fā)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東京創(chuàng)辦的《江蘇》雜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樸而是金松岑。
金氏以愛自由者為筆名刊發(fā)兩回之后，又寫成4回，遂以6回書稿寄送好友曾樸商酌。
曾樸以為題材尚好，只是格局過于狹隘，建議作大的修改，使之“盡量容納30年來的歷史”。
金氏以為寫小說非己所長，則順水推舟，任由曾樸去修改、續(xù)寫。
曾樸遂埋首案頭3月余，得20回（含對金氏6回徹底改寫）。
1905年由日本翔鸞社分兩集出版發(fā)行。
至1930年，續(xù)寫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書店再版，依然分作兩集。
后15回則由《真善美》雜志陸續(xù)刊發(fā)。
1931年將此15回的前10回結集，由真善美書店出版，是為第3集。
繼而，又將3集合為一冊出版。
簡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寶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華書局本，都是30回本。
直到1962年，中華書局才將后5回作為附錄增入出版，是為增訂本。
《孽海花》內(nèi)容繁富，時間跨度大，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它的本質(zhì)特征
作者對其創(chuàng)作意圖的剖白，對我們頗有啟發(fā)。
《修改后要說的幾句話》曾云：“這書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30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xiàn)象，都在這時期內(nèi)飛也似的進行。
我就想把這些現(xiàn)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系的一些細節(jié)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xiàn)，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由是觀之，作者試圖在這部小說里容納30年歷史的本質(zhì)內(nèi)容，并表現(xiàn)出它的發(fā)展趨勢。
質(zhì)而言之，就是要把《孽?；ā穼懗梢徊繗v史小說。
而所謂歷史小說，已經(jīng)不同于我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歷史演義小說”，歷史演義小說，即歷史的通俗化；而這里所說的歷史小說，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概念。
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實”結合在一起，塑造“個人與社會歷史命運更緊密結合的人物”，表現(xiàn)歷史的本質(zhì)和趨向，最終“把小說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地位”（引號為盧卡契言論）。
應該說，《孽?；ā芬呀?jīng)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堪稱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小說。
這自然與作者對法國文學特別是對大仲馬、雨果的歷史小說具有頗為精到的研究不無關系。
《孽?；ā匪憩F(xiàn)的30年歷史內(nèi)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緒后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史。
就政治演變而言，小說以同治中后期為背景，或隱或現(xiàn)地表現(xiàn)了光緒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fā)展歷程：從中法戰(zhàn)爭到中俄領土爭端；從甲午海戰(zhàn)到臺灣軍民的反抗侵略；從洋務運動到維新派興起，以至資產(chǎn)階級革命領導的廣州起義的失敗。
同時，作者更注重表現(xiàn)諸多政治事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及其發(fā)展趨勢。
誠如作者自云：“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后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
”小說中的光緒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挾制，即使冊立皇后，亦沒有絲毫的決定權。
慈禧將自己的外甥女塞給光緒立為皇后，以為耳目，而光緒所寵愛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從此東、西宮爭寵的鬧劇愈演愈烈。
東、西宮爭寵，實質(zhì)是光緒與慈禧爭權的表現(xiàn)形式。
后來，外間傳言，魚陽伯行賄皇妃，謀上海道肥缺。
慈禧就借機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為貴人。
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
由此而后的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直至清王朝覆亡，都與帝后失和相關聯(lián)。
不過，戊戌政變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擬寫計劃之內(nèi)，而并未付諸實施。
小說是如何表現(xiàn)30年來思想文化的變遷呢
作者在《修改后要說的幾句話》中對此亦有明確的揭示：“寫雅敘（聚）園、含英社、讀瀛會、臥云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的足跡。
”從雅聚園的描寫中，可表現(xiàn)出同治時期一般讀書士子的精神風貌，國家已處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們對此卻麻木不仁，對世界大勢幾乎是一無所知，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訣，陸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然而，時代風云的激蕩畢竟促使讀書士子階層發(fā)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銳的通達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除舉子業(yè)之外，亦注重經(jīng)史百家的學問，而且對西學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
就在第2回有關雅聚園的描寫之后，敘及金雯青中狀元衣錦還鄉(xiāng)、乘輪船途經(jīng)上海小住。
有洋務派著名人物馮桂芬來訪，見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長者口吻勉勵雯青說：“現(xiàn)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jù)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的……我看現(xiàn)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jīng)濟……”一番話足以振聾發(fā)聵，直令狀元郎茅塞頓開。
隨后，金雯青又應邀赴一品香會客，席間聽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黃遵憲）等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學藝”，不由暗自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
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
”由此意味深長的心理剖白，可見在上海這等開放的城市，學西法、識洋務在知識界已成為時尚。
時代畢竟前進了，傳統(tǒng)的詞章考據(jù)之學，已遠遠不足以敷用，洋務思想應運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變之跡甚明。
然而，洋務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及科技的進步，而無視其政治體制較之封建專制亦同樣具有的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
這種輕本而重末的致命弱點，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愈益為人們所認識。
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實質(zhì)內(nèi)容的維新變法的思潮。
到18回有關“談瀛會”的描敘，就十分清晰地表現(xiàn)了這一思想文化變遷的足跡。
從第2回寫金雯青衣錦還鄉(xiāng)、途經(jīng)上海聆聽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務高論，到18回敘及金雯青由俄返國途經(jīng)上海參加“談瀛會”，其間經(jīng)歷了20余年的時間，這期間思想文化界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開始在社會傳播，同時，從洋務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變法思想的改良派。
“談瀛會”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見解較20年前大有進步。
“談瀛會”的中心話題是：“吾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為先
”圍繞此論題，各抒高見。
或以為力爭外交權為急務；或以為當以練兵為首要；或以為發(fā)展經(jīng)濟為基礎；而最具說服力的論辯，則是以為必以政體變革為第一。
而此論實際上最終成為諸名士的共識。
毫無疑問，它屬于改良主義的新思潮。
小說寫到第29回，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已是19世紀末期甲午海戰(zhàn)之后的情狀。
北洋海軍乃洋務運動的產(chǎn)物，海上一場惡戰(zhàn)，竟不抵島國日本，幾至全軍覆沒。
這沉痛的教訓給思想文化界以極大的震動，通達之士為之猛醒，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政體不變革，單是辦辦洋務，終究是難以拯救衰敝的祖國。
這種以變革政體為核心內(nèi)容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海戰(zhàn)之后頗為盛行一時。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為清朝政府已經(jīng)腐敗透頂，頑固派勢力在朝廷占居絕對優(yōu)勢，以和平的方式去變革政體，只不過是浪漫的幻想，最終難以付諸實踐。
那么，他們的政治主張又當如何呢
第29回敘及革命派領袖人物楊云衢（影射楊鴻飛）的演講辭，從而明確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張的本質(zhì)內(nèi)容：“現(xiàn)在的中國少不得革命的了
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
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xiàn)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
”很顯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于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
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
第29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只身赴滬，試圖聯(lián)絡同志，發(fā)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
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
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
都是扶墻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
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征。
革命派思潮風行于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的事情，然而，《孽?；ā凡⑽醇按吮愦颐κ請觥?/p>
總之，循著作者的筆觸，不難尋繹出30年間政治、文化的演變史，從而，使小說具有了“歷史哲學”的意味和境界。
雖然，小說中不乏對清延腐敗的揭露和譴責，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變遷史過程中的附帶而已。
因此，《孽?；ā方K究是一部“歷史小說”。
只有把握了它的這一本質(zhì)特征，對這部小說的理解就會深入一層。
當然，歷史小說并非歷史教科書，即使它取材真實，人物亦歷歷可考（據(jù)考證，小說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達270余人），但是，絕不可把它與歷史生活本身等量齊觀。
它畢竟是一部精心結撰的“奇妙與真實”結合的文學作品，作者以狀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鈞）與名妓傅彩云（影射趙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為情節(jié)主線，將30年間重要歷史事件的側影及其相關的趣聞佚事，加以剪裁提煉，熔鑄成篇。
《孽海花》的結構頗具獨創(chuàng)性。
作者曾對此作過極為形象而確切的比喻。
“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著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回旋著穿的，時收時放，東西交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
譬如植物學里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為止。
我是傘形花序，從中心干部一層一層的（地）推展出各種形象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
”（《修改后要說的幾句話》） 《孽?；ā纷鳛闅v史小說，刻劃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國古代“良史”的實錄精神。
同時，又借鑒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的諷刺手法，以寫實筆法評說事件、權衡人物。
即使對威毅伯（影射李鴻章）這樣的人物，亦絕非一概罵倒，既寫他在甲午海戰(zhàn)中負有“因循坐誤”的歷史責任，又不是把失敗的全部責任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國命脈所系”的海軍經(jīng)費，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
既寫他害怕開戰(zhàn)的膽怯心理，又寫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
既寫他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因而遭到國人唾罵，又從深層次寫出簽約的根源在于國家的貧弱。
總之，在作者筆下，威毅伯不是一個被簡單化、臉譜化了的人物，而是一個具有歷史真實感的藝術形象。
《孽?；ā吩谒囆g方面，亦多有不足之處。
其結構雖云工巧，獨創(chuàng)性亦顯而易見，但是，把30年間歷史重大事件連結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這條主線，終難免有牽強之處。
然而，所有這些終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的太平洋指的是什么
八月十五夜太舟中望月作茫茫東海波連天，天邊大團圓，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
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
登程見月四回明，歸舟已歷三千里。
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節(jié)。
泰西紀歷二千年，祇作尋常數(shù)圓缺。
舟師捧盤登舵樓，船與天漢同西流。
虬髯高歌碧眼醉，異方樂祇增人愁。
此外同舟下床客，夢中暫免供人役。
沈沈千蟻趨黑甜，交臂橫肱睡狼藉。
魚龍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鏡風無聲。
一輪懸空一輪轉，徘徊獨作巡檐行。
我隨船去月隨身，月不離我情倍親。
汪洋東海不知幾萬里，今夕之夕惟我與爾對影成三人。
黃遵憲，（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清代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
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
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
出身于屢代經(jīng)營典當?shù)拇笊倘思彝ァ?/p>
父親黃鴻藻，字硯賓，咸豐六年(1856)舉人，曾任戶部主事、廣西知府。
歷充師日參贊、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贊、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期間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
工詩，喜以新事物熔鑄入詩，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
黃遵憲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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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化道路十分艱難，因為中國人是從侵略者“老師”身上才痛苦地懂得了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比自己長期固守的封建主義文化更先進，為了抗擊入侵者，迫切地需要吸取西方的先進科技以振興國力。
吸取西方先進文明的任務，落到了知識界肩上。
然而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封建士大夫文人，他們自身就必須進行思想觀念的更新，完成自我否定的里程，這是一段坑坑洼洼地前進的路程。
先進的文化精英們終于把西方文化引進中國，從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觀念文化，逐層深化地引進。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自身的思想觀念也經(jīng)歷了在覺醒中趨向更新、在探索中有所開拓、在迷茫中產(chǎn)生蛻變的螺旋式衍變，從而走完了從封建知識分子到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轉變的歷程。
應該說，經(jīng)濟生產(chǎn)領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的生長，對于近代化的完成有著根本性的意義，然而，人的思想觀念轉變，尤其是文化精英們的思想觀念的近代化轉變卻最為艱巨。
探討一下近代文人心態(tài)的衍變過程，是很有價值的。
廣東地處沿海，近代的廣東在時代大變動中處于前沿地位。
這里，我們選取了張維屏、黃遵憲和黃節(jié)這三位代表了近代不同時期文化的廣東詩人作為探討近代文人心態(tài)的切入點。
張維屏的《三元里》掀開了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的帷幕，也透露了盛世漸衰的氣息和傳統(tǒng)文化心理的更新。
黃遵憲的“新派詩”記錄了近代中國人救國圖強的艱難努力，標志著“西學東漸”的“新學”文化的崛起，傳達出維新志士們開放、探索、務實的心態(tài)和內(nèi)在的困惑。
而黃節(jié)的詩歌則是辛亥革命以后，彌漫在進步文人之中的迷茫蒼涼中有著蛻變的心態(tài)的出色反映，在人生價值取向上終于擺脫了封建等級意識的羈縻，可以說是體現(xiàn)了近、現(xiàn)代“新學者”文化的形成。
張維屏(1780-1859)，道光二年(1822年)進士。
累官至南康知府，57歲辭官歸里。
張維屏的詩歌基本上是傳統(tǒng)士大夫心態(tài)的反映，部分詩篇表現(xiàn)了仁政愛民、廉潔自守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操守，也有不少詩作表現(xiàn)了“吞花臥酒，弄月嘲風”[1]的文人閑情逸趣。
然而，作為廣東近代第一個重要的詩人，張維屏詩歌的價值更在于僅占其作品總量一小部分的那些涉及時政之作。
這些作品透露了在中國這個古老帝國內(nèi)瓤已腐、外侵漸酷、危機初露時期，傳統(tǒng)士大夫的心態(tài)產(chǎn)生了重要變化的時代特征。
這種變化首先表現(xiàn)為預感到衰世將變而多方探求強國道路的開放意識。
清道光年間，“天朝永固”的神話已經(jīng)開始破滅，張維屏在十多年的縣令生涯中，感受到封建官僚體制的腐朽。
他以詩歌揭露了社會的黑暗。
例如，《衙虎謠》揭露了蠹吏固然害民，官貪更助吏虐的社會現(xiàn)實：“衙差何似似猛虎，鄉(xiāng)民魚肉供樽俎……官雖廉，虎飽食，官而貪，虎生翼。
”又如《羅雀悲》《獄卒威》揭露監(jiān)獄黑暗，《吹簫吟》慨嘆鴉片流毒，《蠅頭篇》諷刺科場舞弊，《田家嘆》憫念生民疾苦等等。
這種社會危機感由于晚年看到外國殖民主義者的入侵而更為強烈，詩人認為：“往者蠻夷長，依然中國人。
背秦聊稱帝，朝漢自稱臣。
詎意重洋水，能生內(nèi)地塵。
越臺烽火息，回首一辛酸。
”（《越臺》之一）歷史上“背秦”“朝漢”的爭斗，仍然是中國人內(nèi)部的事情，可是現(xiàn)在的敵人是遠渡“重洋水”而來的外國侵略者，他們竟然在我國的“內(nèi)地”掀起戰(zhàn)塵!詩人憂心忡忡：“賈生一掬憂時淚，豈獨關心在梓桑。
”（《海門》）他所擔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家鄉(xiāng)遭受蹂躪，更為憂慮的是祖國海上大門的防衛(wèi)疏漏。
在對衰世有一份敏感的同時，張維屏還產(chǎn)生了時勢將變的預感。
他曾寫過一篇《俠客行》，敘述一個貴人橫行霸道，魚肉人民，終被俠客殺死。
又有一篇《新雷》：“造物無言卻有情，每于寒盡覺春生。
千紅萬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聲。
”從“寒盡覺春生”中，我們感到詩人的壓抑、渴望、預感和呼喚。
張維屏晚年詩歌中還有科技新事物和經(jīng)濟新設想的內(nèi)容。
例如《火輪船》，贊美了先進的科技文明。
又如《金山篇》，不僅反映了旅美華工的艱辛，而且提出讓人民自由開礦的主張。
在《珠江》一詩中，詩人還對傳統(tǒng)的“崇儉”觀念提出質(zhì)疑，認為應該發(fā)展商業(yè)，鼓勵消費，才是解救貧窮的辦法。
這些詩篇數(shù)量不多，可是其中朦朧地閃爍著的敢于突破、勇于探索的開放意識十分可貴，這正是千百年來被認為是絕對真理、永恒穩(wěn)固的傳統(tǒng)文化有可能更新的先聲。
這種傳統(tǒng)士大夫心態(tài)的變化更重要的表現(xiàn)是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而隱現(xiàn)掙脫等級觀念牢籠的覺醒意識。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年逾花甲的詩人異常憤慨，受到人民奮起反抗的精神的激勵，他改變了過去的“毋開邊釁”[2]的看法，寫下了《三元里》等一批記錄反侵略戰(zhàn)爭的詩篇。
這些光輝的詩篇奠定了張維屏在近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一曲《三元里》贊歌，是張維屏最有思想價值之作。
詩人以雄直恢宏之筆，描述出三元里鄉(xiāng)民英勇抗擊英國侵略者的聲勢浩大的戰(zhàn)斗場面。
正如郭延禮先生指出的：“在中國文人詩歌史上，把勞動人民作為愛國者英雄群像加以表彰和歌頌的，這恐怕還是第一次。
僅此一點，也就可以使《三元里》這首長詩在中國詩歌史上永存不朽。
”[3]中國傳統(tǒng)的士大夫文化，屬于封建文化的范疇，它的中心是以儒學的綱常倫理為根本的宗法等級觀念，這種等級觀念在士大夫心態(tài)中最具穩(wěn)定性和凝聚力。
它要求每個人都應該懂得自己在社會等級階梯上的位置，只能夠也只應該克盡自己的等級本分，逾越本分的行為即使不受國家機器的懲罰也要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
《三元里》所歌頌的民眾抗英斗爭是自發(fā)地保衛(wèi)家鄉(xiāng)之戰(zhàn)，對于這種不遵從朝廷之命的自發(fā)行為，詩人作出了態(tài)度鮮明的熱情歌頌：“風人慷慨賦同仇”。
這固然是出于愛國主義的熱忱，但也不能不看到詩人對這種逾越“順民”本分的行為的容忍、肯定以至贊揚。
這種態(tài)度出現(xiàn)在一個封建士大夫身上，實在難得。
詩人還進一步把民眾的自發(fā)抗敵和朝廷的軟弱政策作了褒貶對比，一方面是對低賤的“愚民群氓”的歌頌，一方面是對至高無上的朝廷的譴責，這里隱隱可見掙脫等級觀念牢籠的覺醒意識。
當然，這種覺醒并非自覺，在同樣是反映抗英英雄的《三將軍歌》中，詩人就是立足于忠孝觀念進行歌頌的：“皆忠臣”、“忠孝全”。
這在當時無可厚非，不過思想價值就遠遜于《三元里》了。
把張維屏與同時代的進步思想家相比是很有意思的。
他有龔自珍的衰世敏感和改革呼吁，盡管沒有那么強烈；他有魏源“師夷長技”的開放意識，盡管沒有那么明確；他有林則徐堅決抗擊外侮的意志，盡管曾經(jīng)有過猶豫。
他能超越同時代進步思想之處在于對民眾力量的認識，隱隱突破了牢固的等級規(guī)范。
他體現(xiàn)了廣東知識界承受傳統(tǒng)觀念較為松動，接受新鮮事物易于變通，感受時代氣息比較敏銳的特點，他是近代士大夫文人思想觀念開始變異、走向更新的代表。
黃遵憲(1848-1905)，光緒二年舉人。
中舉后，拋棄科舉道路，步入外交官生涯。
他兩度出任駐外使節(jié)，共達14年。
其間完成了《日本國志》一書，詳盡介紹了日本國情，同時也表達了主張發(fā)展民族資本、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主張學習西方的維新思想。
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黃遵憲被召回任職，在署理湖南按察使期間，他積極推行新政。
1898年，被任命為駐日本大使，尚未成行而戊戌政變，解職放歸。
晚年閑居鄉(xiāng)間，詩人依然關注時局，與流亡海外的梁啟超等友人書信往來，繼續(xù)探討救國之路。
黃遵憲是維新派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掀起的“詩界革命”運動的一面旗幟，他的詩歌有著鮮明的近代化特征。
他以詩歌記錄了近代中國人抵御外侮的斗爭歷史，體現(xiàn)了崇高悲壯的詩美追求，以詩歌反映海外新事，空前地拓展了詩歌的表現(xiàn)范圍；以詩歌寫人敘事，探索了新的詩歌表現(xiàn)手法；提出“我手寫我口”的主張，嘗試使用言文合一的詩歌語言。
黃遵憲使詩歌從久已凝定的模式中出現(xiàn)了變異。
[4]本文暫不論他對詩歌藝術的貢獻，而試圖從這些“新派詩”中尋繹當時的文人心態(tài)特征。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在“新學”文化崛起的背景中，維新志士積極探索、力求改革然而難免困惑的心態(tài)的反映。
黃遵憲詩歌網(wǎng)羅中外的題材凸現(xiàn)了維新志士們開放求新的心態(tài)。
由于地處沿海的廣東這塊特殊土壤的孕育，由于面臨大變動的近代氣息的感召，開放觀念在黃遵憲的詩歌中顯得特別明確和強烈。
反映海外新鮮事物是他的詩歌最大的特色，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擴大了詩人的眼界，使他的詩歌出現(xiàn)了異彩紛呈的海外圖景。
詩人不僅大量地描寫了海外的景物，還反映了世界歷史、各國社會狀況、科學新事物。
尤其是對于日本強國道路的介紹，給了國人很大的啟發(fā)。
這種“突破前人范圍，一新詩界面目”的選題新方向[5]，是黃遵憲的自覺追求，他希望能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見，皆筆而書之”。
[6]這讓我們看到了19世紀后期，先進中國人努力追求認知世界的心態(tài)。
長期閉關自鎖，夜郎自大，壓抑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熱情。
一旦國門被打開，“中華以外天”原來是這樣多姿多彩，于是尚奇熱情重新被喚起。
同時，向西方睜開眼睛以后，才感到天朝大國的優(yōu)勢已去，古老的東方已經(jīng)落后。
而先進的西方卻欺負落后的東方。
師夷長技、富國強兵的強烈愿望更使認知世界成為近代中國人的獨特心態(tài)。
正如黃遵憲所說：“足遍五洲多異想。
”新事物的剌激和吸引可以說從來沒有那么大的力量。
求知求新的強烈愿望使黃遵憲的詩歌流露了與傳統(tǒng)士大夫很不同的心態(tài)。
縱觀他的詩歌，很少過去常見的懷才不遇的感嘆唏噓，兼濟獨善的進退迷惘，也很少過去常見的享受世俗人生的閑適情趣，高蹈出世的虛渺玄想。
詩人的目光熱切地傾注于外界的新事物，詩人的心靈灼熱地關注著國家民族的大事。
我們可以看到他逐步擺脫古代士子過于重視人格修為、追求人品完美、注重道德臧否的尚虛傾向，而轉向追求積極務實的人生。
認知世界真貌，求取治國良方，完善知識結構，實踐改革方略，逐步取代著以封建倫理塑造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
詩人常以放眼世界、認識世界而自詡和自期，這是戊戌變法前后的進步文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態(tài)。
從詩歌的領域來看，可以說近代人的開放觀念在黃遵憲作品中有著最為鮮明、強烈的體現(xiàn)，較之上述張維屏詩中朦朧地流露的開放意識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兩人生活年代也不過相差幾十年，而思想已經(jīng)有如此的差距，相比于發(fā)展緩慢而觀念凝滯的千年封建社會，中國近代思想變化發(fā)展可謂急遽。
黃遵憲詩歌還體現(xiàn)了近代維新志士以西方的平等、民權觀念改造和完善傳統(tǒng)文化的思考抉擇和內(nèi)在困惑。
黃遵憲生活的19世紀后期，中國知識界向西方的學習已經(jīng)突破了“器惟求新，道惟求舊”的初期文化抉擇，從接受先進的科學技術到探討各國的社會形態(tài)，進而比較中西文化的優(yōu)劣。
他們試圖從西方文化中尋找武器來改造東方文化，言必稱“進化”，言必稱“文明”。
黃遵憲詩歌中也可以感受到這種氣息，尤其明顯的是時時出現(xiàn)在他的詩歌中的社會理想：“大同”。
在總結生平的《己亥雜詩》中，詩人堅定地認為：“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
”在《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這首長詩中，詩人以花為喻，描寫了不同國度的人們初次接觸時的情態(tài)，并抒寫了世界大同的心愿：“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
”他的最后一首詩《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說：“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
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
”對比起張維屏歌頌民眾力量，突破等級規(guī)范的朦朧的覺醒意識，黃遵憲和他的同志們的“大同”社會理想的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已經(jīng)用平等、民主的觀念來思考社會的發(fā)展趨勢，沖破了千百年來以整頓社會等級秩序為目標的改革模式。
然而，從黃遵憲的詩歌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與其他維新志士相同的處于思想意識深處的困惑。
在外觀世界時，他們很大程度上沖破了封建的等級規(guī)范，可是在內(nèi)省自身時，他們依然無法擺脫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
關于自身社會位置的定位和個體生存價值的取向，他們始終無法脫離“臣子”的立場，無法擺脫承受君主知遇之恩的感激和自豪，無法擺脫報答君主知遇之恩的自警和自策。
黃遵憲晚年的許多作品可以證明這一點。
《己亥雜詩》中數(shù)詩回憶受光緒接見任命的事，詩中用的是“天語殷殷到小臣”、“勞動九重前席問”、“驚喜天顏微一笑”、“感恩”、“泣讀”等語，感恩戴德。
晚年蟄居時詩人寫了很多對朝政抒發(fā)見解的詩，憤怒譴責慈禧太后剝奪光緒權力的行徑，同時明確地流露了對光緒皇上的忠心，細味其中運用的大量典故，可以說很大程度以封建倫常為評判準則。
詩人給流亡國外的梁啟超的信更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及戊戌新政，新機大動，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軀以報國矣
自是以來，愈益挫折，愈益艱危，而吾志益堅。
”[7]說明了詩人的堅定意志不僅來源于時代的感召，而且來源于報答君主知遇恩典的自我鞭策。
這種牢固的忠君思想，是由于對于封建體制來說是比較先進的科舉擇士制度的長期施行，使中國封建王朝中的知識分子始終沒有取得“自由民”的身份，他們依附于君主而存在，依附于等級體制、等級觀念而存在。
近代維新志士的人生道路往往起步于科舉仕途，甚至長期跋涉于此。
盡管他們在接受西方文化中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開放精神、探索深度和革新勇氣，然而在深層意識中始終認同于士大夫的身份地位，無法超越“君君臣臣”綱紀倫常的道德規(guī)范也就在所難免。
外觀世界時的平等觀念和內(nèi)范自身時的等級意識形成了維新志士們自相矛盾的特殊心態(tài)。
以至左右著他們的人生道路。
真正把封建倫常綱紀從文人的人生價值取向中排除，還有待于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轉變。
黃節(jié)(1873-1935)，早年曾從名師求學，赴鄉(xiāng)試落第。
年青時即積極投身革命，28歲留學日本，次年回國開設學堂，啟迪民智。
其后變賣祖業(yè)，捐資辦報，宣傳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加入“南社”。
辛亥革命可以看作是黃節(jié)生活前、后期的分界，詩人的后半生主要是過著學者的生涯。
雖曾先后擔任過民國政府的職務，可是時間都不長，主要經(jīng)歷是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清化研究院等高等學府，研究中國古典詩歌。
黃節(jié)的詩歌以憂國傷時的精神反映了時代的社會政治生活。
1895年，才22歲的黃節(jié)寫下《宴集桃李下，興言邊患，夜分不寐》一詩，表達對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沉痛和對清政府腐敗無能的悲憤。
在黃節(jié)一生詩作中，流露時政之感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八國聯(lián)軍入侵京師，詩人悲憤地呼喚：“陸沈何日起神州
”在反清革命期間，詩人憤怒地揭示清廷的腐敗，斗志昂揚的表示自己與之誓不兩立的態(tài)度。
1911年秋天，詩人有“人與滄桑同一醉”的詩句，正是辛亥革命成功歡欣心情的反映。
1915年前后，袁世凱恢復帝制的丑劇越演越烈，黃節(jié)寫了多首詩歌揭露其陰謀。
最有代表性的是寫于1916年初的《清明謁袁督師墓》，針對袁世凱企圖冒認袁崇煥后代以抬高自己身份的鬧劇，詩人給予辛辣的諷剌：“時流無恥可足道”。
一直到晚年，對于蔣介石統(tǒng)治的暴虐，對于日寇全面入侵的征兆，黃節(jié)的詩筆都有所反映。
黃節(jié)詩歌中的一份蒼涼迷茫心態(tài)很值得注意。
即使在民國建立的初期，詩人對時勢和身世也有著濃重的感傷情調(diào)，這時他在詩中不止一次以唐代安史之亂后流落無著的李龜年比擬自己。
即使是袁世凱稱帝陰謀破產(chǎn)的1917年，詩人的心情也沒有樂觀：“萬慮攖心強自持，別尋歌哭恣吾思”。
這份蒼涼迷茫心態(tài)首先來源于對所設想的社會藍圖的模糊。
黃節(jié)和當時許多投身反清革命的近代人一樣，把“辨華夷”（《滬江重晤秋枚》），重振“大漢天聲”（《岳墳》），驅逐韃虜作為革命的首要目標。
而對于爭取民主、平等、科學的社會改革目標，卻不是那么明確。
辛亥革命把清帝趕下了龍床，于是覺得“作始攘胡至是畢”（《歲暮吟》），確實是歡欣鼓舞了一陣子。
可是，帝制復辟，軍閥割據(jù)，革命隊伍分裂，時局日益動蕩，“國事如斯豈可期”（《滬江重晤秋枚》）。
由于辨不清目標，看不到前途，詩人心中蒼涼而迷茫。
甚至重新從舊時代的武庫中尋找倫理綱紀的武器，以期整治天下秩序。
黃節(jié)后期詩中不止一處提到“風節(jié)”，他認為“文章不朽關風節(jié)，士行從來乃圖維”（《簡癭公》），“世事人才不足問，憂在風俗誰能扶
”（《歲暮懷劉載甫》）1919年五四運動后，黃節(jié)對于新文化的勃興更惶然，他有一首詩分析清代的理學，對清中葉的考據(jù)風雖持批評態(tài)度，仍認為這時“士行未全失”，可是“同、光迄爾來，雅道直蕭瑟”（《雜詩》），對于自己也曾參與的晚清思想解放運動，并不能正確認識。
到了晚年，詩人甚至認為“人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
始于邪說終暴行，世乃一亂亂無度”（《歲暮行》）。
對于新舊文化的交替無從接受，只能設想重振舊日之綱紀以平息今日之世亂，詩人的社會藍圖顯然追不上時代的步伐。
這種蒼涼迷茫的心態(tài)還來源于對于人生價值尺度的困惑。
近代后期，隨著個性解放思潮的醞釀，對于個體生存價值的焦慮叩問和執(zhí)著追尋的現(xiàn)代人意識已經(jīng)隱現(xiàn)，黃節(jié)也有這份焦慮感，同時又仍然繼承著中國古代士人置群體利益于個體存亡之上的價值取向。
他始終懷著一份拯救天下、拯救百姓的強烈的憂患感和使命感，然而他又沒能進入執(zhí)權者范圍，于是對自己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十分郁悶，“慚無鋒鏑身，讓子詩書儒”（《志悼——為黃克強、蔡松坡》）。
他的詩中屢次出現(xiàn)“肝膽每為論文見，國事同歸袖手觀”（《即席送諸貞壯南昌之行》）、“袖間縮手徒爾為”（《郡齋風夜》）、“袖間縮手如今日”（《雪朝》）這樣的句子。
詩人始終放不下憂國傷時的情懷，然而卻感到自己無能為力，無所歸依，“鳥飛庭樹嘆無枝”（《北游將發(fā)》），他哀嘆自己對時局的憂患不過是一份放不下的杞人之憂。
這份“杞憂”之嘆其實并不陌生，從古到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屢屢執(zhí)著于此。
黃節(jié)的這份蒼涼迷茫心態(tài)在當時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說體現(xiàn)出一定的進步性。
辛亥革命后那個政局混亂的年代，使人們對于時局，對于政體，以至對于人生選擇產(chǎn)生了困惑。
當時一些文人從舊的思想武庫中重拾不附權貴、獨善其身的精神支柱，疏離了各種政權斗爭。
而他們的實際社會地位與封建時代隱逸士人相比有了變化。
隨著“科學”的興起和科舉的廢除，知識分子中形成了一個“學者”的階層。
這些人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接受了不少新知識、新觀念，而同時舊學的底子深厚，對傳統(tǒng)文化有著割舍不掉的依戀。
隨著時代的變遷，學識不再成為做官的敲門磚，而漸漸成為獲得社會敬重的資本，更進一步成為謀取職業(yè)的本事。
雖然斷絕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科舉道路，可是知識的價值卻受到社會從來沒有過的重視，知識分子的地位也獲得了從來沒有過的自由。
他們不屑與當權的軍閥合作，而執(zhí)教于高等學府，寫詩撰文，雖然不從政，卻漸漸取得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與舊時代“布衣文人”由于經(jīng)濟困窘而未免寒傖的心態(tài)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與舊時代創(chuàng)造了古代學術而往往要都貼著“官”的標簽的舊學者們也有了質(zhì)的區(qū)別。
這些文人往往早年積極投身革命，此后消沉，晚年對五四后的新文化有著種種的不理解。
他們形成了近代后期延續(xù)到現(xiàn)代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筆者稱之為“新學者”文化。
近代的廣東是接受西方文化和掀起改革運動的前沿陣地，知識分子的人生路也較早擺脫了科舉仕途的拘限，近代后期也就出現(xiàn)了不少這種體現(xiàn)了“新學者”文化的人物，黃節(jié)可以說是其中之代表。
“新學者”文化與傳統(tǒng)士大夫文化一個重要的不同是“忠君”觀念終于被鄙棄。
盡管在看待外在世界時他們有許多封建觀念的殘余，然而在個體人生價值觀上卻終于擺脫了君臣等級意識。
中國古代士人往往注重群體意識，而且把君主作為群體利益的象征，所謂“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這份“忠君”即“忠國”的傳統(tǒng)文化情結在近代維新派人士身上也無法擺脫。
而在黃節(jié)所代表的近代學者的思想觀念中，我們卻看到“國民”意識終于取代了“臣子”意識。
黃節(jié)孜孜執(zhí)著的是自己所屬的斯土茲民，而并非是忠于某個君主。
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說過：“絕不應驅此邦之民，以共殉其一身之節(jié)。
”[8](307)對于群體利益的憂患感和使命感并不是系于對某個賞識者的忠貞上，于是擺脫了古代士大夫那種知遇的渴望和不遇的憤郁。
他對于人生價值尺度的困惑正體現(xiàn)著舊觀念的消亡。
這個階層的人們由于經(jīng)濟地位的提高，人格也取得了相對的自由，雖然還未能完全具備現(xiàn)代人重視個體自由的觀念，但終于擺脫了精神上尋求依附的奴性，從而突破了封建時代在人與人關系上的等級規(guī)范。
社會近代化的進程是封建的宗法等級體制及其觀念走向消亡，現(xiàn)代的自由、民主、平等觀念和體制逐步建立和健全的過程。
黃節(jié)所代表的新學者文化雖然在社會體制的探討上沒有足夠的革命精神，可是在人生價值觀念上的近代化轉變卻比維新志士們要徹底。
從這個意義上看，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
新學者文化中另一個可貴之處是保持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
中國近代化的道路是以吸取外來文化、完善傳統(tǒng)文化為特征的。
如何看待外來文化與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關系的難題在中國近代尤為突出。
黃節(jié)在理論上主張保存“國粹”，認為“凡欲舉東西諸國之學，以為客觀，而吾為主觀，以研究之，期光復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
”[8](297)這種理論放在當時社會思潮中看未免偏于保守，然而不無可取之處。
尤其在為人處世準則方面的選擇更令人深思。
他不僅堅持視群體利益高于自我利益的人生價值取向，而且堅持視人格修為重于生存本能的自覺道德規(guī)范。
鄙棄了忠君觀念卻沒有導致為了自我的生存而放棄是非評判，而更注重自己的良心和骨氣。
前面論及，黃遵憲在主張維新變革的同時，放棄了傳統(tǒng)士人重視人格修為的尚虛傾向，體現(xiàn)出思想領域的進步。
這是因為在迫切需要變法圖強、抗擊外侮的時候，一些舊觀念，如華夷之辨，如君權神授，如重農(nóng)輕商，如重學輕技，尤其是君臣父子的倫理規(guī)范已經(jīng)成為接受新事物的思想障礙，沒有黃遵憲等文化精英沖破舊思想的束縛，當時的中國社會很難吸收比長期固守的封建文化進步的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新文化。
然而，在沖決羅網(wǎng)后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時，擺在人們面前的又是新的困惑：難道幾千年的民族文明沒有值得繼承的精華
精華與糟粕的區(qū)分在哪里
難道華夏文明與西方傳入的現(xiàn)代文明就不能契合
契合之處又在哪里
這些問題即使在今天仍有探討的價值，而在20世紀初那個封建體制剛解體、政局劇烈動蕩的時代，更使人們迷惘，也促使進步文人們思考。
梁啟超晚年復倡東方文明，并不能簡單地說是思想倒退，一定程度上說是尋求新舊文化、中外文化契合點的一種困惑和探索。
黃節(jié)在為人處世準則方面的選擇客觀上也有這種意義。
黃節(jié)在時局屢變中所表現(xiàn)的堅定立場是很突出的。
他曾有這樣的詩句：“捫舌莫談天下事，喪心寧愛草間名，北風瑟瑟黃花晚，尚有枝頭未落英。
”（《秋深得憲庵香江寄詩，還答一首》）“草間名”用吳偉業(yè)仕清而自責的典故，表示自己不能為了避禍而對世事緘口不言，以至失卻良心，茍活于世。
“北風黃花”是移用宋亡后鄭思肖的詩句，表示絕不屈服于惡勢力的決心。
還有，“風云廿載一過眼，世變?nèi)鐚m志如律”（《歲暮吟》），時局有如宮調(diào)之變化多端，而我的志向卻像律呂般堅守準則。
“區(qū)區(qū)說名節(jié)，豈與王霸功”（《生朝》），我所重視的是名聲和氣節(jié)，又豈能參與那些圖王稱霸的權力之爭。
黃節(jié)的處世準則讓人們認識到：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等級意識的糟粕，中國傳統(tǒng)的人格范式有其體現(xiàn)民族文化精華的內(nèi)核。
社會的進步不應該是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化，而應該賦予文化傳統(tǒng)以新的內(nèi)涵和新的生命。
從黃遵憲和黃節(jié)兩人思想上不同方位的保守性和進步性，我們可以獲得的啟迪是多方面的。
至此，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從張維屏到黃遵憲再到黃節(jié)，我們看到了近代文人心態(tài)那種“一步三回頭”式的衍變。
張維屏顯示了士大夫文人的朦朧覺醒和初步開放意識，黃遵憲代表的維新志士的心態(tài)最具開放革新姿態(tài)，然而在大量引介西方文化的同時卻有著舊的核心——體現(xiàn)在人生價值取向上的封建等級規(guī)范。
黃節(jié)代表了近代后期新學者們的迷茫心態(tài)，然而，在呼吁“國粹”的表面卻有著實質(zhì)的變異——在人生價值取向上剔除了封建等級規(guī)范而賦予傳統(tǒng)人格新的意義。
從近代文人心態(tài)的衍變，我們感到人的價值觀念的轉變是一個艱巨的過程，而這個轉變對于社會進步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政治體制的轉變。
淡泊清心 明智空靈講的是什么
1935年出生，祖籍廣東梅縣。
哈佛大學博士后，世界著名量子化學家，美國華人協(xié)會第四屆會長，海外杰出華人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聘請的首批10位頂級華人科學家之一，美國波士頓學院終身教授。
其好友著名作家、評論家李敖曾說：“潘毓剛是我所見過的科學家中最有人文修養(yǎng)的一位。
潘毓剛的祖父潘祥初是有名的華僑富商，與愛國保臺志士丘逢甲是親家。
其父潘樞潤上世紀40年代初曾任梅縣南口安仁中學校長。
母親梁蒞莊是晚清駐日、德、比三國外交官梁詩五(黃遵憲之太舅)之女，曾留學日本。
因家學淵源的關系，她對子女要求很嚴格，教育他們不要依賴祖業(yè)，要通過自我奮斗，闖出一條通向成功之路。
其子女自幼就很勤奮，潘教授五兄弟中有四人(毓良、毓彥、毓剛、毓緒)獲得留美博士學位。
潘毓剛的童年(小學四年級前)是在故鄉(xiāng)梅縣度過的，1947 年他到臺灣念書。
初中時代就用很多時間自我學習、自我發(fā)展，讀自己喜歡讀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研究，在校成績雖然平平，但卻在報刊發(fā)表過不少智力游戲或數(shù)學測驗的短文，讀高一時出版了科普讀物《你的身體如何工作》一書；大學一年級時，與友人合譯了大學教科書《普通化學》，出版后風行臺、港、東南亞等地。
大學三年級時出版了被作為大學參考書的《酸和堿》。
大學期間他經(jīng)常不去上課，躲在家里寫書、寫文章，在科學專業(yè)期刊發(fā)表過不少科研論文。
毓剛既是科學巨子又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曾先后游歷、考察50多個國家。
潘教授以其廣泛的閱歷，睿智的思維，洞明的觀察，明辨是非的能力，將到世界各地講學、游歷耳聞目睹和所思所感的東西，隨時在車船上、飛機上或下榻的賓館寫下來，其中有不少觀點鮮明、思想深邃的評論或針砭時弊的雜文發(fā)表于世界各地的報刊上。
他正在準備將30多年來各時期零星寫下的文章結集出版，并請臺灣文壇鬼才李敖作序(潘教授亦曾為李敖《預備軍官日記》一書作序)，李敖是公認的文章大家，他在序言中盛贊潘毓剛在自然科學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時，對其在社會科學上的才華亦評價極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