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
因為呈顯歷史本原的關鍵信息資料就是歷史資料，尤其是文物資料。
但是這個說法還是偏激的，史料只是歷史學的基礎，歷史學還有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歷史大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人類發(fā)展經(jīng)驗和教訓。
重說中國近代史讀后感1000字
還原一段被扭曲的歷史，挖掘國人今日問題之根源 ——讀《重說中國近代史》 我們關于近代史的知識，大多來自初高中歷史教科書，甚至是大學的政治歷史公共課。
因此，一提及中國近代史，腦中浮現(xiàn)的便是中國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強欺凌、清政府如何腐敗以及資產(chǎn)階級軟弱等畫面。
然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
學者張鳴的《重說中國近代史》將帶領我們走出傳統(tǒng)歷史敘事的固定觀念模式，從新的角度認識這段歷史。
誠如本書的副標題所言“還原一段被扭曲的歷史，挖掘國人今日問題之根源”。
在書中，作者通過閱覽大量原始檔案和資料，試圖為我們還原一段真實的歷史，因此，相較于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作者提出了許多新的歷史解讀視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婦”心態(tài)，即怨婦心態(tài)、潑婦心態(tài)和情婦心態(tài)。
怨婦心態(tài)認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強欺負的歷史；潑婦心態(tài)認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強欺壓的歷史；情婦心態(tài)則認為縱然我們被欺壓了，卻因此而獲得了進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態(tài)問題是我們看待近代史時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以上三種心態(tài)顯然不足為取，終究應該盡可能客觀的對待近代史上發(fā)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靜地審視過去，不能再當怨婦、潑婦、情婦，然后去看待我們的未來，盡早學得聰明些。
關于鴉片戰(zhàn)爭，作者將之視為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在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關于鴉片戰(zhàn)爭曾經(jīng)創(chuàng)造的兩個神話，即：“忠奸格局”的神話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話。
根據(jù)“忠奸格局”的邏輯，在鴉片戰(zhàn)爭中，林則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鴉片戰(zhàn)爭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奸臣當?shù)?，如若林則徐一直被重用戰(zhàn)爭的結局可能不會這樣。
很顯然，這種敘事邏輯掩蓋了事情的本質(zhì)，林則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敗局。
鴉片戰(zhàn)爭之時的中國已經(jīng)在經(jīng)濟、軍事、觀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這才是戰(zhàn)爭失敗的關鍵。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話，則意味著如果能發(fā)動百姓，也即發(fā)起群眾運動，戰(zhàn)爭的結局可能被改寫。
因此，正統(tǒng)近代史給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戲份，然而作者認為三元里抗英時間是經(jīng)過我們長期演繹加工而成的，事實上英國只損失了一人。
缺乏組織且無先進武器的群眾也難以挽救清朝的敗局。
農(nóng)民起義一直是帝國的古老命題，所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即是此規(guī)律的又一表現(xiàn)。
關于太平天國運動，在作者看來其最大影響即是它喚醒了中國的漢族士大夫的積極性，而非如傳統(tǒng)敘事所言，太平天國運動沉重打擊了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其綱領性文件《資政新篇》被視為進步的表現(xiàn)。
的確，傳統(tǒng)近代史敘事認為《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的一大亮點，然而作者認為以往的歷史敘事過高評價了《資政新篇》，實際上它只不過是一張紙而已，它的主張幾乎沒有被運用到現(xiàn)實中。
太平天國運動使得中國的漢族士大夫重新煥發(fā)了生機活力，在內(nèi)憂外患面前，他們提倡開展了洋務運動。
按照傳統(tǒng)近代史的說法，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
然而作者認為洋務運動未必是一場失敗運動。
雖然北洋水師在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極差，但這并不代表整個洋務運動的失敗，洋務運動畢竟還是給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國工業(yè)的初步基礎，如果說他是失敗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與強鄰日本相較而言。
因此，不應低估了洋務運動的歷史價值。
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慘敗真正喚醒了沉睡的中國人，為圖自強，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了戊戌變法。
在作者看來，關于戊戌變法，正統(tǒng)的近代史敘事存在幾個問題：第一，過分強調(diào)康梁在變法中的作用，將戊戌變法局限于“百日維新”。
事實上，作者通過查閱大量相關材料發(fā)現(xiàn)，變法實際是一幅十分壯麗的畫卷，戊戌變法當時存在多個中心，多鐘路徑；第二，關于變法失敗原因問題，傳統(tǒng)近代史敘事將其歸于資產(chǎn)階級實力太弱，封建勢力過于強大。
然而作者認為我們應該跳出這些分析框架，不要總試圖靠一些概念化、符號化的東西來看待它，一直用落后與先進，頑固與保守，以及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之類的話語，其實是很荒唐的。
（p159）通過分析，作者發(fā)現(xiàn)，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帝后二元結構。
有名無權的光緒帝與有權無名的慈禧太后之間的沖突是導致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變法一旦成功，將使得光緒帝有名有權，而慈禧太后則無名無權。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斷然決定要阻止變法，事實上，慈禧太后并非頑固保守、不圖變化、不思進取之人，實則因為變法將禍及其權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國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義和團運動，然而傳統(tǒng)近代史敘事在評價義和團的功績時，常常說義和團粉碎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美夢。
然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呢
義和團運動之后，列強并沒有把中國徹底瓜分，然而，這并非僅為義和團的偉大功績，實際上，在作者看來，西方國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國家到義和團出現(xiàn)時，已經(jīng)開始對殖民活動進行反思和批判了。
義和團運動帶來的更多是災難和倒退。
在經(jīng)歷了種種災難之后，清政府氣數(shù)實將盡矣。
此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開啟了新政。
作為后來者，我們當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敗告終，并且緊接著就發(fā)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們想當然的認為是新政斷送了清朝的氣數(shù)。
然而，作者卻看到了不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認為清末的新政實際上是一次比較成功的變法，其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
（p205）新政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三種新鮮事物：一是媒體的壯大，二是新市民的興起與發(fā)展，士紳和商紳團體的壯大，三十準議會的出現(xiàn)。
這些對中國后來的歷史發(fā)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的。
單就新政中的預備立憲而言，作者就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立憲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會建成比較充分的代議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緒帝死后，新掌權的滿足貴族缺乏足夠的政治經(jīng)驗，他們開始試圖重新收回權力，這不僅導致了新政的失敗，同時使得矛盾變得更為尖銳。
此時，辛亥革命爆發(fā)了。
關于辛亥革命，作者對傳統(tǒng)近代史敘事中突出夸大革命黨人實力的論斷進行了駁斥，作者結合材料分析發(fā)現(xiàn)，當時革命黨的力量并不強大，革命的成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評價辛亥革命時，我們時常說由于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革命的果實最后被袁世凱竊取了。
然而，作者發(fā)現(xiàn)，這一說法顯然太不合理。
可以說按照結局的觀點來講，革命黨人最多算是小資產(chǎn)階級，而當時的立憲派才是真正的資產(chǎn)階級，依此，顯然不能論斷革命黨人體現(xiàn)了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
關于袁世凱稱帝的問題，作者認為關鍵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國即進入了無權威狀態(tài)，袁世凱稱帝是希望通過重樹皇帝來重數(shù)權威，然而，袁世凱的美夢自然是無法實現(xiàn)的。
其實，無權威的咒語也一直困擾著后來的北洋軍閥們，北洋時期的混亂，很大原因正是因為軍閥們權威不足。
軍閥之間互不承認，互相爭執(zhí)。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的失敗表現(xiàn)直接引發(fā)了五四運動。
作者認為五四是一場很重要的運動，在文中，作者發(fā)現(xiàn)了五四運動與軍閥裂變之間相互呼應。
正是五四運動為直系軍閥吳佩孚提供了攻擊皖系政權的理由，五四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場直系反皖的政治動員。
當然，這只是一種解釋，一種豐富五四意義的解釋，誠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義和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
當然，以上僅就作者在本書中提出的較為突出的論斷進行了梳理，實際上，書中充滿了閃光點，絕非以上幾點所能涵蓋。
作者為完成此項工作，閱覽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獻，言之有據(jù)，言之有理，啟發(fā)著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們的歷史。
更為重要的是在閱讀過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邏輯，體會作者是如何根據(jù)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圖還原歷史的真相，這種方法的學習也許是更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們認識問題，分析問題，這才是培根所指：學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這樣的閱讀中，我們不僅看到許多新思想，也讓我們體會到該如何看到問題，進而理解當下處境。
《中國大歷史》讀后感
讀后感：初看這本書，僅僅將其作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發(fā)覺此書多有牽扯財政知識，則上升至必讀之行列。
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
我看此書則重在抽取其中的財政史，其他知識則可謂意外收獲了。
大歷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觀歷史，用350頁文字粗粗帶過我華夏五千年之文明，雖顯得簡陋而無所適從，但有利于讀者在閱讀中整體把握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
作者別具匠心地將之與世界史聯(lián)系起來，則又提供了另一番視角。
總體上，我在閱讀此書時有三大收獲，現(xiàn)簡述如下：第一， 對歷史的整體認識有所提升。
一般傳統(tǒng)歷史家將中國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為皇帝君王者，，無所不從。
然則在此書中，作者向讀者傳達出鮮明的觀點是，，是在一種道德的指引下運行。
帝王要有所作為，也必須依著道德軌跡，或者成為道德之代言人，否則便不能收到萬民的支持。
作者在書中屢次用到“中國是一只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面包”，此比喻雖生硬而令人費解，卻還是充滿想象力的。
歷史發(fā)展乃上下兩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要維持整個國家之穩(wěn)定，上下必須達到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為古代經(jīng)濟之基礎者，正是“農(nóng)業(yè)之系統(tǒng)”，其與“商業(yè)之系統(tǒng)”相對。
凡古代之昌盛時期，必有解決土地問題之暫時良策，并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
待到每個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農(nóng)的衰落，農(nóng)業(yè)凋敝，國家自然混亂了。
第二， 對一些具體歷史細節(jié)的糾正認識。
在對人方面，比如，我從書中知道，是在光緒帝死后不到24小時去世的，而則是在運動失敗前服毒自殺（對這點我尚且有所懷疑）；趙瑣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壯志，專于政事，卻無力回天。
在對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國在當時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
其廣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時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兩次征日，未能取勝的原因，乃是“神風”幫助，看來戰(zhàn)無不勝的到了海上戰(zhàn)斗力就減弱了。
在“三國干涉還遼”之后的坎坷命運，之前在歷史教科書中卻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雖說是十年離亂，卻也提供了一個新的改組機會。
第三， 財政對于中國古時朝代的興衰有重要影響。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對于每個朝代，都會專門分析其財稅制度。
若財稅制度符合當時小自耕農(nóng)的實際情況，則國家能夠得到充足的財源；而如果該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財稅體系，則滅亡不遠矣。
歷史界甚至公認明朝之覆滅由于財政的破產(chǎn)，黃老也曾提出民國時期各軍閥未能成為實際之強人，他們?nèi)狈π艿闹饕蛟谪斦?/p>
兩稅法、王安石的變法、一條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為了挽救頹勢對于財稅制度的改革。
但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實行，要么未能取得實際效果，正是因為他們要么脫離小自耕農(nóng)的實際，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勢，其所倡導的政策，也被反對派否定。
小自耕農(nóng)的破產(chǎn)與國家之衰落往往構成因果關系。
結果國家稅收不能按時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稅率，或者變換著方式增加附加稅。
軍人不能按時獲得足夠軍餉，則軍隊素質(zhì)下降，遇到各種天災人禍，國家也無足夠能力應付。
真是成也財政，敗也財政。
這甚至讓我有些懷疑，是否中國古之朝代更替，無非是“財政周期”
如此看來，財政之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現(xiàn)今中國財政制度的設置，對于國家之強盛必定也是舉足輕重的。
然目前國家財稅制度所受之詬病，已經(jīng)愈加明顯。
學財政的人應該以完善這一整套制度為己任。
書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收稅的權利并非執(zhí)政者之福。
因為全國財政并無實際上之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
目前我國對于下層之法律保護已算有所進展，但對于私有財產(chǎn)的保護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達作者提出的真正“數(shù)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離吧。
比如目前增值稅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稅偷稅的現(xiàn)象，而要想實現(xiàn)如美國之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實在任重道遠。
社科書籍讀后感 5000字
[《中國科學技術史》---讀后感]李約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著名專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國文學院院士，英中友誼協(xié)會會長，《中國科學技術史》---讀后感。
李約瑟博士主編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國科學技術史》從1954年開始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陸續(xù)出版，被認為是是二十世紀完成的重大學術成果之一，是歐洲人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約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證據(jù)，全面而又系統(tǒng)地闡明了四千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歷史，展示了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
1954年，李約瑟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轟動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國科技史最完備、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這本書里，李約瑟博士引用了大量詳實的資料，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證據(jù)，全面而又系統(tǒng)地闡明了四千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歷史，展示了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證明了中國的文明在世界科學技術史當中的重要作用。
李約瑟博士的治學方法可概括為六個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獻、圖片與考古史料，實地考察生產(chǎn)和生活傳統(tǒng)，模擬實驗與技術復原研究，中西比較研究，內(nèi)史與外史研究相結合，國際大協(xié)作，讀后感《《中國科學技術史》---讀后感》。
這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是：第一卷總論，首先介紹全書總的計劃，考察漢語及漢字結構，論述中國地理概況和中國的歷史，最后闡述幾個世紀的中西科學技術交流；第二卷論中國科學思想史和科技發(fā)展的思想背景，論述了中國古代哲學各流派和科學思想的演變發(fā)展，討論了有關自然的有機論哲學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第三卷論數(shù)學、天文學、氣象學和地學；第四卷論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五卷論化學及相關科學技術；第六卷是生物科學及相關技術，包括農(nóng)業(yè)和醫(yī)學；第七卷分析傳統(tǒng)中國文化社會和經(jīng)濟結構，討論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特殊思想體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學發(fā)展的各種因素，最后回答為什么中國沒有自發(fā)地產(chǎn)生近代科學。
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深入了解中國科學技術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 ；大哉言數(shù)，數(shù)理精微；以農(nóng)為本，國脈水系；岐黃醫(yī)術，造福百世；四大發(fā)明：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不僅推動了中國文明的發(fā)展，也對世界文明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著的貢獻；中國的文獻考古證據(jù)和圖畫見證，清楚地向我們顯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
讀完這本書，除了佩服李約瑟博士，更多是對我國科學技術史深切的的自豪感。
這些歷史都表明我們并不比他國差，人的聰明智慧是不會停歇腳步的，終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依然會引領時代的潮流的。
〔《中國科學技術史》---讀后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nóng)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國大歷史》讀后感
《中國大歷史》讀后感這個暑假，我閱讀了《中國大歷史》，其實早在三年前，父親就推薦我閱讀這本書，但因當時我的歷史知識還比較匱乏，看問題也比較淺顯，于是一直拖到現(xiàn)在。
《中國大歷史》的作者黃仁宇以其宏闊的視野，獨到的見解來解析中國歷史。
之所以把它稱為“中國大歷史”，是因為中國在過去的150年內(nèi)經(jīng)過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影響到13億中國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
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它著眼于現(xiàn)代型的經(jīng)濟體制如何為傳統(tǒng)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他以短短的二十余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shù)千年的全貌，實在需要很強的取舍功夫。
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于歷史的人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
大歷史之所以為“大”歷史的理由在于，黃仁宇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歷程，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
他是以一種全新的手法，從長遠的社會、經(jīng)濟、財政、社會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環(huán)境等多種視角來觀察中國歷史的脈動。
在歷史的圖景中為我們描繪出了歷朝歷代的大政治，大財政，大文化，大軍事，大法令，而這些都是我們歷朝歷代興衰的根本所在。
在著作的意圖上，作者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
讀《中國大歷史》后感
讀《中國大歷史》有感 才格力圖.每當提起《中國大歷史》，很多沒讀過的聽者起初以為是《中國大力士》，所以我先介紹一下書名《中國大歷史》。
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是作者黃仁宇所創(chuàng)用的，他選用這名詞源于經(jīng)濟學。
經(jīng)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zhì)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tǒng)稱為“宏觀經(jīng)濟學”，而以內(nèi)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shù)與商業(yè)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觀經(jīng)濟學”。
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
改稱大小，轉用于歷史了。
所以由此可以得知作者是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
為什么是“中國大歷史”
借用作者的話：“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nèi)經(jīng)過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革命，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影響到了十幾億人口的一切，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我推薦此書有一原因，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
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xiàn)有史料高度壓縮，構成了一個簡明而前后連貫的綱領。
作者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
他主張綜合，而與他的治學方法根本不能融洽的是美國的費正清教授。
費正清教授重分析，有一本《偉大的中國革命》就是出自他手，是本具體分析中國1800-1985年之間的歷史細節(jié)的好書，值得一讀。
我們是中國人，就應該去了解我們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吸取教訓，向更美的明天奮斗吧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著,一篇讀后感，八百字左右
來自邊地的復興中華的嘗試 本書旨在敘說中國的近代歷史，筆者想以一個設問作為開端。
看到本書的人們，對書名中的“近代”一詞會產(chǎn)生何種印象
多數(shù)日本人對“近代”（modern）這一詞匯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
比如，它可以讓日本人聯(lián)想到明治時代的流行語“文明開化”，聯(lián)想到那些身著西裝披頭散發(fā)的形象，鐵道、磚瓦造的歐式建筑，乃至醫(yī)療技術的進步與學校等等。
近代日本對歐洲文明的引進與資本主義化的嘗試為日本人帶來了富裕和舒適的生活。
那么本書所敘說的中國又是何種境況呢
漢語里，至少在回顧中國歷史時，“近代”一詞往往伴隨著沉重、消極的印象。
因為，對中國歷史來說，近代是一個屢受外國侵略、國家民族面臨存亡危機的時代。
比如中國現(xiàn)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的雛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
當時的周恩來總理提出了“四個現(xiàn)代化”的口號，而未采用“近代”一詞。
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據(jù)中國官方的時代劃分法，即從鴉片戰(zhàn)爭至1919年五四運動為近代史，其后為現(xiàn)代史。
而由這種劃分就可見，近代史對中國人來說首先是屈辱的歷史、是抵抗侵略的歷史。
21世紀的今天，中國終于可以一洗近代以來所飽嘗的屈辱。
鴉片戰(zhàn)爭后淪為英國殖民地長達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歸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就如曾經(jīng)的東京奧運會之于日本一樣，成為中國人切身感到新時代來臨的紀念碑。
誠然，對過去的清算決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現(xiàn)在的中國，其過程還未完結。
2001年圍繞美化日本侵略行為內(nèi)容而再度引起關注的教科書問題，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國各地發(fā)生的反日游行等，這種不時趨于緊張的日中關系揭示了苦難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數(shù)中國人所共有的“負面的記憶”。
本書所敘說的中國近代史具體指從鴉片戰(zhàn)爭后的19世紀中期到中日戰(zhàn)爭開始前的1936年。
這一時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復興中華的嘗試”來概括。
但是如何評價這一嘗試，中國史學家們的意見一直都不統(tǒng)一。
其原因首先要從現(xiàn)代中國數(shù)十年來的政治激蕩中尋求。
日本真正開始中國近代史研究緣起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當時被稱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的誕生給予了一直輕視中國、不愿正視侵略事實的日本人以沉重打擊。
于是日本人試圖從中國的近代史中發(fā)現(xiàn)一種可能性，即與經(jīng)受了1945年戰(zhàn)敗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開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重點放在了闡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研究是在當時日本批判冷戰(zhàn)體制下軍國主義的復活與推動社會民主化這一政治課題之下開展的。
但是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與中國共產(chǎn)黨相關的革命運動史，往往帶有以“對革命作出貢獻，或反對革命”為善惡標準的成見，并不注重實證性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復邦交，此前的中國對日本來說就仿佛是“從未見面的戀人”，是一種隱藏于面紗之下的神秘存在。
因此當時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難免流于背離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與中日交流的正式啟動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帶了巨大變化。
隨著1957年“反右”斗爭以及“文革”對知識分子迫害等中國現(xiàn)代史的歷史問題被公開研究和討論，以革命勝利為頂點的歷史范式受到了極大震撼。
進而，親眼目睹了中國社會“落后”實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國視為日本應該學習的近代化的榜樣，而是普遍認識到中國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發(fā)展中國家。
在這種現(xiàn)實面前，多數(shù)日本人眼里的中國不再是革命帶來的新社會，而是革命之后依然傳承下來的、帶有傳統(tǒng)特質(zhì)的社會。
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長期留在中國進行深入觀察和研究，所以，特別是近代史領域里，出現(xiàn)了許多運用了日本所不能見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但是，即便這種重新勾畫中國近代歷史景象的嘗試，現(xiàn)在看來也仍然存在諸多局限性。
這些嘗試從反對既往的主流的農(nóng)村革命史出發(fā)，把重點從革命與農(nóng)村轉移到了改革史與都市史的研究之上。
誠然，諸多歷史事實得到了厘清，但其結果也不外乎是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
如果苛刻地說，這些不過是革命路線轉換到改革開放路線這一政治局勢的變化反映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結果。
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嘗試針對單個的歷史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卻沒有提出一個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總括性的歷史框架。
這也是當今所有學術領域的共通問題，由于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專門領域的過分細化，因此很難產(chǎn)生能夠概括這些領域的具有遠見的結論。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的2003年10月，紐約傳來了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歲。
繼張學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書所涉及的中國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場人物均已離世。
時隔半個世紀，張學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訪中，以精神煥發(fā)的面貌再次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呼吁日本年輕人了解中日之間的不幸歷史，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們記憶猶新。
在中國雖有“蓋棺定論”的說法，但最后的當事人張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們從現(xiàn)在開始冷靜評價這個時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來描述中國的近代史呢
本書想做一個嘗試，即以南方邊地吹來的新時代之風的視角，來剪影這一時代。
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運動，都興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發(fā)展。
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運動等改革運動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與創(chuàng)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擔任骨干，或以在此時代發(fā)展起來的南方邊地城市作為其衍生發(fā)展的舞臺。
眾所周知，擁有廣闊土地的中國，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會。
南方為水稻種植區(qū)，人們以大米為糧；北方則以小麥、面食為主。
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與香港、廣州人所講的廣東方言更互不相通，猶如兩國語言。
延伸到地平線的平原地區(qū)、被干燥的黃土地所覆蓋的華北大陸，與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臨海與外國相通的開放的華南地區(qū)，遑論風景，甚至人們的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也各自相異。
或許也可以說兩地人的價值觀是不同的。
從本系列其他各卷的敘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國歷史上的新風氣往往興起于北部邊境。
中華文明每遭遇動蕩時期，總是通過吸收周邊世界煥發(fā)的能量實現(xiàn)復興與擴張，從而得以保住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命脈。
但是，承擔這一使命的是從北方進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對中國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經(jīng)由內(nèi)陸的貿(mào)易通道（絲綢之路）所帶來的。
當然，這種情況因蒙古時代的海上貿(mào)易以及大航海時代后的世界一體化而不斷發(fā)生著變化。
但是，宣告新時代的南來之風從真正意義上席卷中國大地，可以說是從本書所論及的近代開始的。
洪秀全、孫文以及其后繼者蔣介石等本書中的出場人物，皆以南方邊地為出發(fā)點，傾注熱情于被稱為“北伐”的北上作戰(zhàn)。
而從南方農(nóng)村根據(jù)地興起的的邊區(qū)革命也是朝著黃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時代的種子。
由此可見，近代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從南方開始復興之路的時代。
以下就讓我們來看一看這與南來之風一起開始的復興中華的嘗試與苦難的一幕一幕。
面對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列強的侵略，從不斷的挫折與失敗之中，如同鳳凰般涅槃的中國，無疑為生活在不透明的時代的我們帶來了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