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祠的歷史意義是什么
范蠡 ，字少伯，生卒年不詳，漢族，春秋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
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謀士和實業(yè)家。
后人尊稱“商圣”。
他出身貧賤，但博學多才，與楚宛令文種相識、相交甚深。
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非貴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國，輔佐越國勾踐。
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變官服為一襲白衣與西施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間。
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乃我國儒商之鼻祖。
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大約出生于公元前536年，約于公元前448年無疾而終，享年高齡，幾近百歲，被 稱為中國商人圣祖。
他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胸藏韜略，年輕時，就學富五車，上曉天文、下識地理，滿腹經綸，文韜武略，無所不精。
然縱有圣人之資，在當時貴胄專權、政治紊亂的楚國，范蠡卻不為世人所識。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發(fā)生了槜李之戰(zhàn)（今浙江嘉興），吳王闔閭陣亡，因此兩國結怨，連年戰(zhàn)亂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今江蘇太湖馬山）決戰(zhàn)，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逃入會稽山，范蠡遂于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吳國，獻“卑辭厚禮，乞吳存越”之策。
議和后“人待期時，忍其辱，乘其敗……”“持滿而不溢，則于天同道，上天會佑之；地能萬物，人應該節(jié)用，這樣則獲地之賜；扶危定傾，謙卑事之，則與人同道，人可動之。
” 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諫：“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
”。
被拜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礪堅，君后勿悲，臣與共勉
” 三年后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
為了實施滅吳戰(zhàn)略，也是九術之一的“美人計”，范蠡親自跋山涉水，終于在苧蘿山浣紗河訪到德才貌兼?zhèn)涞慕韼狡媾魇?，在歷史上譜寫了西施深明大義獻身吳王，里應外合興越滅吳的傳奇篇章。
范蠡事越王勾踐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滅吳，成就越王霸業(yè)，被尊為上將軍。
“吳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擺宴姑蘇臺。
”在舉國歡慶之時，范蠡急流勇退，遂與西施隱姓埋名、泛舟五湖。
不過，與西施泛舟五湖只是民間傳說，事實上，范蠡隱退時已經68歲高齡，而西施要比范蠡小的多。
但是人們總愿編織出英雄美人的佳話，因此才有泛舟五湖這一說。
但史實應該不是這樣的。
后來，他輾轉來到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
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yè)并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
他仗義疏財，施善鄉(xiāng)梓，范蠡的賢明能干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
他喟然感嘆：“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
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激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xiāng)。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定陶），在這個居于“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
）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jié)、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
）又一說為在宜興制陶，無錫五里湖養(yǎng)魚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
史學家司馬遷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
”；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作文 美麗的萊州或魅力的萊州（不是寫事寫景的，寫建設的怎莫樣，都弄了什么，夸萊州的）初一用800字，
寫景是用語言文字把人們看到的和接觸到的各種自然景物具體地、生動的出來，以此來烘托環(huán)境氣氛，突出文章的中心或襯托人物的心情，抒發(fā)作者的思想感情。
而寫景記敘文是以描寫自然景物為主的記敘文，是小學生經常練習并要求掌握其方法的重要作文類型之一。
對于小學生來說，寫景作文是接觸得比較多的。
但是怎樣才能把景物寫出特色呢
我認為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抓住景物的特征，全面細致地觀察。
觀察和感受景物還需要發(fā)動各種感覺器官。
從不同感覺、有動有靜地寫景，讓人讀來身臨其境。
如著名詩人蘇軾寫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就寫出了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廬山的樣子。
又如：老舍先生筆下的大興安嶺的山勢是“橫著的，順著的，高點兒的，矮點兒的，長點兒的，短點兒的……”綿延起伏，溫柔可親。
他寫林海，工于調色，在他的調色板上，綠色是那樣變化無窮：宛如一位技藝精湛的丹青妙手，在他的“深的，淺的，明的，暗的，綠得難以形容。
”特別是“在陽光下，大片青松的邊沿閃動著白樺的銀裙，不是像海邊的浪花嗎?”這一囊括比喻、擬人、反問三重修辭格的句式，簡直給我們描繪出一幅立體、絢麗的畫卷，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美。
他寫花更具特色，你看：“青松作衫，白樺為裙，還穿著繡花鞋。
”恰當的比擬，敏銳的觀察，繪聲繪色的描繪，美不勝收，妙不可言，怎不令人折服? 二、把握寫景順序，寫出層次。
我們描寫景物時，可以由高到低，由遠到近，由整體到局部，由物到人，由動到靜等。
總之，把握住寫景的順序，描寫出的景物才能層次分明，清晰自然。
描寫景物的順序通常有兩種：第一是時間順序，比如寫一棵樹，我們可以按春、夏、秋、冬的時間順序，寫出它在各個季節(jié)是什么樣子的；還有一種是空間順序，例如我們描寫一座山峰，就可以寫遠處看它是什么樣子，近處看它是什么樣子，或者從上看是什么樣子，從下看是什么樣子等。
三、展開合理的想象。
在對景物進行仔細觀察的基礎上，張開想象的翅膀，根據所見所感展開合理的想象，再把景物狀態(tài)、顏色、聲音、氣味描寫出來，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一只黃鸝站在樹枝上歡快地唱歌。
”就用擬人手法形象地寫出了黃鸝的活潑可愛；再如：《桂林山水》中，作者在觀察的基礎上展開聯(lián)想和想象，作者從桂林山的“奇”，想象出像老人、像巨象、像駱駝，奇峰羅列，形態(tài)萬千，使景物內容更加豐富，充分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又如：《林?！芬晃闹?，作者從千山一碧、萬古長青的林海，聯(lián)想到廣廈、木材，直至日用家具，“有多少省市用過這里的木材呀!”此句將大興安嶺同祖國各地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使人感到了它的存在，認識到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親切、舒服”之感頓涌心頭。
四、注意情景交融。
寫景的目的，不應為寫景而寫景，重要的是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
只有這樣，才能為文章注入活力，才能寫出生動形象的文章。
比如：《林海》一文，通覽全文，字里行間處處流露出作者的一腔贊美之情。
作者正是憑借這真摯的感情，謳歌了大興安嶺，謳歌了綠色寶庫——林海。
他告訴我們，大興安嶺不僅是良材產地，也是科研基地。
人們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給大興安嶺添上了新的景色，添上了愉快的勞動歌聲。
”這說明人與山的關系日益密切。
因此，作者情不自禁地聯(lián)想到“興國安邦”的意義，其結束句，既深化了文章的中心，又余味無窮，耐人尋味 美麗的春天 春天到了,真美呀!這是一個大地回春,萬物復蘇的季節(jié).像蛇,熊,青蛙……之類的冷血動物都停止了冬眠,爬上地面欣賞春天.小鳥鳴春,百花爭艷,小草發(fā)芽,燕子也飛回來搭窩了,春天使給大地恢復了萬紫千紅的氣氛. 連春雨,春雷都連綿不斷地來為我們報春.春天正是播種的好季節(jié),農民伯伯正趁著這個好季節(jié)開始播種了,到了秋天就有好的收成. 春天,它不像夏天那樣干枯炎熱,不像秋天那樣冷清,也不像冬天那樣寒冷.而春天是一個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的春天.這使我想到了我們的母親,母親就像大地,母親生下我們,我們就有了生命,大地回春了,就等于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了,所有的生命都重新來過. 人們可喜歡春天了,因為這美麗的春天,給人以新的開始,新的收獲,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隨著春天的到來,大地完全被綠化了,從儀表到心靈都煥然一新,整個春天都被綠色覆蓋了. 這春天,既給人以新的生命,也給人以新的希望.我愛這美麗的春天. 春天 可愛的春姑娘，邁著輕盈的步子來到人間，那一片生機的景象便隨之來到四面八方，整個世界像剛從一個漫長的睡夢中蘇醒過來。
小燕子拖著剪刀似的尾巴，回到北方的家鄉(xiāng)，它們“嘰喳，嘰喳”地叫著，好像在說：“春來了，春來了
” 是的，春天真的來了
我懷著好奇的心情去找春天。
啊，我見到了春天。
遠處的群山連綿起伏，變得蒼綠了。
近處山坡上的小草也悄悄地鉆出地面，它們嫩生生，綠油油的。
肥胖的小葉兒，像一個個剛剛睡醒的胖娃娃。
這一片，那一簇，點綴著這陡峭的山坡。
山坡上的樹木也在不聲不響地抽出新的枝條，長出了像小草一樣的新芽。
柳樹的枝條向下垂著，就像一條條線掛在樹上。
那嫩黃色的小葉片，就像在線上系的花瓣兒。
楊樹開了花，這些花一串串的，是紫紅色的。
身上長滿很軟的小毛，像一只只毛毛蟲，真有趣。
山桃花展瓣吐蕊，杏花鬧上枝頭，梨花爭奇斗艷……。
各式各樣的野花也睡醒了，只見它們伸伸腰，抬抬頭，爭先恐后地縱情怒放，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真是百花爭艷，五彩繽紛。
這些花雖然不名貴，但它們用自己的點點姿色點綴著這青春的草地，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奉獻給大地。
成群結隊的蜜蜂，呼扇著黃色的翅膀，嗡嗡地忙著采蜜；那五顏六色的彩蝶，也成雙成對地翩翩起舞。
田野上，麥苗返青，一望無邊，仿佛綠色的波浪。
那金黃色的野菜花，在綠波中閃光。
不知什么時候，落起了春雨，輕輕的，聽不見淅瀝的響聲，像一種濕漉漉的煙霧，輕柔地滋潤著大地。
春雨過后，太陽出來了，一片晴朗。
整個世界像剛洗過似的，特別清爽，空氣十分新鮮，呼吸一口，甜絲絲的，像喝了蜜一樣。
春風和煦，明媚的春光照在大地上，萬物呈現一片生機，形成一幅秀麗的山水圖。
春天的色彩 春天的顏色真是五彩繽紛，太陽是紅燦燦的，天空是湛藍的，樹梢是嫩綠的，迎春花是嬌黃的……難怪詩人愛吟詠春天，畫家愛描繪春天，因為春天是世界一切美的融合，一切色彩的總會。
我很奇怪，這五彩繽紛的色彩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選擇春天來到大地
春天的雨是連綿的、柔和的，它滋潤著大地，撫摸著大地，小聲地呼喚著大地，在人們不知不覺的時候，他們竟悄悄地匯成了小河，積成了深潭。
啊，原來是春雨給潭水帶來綠色的生命。
風和雨總是結伴而來的。
早春的，帶點兒寒氣的風，吹醒了萬物，樹梢綠了，大地綠了，連高聳的樓房的平臺也綠了。
宋朝的王安石有詩云：“春風又綠江南岸。
”說的多么好啊
但又何止是“綠”
在風的吹拂下，滿山滿坡的野花睜開了眼，一朵、兩朵，一叢、兩叢……連成片，匯成海。
人們面對這藍的、紅的、黃的……氣勢磅礴的色彩的海洋，煩惱沒有了，萎靡沒有了。
感謝春天的色彩給我們帶來向上的力量和信心。
再看看春天的天空吧。
怎么天空也是五顏六色，使人眼花繚亂
啊，那是孩子們放的風箏。
在藍天白云映照下，千姿百態(tài)的風箏瀟灑自如地飄舞著，飛升著，多么使人心曠神怡的景象啊
春天屬于孩子們，天空屬于孩子們，然而他們不是同時也在努力地打扮著春天，增添著春天的色彩嗎
但是，如果你俯下身子去仔細審視，你會發(fā)現在悅目的色彩中，還有零星的枯黃，那是殘冬留下的痕跡。
你也許會嘆息：“真是美中不足啊
”是的，望著那幾莖折肢斷臂、垂頭喪氣的小草，誰還會有好心境
可是，你不妨削去枯黃的冬衣，你會有更新奇的發(fā)現，嘿
里面卻是綠的
原來外表枯黃的小草也在孕育著，孕育著更美的春天。
我終于明白了春天的色彩為什么這樣豐富：是春姑娘手中的彩筆勤奮地揮動著；是稚氣的孩子們天真地打扮著；是被人們忽視的小草默默地孕育著。
盡情地享受著春的色彩的怡悅的人們啊，你為春天的色彩貢獻了什么
流光溢彩的煙花，清脆響亮的鞭炮，昭示著又一個春節(jié)的到來。
早春的風雪激蕩起開心的歡笑，大紅燈籠映現出點點暖意，空氣中迷漫著溫馨而熱烈的氣息。
請財神、選對聯(lián)、買鞭炮、購年貨……行色匆匆中，人們感受到了日子的芳香與忙碌，時間也在這盛大的節(jié)日里散發(fā)出沉淀已久的醇香。
餐桌沉沉，譜寫著深深的期盼與祝福。
親人們相互依靠，互贈快樂，靜靜體味著家的溫馨，靈魂的皺紋在這最深最沉的時刻得以溫柔的伸展。
幸福的感覺就這樣點點滴滴地滲透到了人們的心里。
慵懶的冬季在震天的爆竹聲中漸漸遠去。
在歡樂的熱浪里，在吉祥的祝福聲中，春天悄然而至。
千年的循環(huán)依舊，春天淡淡的溫柔里有著無法隱藏的美麗。
溫暖而不炙熱，明媚而不妖邪，寬容而不凌厲。
她用坦然寬厚的笑容，解釋所有的老繭和血泡，解釋所有的期待和向往。
這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季節(jié)，所有的希望都在這里萌芽。
春風柔柔地吹化了冰雪，吹散了薄霧。
春天的歌聲穿過疊障的塵世，唱綠了石縫中的小草、江邊的樹林和庭院的青苔；唱來了南飛的大雁；唱醒了沉睡中的青蛙……唱出了一個多彩多姿的世界。
在春天里，拔節(jié)的不只是小草，也有我們的夢想；在春天里，成長的不只是禾苗，也包括我們的感悟。
就讓我們懷揣著一份陽光的感動來擁抱春天，把春的消息化作滿腔憧憬，把心的祝福化作滿懷豪情，在春天播種下汗水浸潤的信念，在秋天去收獲果實累累的希望
簡述中國建筑高超的雕刻繪畫裝飾工藝在晉商宅院中表現得尤其充分。
100萬左右
對儒家思想的認識。
結合現實，談談對儒家思想的認識。
一、儒家思化對現實的積極影響 家思想文化的在歷史傳承中經過磨練淀，成為我們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類共性的永久價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tǒng)道德寶庫。
儒家文化屬人倫文化，它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廉、節(jié)、恥等，蘊含量十分豐富，每個字都能寫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們的一般意義，加以選擇、加工、發(fā)揮，就能成為精華。
如“仁”，是儒家道德規(guī)范體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強調了人的社會屬性和本質；“仁者愛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復禮為仁”，要求人應該有道德自律意識；“殺身成仁”，彰顯了堅守信念、不怕犧牲的決心。
又如“忠”，拋開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體含義之外，可貴之處在于忠于職守、勇于負責，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會都應具有的美德，封建社會過分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孝”，而忽視父母對子女的“慈”；現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家家體現的是過度的“慈”，很容易丟掉傳統(tǒng)的“孝”，所以，當今更需要強調“孝”。
此外，“義”即正直、正義，“禮”即禮貌、禮儀，“信”即誠信、信譽，“溫”即和藹、平易，“恭”即謙虛、敬人，“儉”即勤儉節(jié)約，“讓”即寬容忍讓，“廉”即清正廉潔，“節(jié)”即骨氣、氣節(jié)，“恥”即自尊自愛等，它們的一般意義都可以繼承并發(fā)揚光大，為我們的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yè)道德、社會公德建設服務。
2.沖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對人們思想的侵蝕。
儒家思想對鬼神問題持謹慎態(tài)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無神論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時，引導人們注重“現世”生活和實際問題的解決。
孔子的學生問什么是智慧，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體現出對務實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雖然中國有土生的和外來的宗教流傳，但都沒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熱，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國從來沒有占據過主導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時教權比王權還要大。
在中國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現在，全世界有60多億人，信教的有48億人，不信教的絕大多數在中國，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長期熏陶有很大關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解決現實問題傾向于依靠人間力量，形成了一種不輕易求神拜佛的習慣。
在他們看來，與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明君能帶來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彌補君王過失，殺陳世美，救秦香蓮；清官不多，就去信俠客，俠客可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俠客就是梁山好漢，替天行道。
老百姓實在沒辦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給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神，這些神和人還有血緣關系，人們缺水了就信龍王爺，缺錢了就信財神爺等，信神是無可奈何，也是權且手段，達到虔誠、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數。
3.“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儒家思想歷來十分重視老百姓的作用，認為百姓是國家安寧的根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里的“貴”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義。
重視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視老百姓的生計。
所以，儒家思想歷來強調君子要有“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情懷，把個人安身立命與百姓福祉聯(lián)系起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要安民、養(yǎng)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時還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懸”，“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和做事本領，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
當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前提是英雄史觀。
中國共產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踐科學發(fā)展觀，貫徹以人為本，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所不能比擬的，但注重民生、為民造福的社會責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態(tài)倫理為我們建設生態(tài)文明提供了廣闊的思想文化基礎。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復歸于樸，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別心”，強調眾生平等。
儒家講求“仁民愛物”，即人與人、人與萬物猶如同胞手足，萬物一體而相互仁愛，認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應由“盡心”而“知性”，由“知性”而“應天”，人的生命活動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勢待時”，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勝，還相用”，體現了和諧生態(tài)倫理觀和天道人道相融觀，為我們堅持經濟社會與資源、環(huán)境、人口協(xié)調發(fā)展，建設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提供了堅實的文化底蘊和廣闊的思維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為中國以德治國的一大特點和政治優(yōu)勢。
儒家思想強調做人應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認為是“天下之達德也”，孔子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專心致志、刻苦學習，耐得住寂寞和貧困，做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即使窮困潦倒，“飯疏食，飲水，曲弘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獨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就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確立，就能鼓舞人們矢志不渝、終身堅守，“朝聞道，夕死可也”，面對惡勢力，不惜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
毛主席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儒家重視理想信念作用，在我們今天仍沒有過時。
特別是在發(fā)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求實務實、自主自信的同時，會出現輕視理論思維、淡化理想信念的傾向，現實中“有奶便是娘”的實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tài)，“跟著感覺走”的認知方式，甚至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都是其負面效應。
因此，我們不論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還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積極開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過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們立身處世要有志氣、正氣、骨氣。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會就是“大同”。
這個社會“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疾廢者皆有所養(yǎng)”。
“大同”理想是人們對原始共產主義的回憶，是對當時階級剝削、壓迫的反抗，也是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國人。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均貧富”口號就是以“大同”理想作為旗幟招攬人心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啟發(fā)和影響。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特別是新中國建國初，許多中國人，包括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用傳統(tǒng)的“大同”思想來理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提出的“小康”一詞，也是從傳統(tǒng)的“大同”社會的描述中來的。
現在我們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這一目標實實在在地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對海內外中華兒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這已成為我們國家的一大政治優(yōu)勢。
6.“過猶不及”的辯證思維體現了高超的處世方法和領導藝術。
“中庸”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認為它是最高美德素養(yǎng)，也是準則和方法。
“中庸”里有辯證法，即關于“度”的思想，既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反對走極端，要求人們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說，有人問他問題，他就“扣其兩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著的兩個方面，然后綜合起來給予回答；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個方面而忘記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為當官者著想的，認為當一個領導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驕”、“和而不流”、“矜而不爭”、“欲而不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勞而不怨”、“惠而不費”等。
從氣質修養(yǎng)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又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認為這兩種人都有偏激性，應取其“中”，既積極又穩(wěn)當。
對這些要求，我們現在的領導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稱得上是有修養(yǎng)、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yōu)秀教育傳統(tǒng)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繼承孔子的辦學傳統(tǒng)，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擔的。
孔子的“有教無類”，“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伞钡?，都是可貴的教育經驗總結。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術”，荀子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和“鍥而不舍”，韓愈的“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等，都成為后世學子的格言，即使現在，對我們的素質教育仍有啟發(fā)價值。
針對我們目前應試教育狀況，我們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也需要繼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8.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優(yōu)秀成分溶入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在中華民族精神中，處處閃爍著儒家思想的光輝。
如愛國主義，儒家思想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要求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克己”是為了“復禮”；強調家國合一，國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現在，愛國主義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又如團結統(tǒng)一，儒家的“大一統(tǒng)”思想很濃，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西漢董仲舒稱：“《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儒家的“內圣外王”強調君子修身、“齊家”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這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政治觀念和思維方式。
在中國歷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統(tǒng)一人心所向，這已成為我們反對民族分裂的廣泛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
又如愛好和平，儒家講“禮之用，和為貴”，講“和而不同”，講“厚德載物”，講“忠恕”，要求人們在處理君臣、父子、夫妻、鄰里、朋友等“五倫”關系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這里，最可貴的就是要設身處地地站到對方想一想，以增進理解，營造寬容，多達共識，形成合力。
現在，在國內提出和諧社會建設，在國際提出和諧世界理念，堅持友鄰、睦鄰、富鄰政策，為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目標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儒家“和”的思想能發(fā)揮更大作用。
又如自強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強調積極有為的人生態(tài)度，要求人們“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就是一個十分勤奮的人，干起事來，“不知老之將至”，他認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儒家認為，人生在世應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種精神，毛主席作過發(fā)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就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使之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承、弘揚了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自然也繼承、弘揚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同時，結合時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內容，如“三大作風”，兩個“務必”，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等，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豐富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對現實的消極影響 儒家思想文化畢竟代表的是中國農業(yè)社會、封建社會的精神文明。
隨著世界工業(yè)化的興起、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儒家思想中的消極因素暴露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化。
中國近代的落后、被動、挨打，表面看是因為西方“船堅炮利”，中國武器不行，進而是因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實際上最深層的東西，是文化上、指導思想上出了問題，這和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不能說沒有關系，甚至有人認為儒家思想是罪魁禍首。
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及其影響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等級觀念壓抑了人的個性和創(chuàng)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禮”，“禮”是儒家思想的一個特色。
“禮”就是指人們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舉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說明懂禮。
中國歷來被稱為“禮義之邦”，中國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問題就出在過分上。
儒家講君臣、父子、夫妻為“三綱”，講“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如果有人違反了禮，就被視為犯上作亂。
魯國的一個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廟舉辦了64人規(guī)模的樂舞，這本來只有天子才使用的；這個人還祭了泰山，這本也是天子的事。
對此，孔子很氣憤，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禮”太多，就是繁文縟節(jié)、形式主義，最大的弊端就是壓抑個性，妨礙真理發(fā)現和科學發(fā)明。
由于講“禮”，領導、長輩說的話，即使錯話，也不能越，不能頂，不能改，因而拒絕一針見血的爭辯，否則為狂妄、驕傲、“大不敬”。
在西方，學生提問不用舉手示意，隨時插話，打斷老師講課，屬于正常；在中國就不行，孔子講“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要人們平時要“居處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這些“禮”來教育，即使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規(guī)蹈矩、躡手躡腳、千人一面的謙謙君子；再加上孔子講“君子訥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鮮于仁”，更限制了人們對雄辯和溝通才能的發(fā)揮。
這和我們改革開放時代提出的開拓性、創(chuàng)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馳。
2.過分注重人際關系，輕視對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倫文化，儒家學說，就是講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
“學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記載，孔子以六藝授徒，六藝就是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數有自然科學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屬于社會人倫學問，“六藝”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不學禮，無以立”。
作為君子，就是要“立于禮”，而“成于樂”。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際、輕科技的價值傾向。
正如魯迅先生所講，中國人發(fā)明了火藥，是放鞭炮的，而外國人拿去是造槍炮的；中國人發(fā)明了羅盤，是看風水的（用來協(xié)調人、鬼、神關系的），而外國人拿去是用來航海的（用來開拓疆土、掠奪殖民地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技術發(fā)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產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禮器、神器、酒器上，這從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會打仗，會打官司，會搞政治，會對對聯(lián)，科技被稱為“奇技淫巧”，科學家被稱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無社會地位，蔡倫、張衡、畢升很難與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頓、達爾文可以和任何偉人齊名，牛頓下世英國舉行了國葬。
新中國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遺風”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現在許多專業(yè)技術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萬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等，都是“輕科技”傳統(tǒng)的不同表現。
儒家文化過分注重人際，勢必影響人們業(yè)務能力和辦事效率的提高，因為它引導人們，做事首先關心的是人際關系，而不是事情本身，關系不順，很難辦成哪怕是自以為非常正確的事。
甚至引導人們把精力投放到與工作沒有任何關系的人際關系上來。
不少人甚至拋開事業(yè)，專門搞純粹的人際關系，特別是搞好和上級的關系，還能得到專門干事業(yè)的人所得不到的好處。
直到現在，外國人來中國，就認為，在中國辦事，人際成本很高。
3.輕視生產勞動，不利于生產力的發(fā)展。
儒家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鼓勵人們當“勞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導人們要努力學習，而學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倫方面的書，“學而優(yōu)則優(yōu)”，學好是為了當官、管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孔子的學生樊遲請教“學稼”、“學圃”，孔子說，他不如種田、種菜的，樊遲走后，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說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風了。
從歷史上看，儒家門下培養(yǎng)出來的多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舉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進；未中舉的，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已，其導向結果，是鄙視生產勞動、鄙視勞動群眾，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4.過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國家，特別強調人們的素質、覺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壞事，但不知羞恥；道德和禮義能使人有羞恥之心，能夠自我約束，不想干壞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無訟”作為一種社會理想。
但僅僅靠道德來治國，是軟弱無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壞人；它僅僅有應然義，沒有必然義；啟發(fā)覺悟、良心，加強自律是必要的，但沒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過分的以德治國，會帶來“人治”。
中國歷史上有法制，但沒有法治，而且僅僅是刑法，是用來治民的，不是用來治官治權的，往往成為袒護達官貴人的工具。
就是這點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龍?zhí)熳印彪S便說的一句話頂用。
社會上流行著很濃的“包公情結”和清官熱，正說明人們對社會公正的期盼與法治缺乏的現實之間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農耕文化，農耕文化是血緣文化、親情文化、養(yǎng)生文化。
上墳、建祠堂、續(xù)家譜等活動強化了宗法觀念和人情因素，維持秩序主要靠鄉(xiāng)規(guī)民約、傳統(tǒng)道德和風俗習慣。
反映這種文化氛圍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種以古希臘文化為源頭的、以工商業(yè)為基礎的契約和法治精神。
父親偷東西，兒子應不應該告發(fā)，告發(fā)違反了孝，不告發(fā)違反了法。
孔子認為，孝重要，兒子應該包庇父親，這就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進而提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完會違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過分注重道德和忽視法律作用，使得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調控社會的手段較為單調。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給人們灌輸孔夫子主義；如不見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見效，就派軍隊清剿、鎮(zhèn)壓，這就是我們常講的寬猛相濟、恩威并舉、軟硬兼施。
結果，導致國家調控社會機制缺乏根本性、穩(wěn)定性、普遍性、長期性，自我消解致亂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機器與致亂集團之間，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社會缺乏一種長治久安的動態(tài)穩(wěn)定機制，表現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和治亂循改。
直到現在，中國法治建設雖取得很大進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觀念、領導干部中的“為民做主”觀念、“父母官”觀念，仍十分濃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電視劇仍有很大市場；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屢見不鮮。
實施依法治國方略任重道遠。
5.把“中庸”上升為方法論，不利于培養(yǎng)人們的敢闖敢冒、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
“中庸”有辯證法，追求一種恰到好處的“適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說，“叩其兩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沒有一定的法則，需要當事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
于是，人們用起“中庸”來，碰到什么問題，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陰不陽、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場、態(tài)度和方法，表現為折中主義，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幟鮮明，缺乏原則性和斗爭性，使人變得騎墻、滑頭和見風使舵。
孔子感嘆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民鮮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眾中能貫徹的很少了。
對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惡，罵他們是“鄉(xiāng)愿”，是“德之賊也”。
實際上，他們正是從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兒學來的。
“中庸”和敢闖敢冒、改革創(chuàng)新相矛盾。
魯迅說，中國人的中庸，使得變革很難進行；你若要提議在一間黑屋子上開個窗戶，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說要掀掉屋頂，大家肯定反對，最后，經過折中，大家就同意開窗戶了。
這個例子說明，為了打破“中庸”思維方式對變革的阻礙，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時不得不采用矯枉過正的手段，結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極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論創(chuàng)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說他不搞新的創(chuàng)作，只是編輯文獻典籍，闡述先賢微言大義，發(fā)自內心地喜好古代。
特別是對堯、舜、禹，回憶眷戀，贊嘆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學問的形象是“編春秋，刪詩書，序易傳”。
這種學風影響到后人，更難標新立異，嚴重阻礙理論創(chuàng)新。
確實，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領域，孔子的后人很難有所創(chuàng)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觀點，都要摻和在對前人著作的注釋中；有的人自己寫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傳。
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汗牛充棟，梁啟超說，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讀書人做的事就是寫詩、作畫、刻石頭，為圣賢經書作注，這樣既沒有政治風險，同時又高雅，顯得有才氣。
近代康有為想推動變法，打上孔子的旗號，寫《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說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種學風，還帶來了尊崇祖訓和崇拜圣賢的思維慣性。
這種慣性成為滋生個人崇拜、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的溫床，使得解放思想成為一次次社會變革、改革先導的任務十分繁重。
五四運動批判的“以孔子是非為是非”，延安整風運動批判的王明教條主義，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批判的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改革開放以來克服的“唯書、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一慣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而克服這一慣性的法寶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就是“一個中心、三個著眼”，即以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fā)展。
7.“重道輕器”的體驗性籠統(tǒng)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的發(fā)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其思維方式是辨證的，但它是籠統(tǒng)的，顯得整體而混純，經驗而直觀。
儒家的許多文章談修養(yǎng)、談人倫、談社會，不是理性思維，而是道德體驗，如孟子講“吾養(yǎng)我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中庸》講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對事物的探究，不喜歡精確梳理，不喜歡科學實驗，不喜歡邏輯概括，不喜歡事必親躬，喜歡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對關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絕，對具體的、細微的實在的“器”不屑一顧，這種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發(fā)展的要求。
中國歷史上有偉大的科技發(fā)明，如四大發(fā)明，但由于“重道輕器”，卻不成體系，師傅傳授技藝給徒弟，講的是訣竅、悟性、靈氣，而且只傳給兒子，不傳給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師徒早逝，很容易失傳，留給后人的是結果，無過程與工藝。
多少年來，曹沖稱象，僅僅作為一個聰明故事在流傳，不像西方人，從洗澡體驗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現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資源、勞動力是我們的，產品的設計、品牌、專利是外國的，我們掙的是血汗錢，給中國留下的是資源過度消耗和環(huán)境污染。
關鍵原因是中國缺乏科技創(chuàng)新，高、精、尖核心技術裝備是外國的，外國一架波音飛機可抵得上一億件中國襯衫。
2008年，中國專利授權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業(y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發(fā)明專利授權量為9萬多件，其中50%以上來自外國公司。
現在提出要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提高我國的原創(chuàng)能力、集成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能力，不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體制，更要克服“重道輕器”的思維方式，確立現代科技思維方式，從體制機制上推進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早日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chuàng)造”邁進。
作為中國人，特別是領導干部，不但要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個深刻認識，更重要的是在推進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充分挖掘、發(fā)揮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弘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時，要從觀念、思維、制度、政策、行為、環(huán)境等方面，自覺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做到興利除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文化底蘊、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