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讀后感
[世界文明史讀后感]1 第一軸心期的中國在公元前800—200年間，世界上出現(xiàn)了三個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讀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頁記載：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紀，在整個歐亞大陸——希臘、中國、波斯和印度，思想異?；钴S，群雄角逐，異說紛呈，產(chǎn)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學家，他們?yōu)槿祟惖恼J識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貢獻。
卡爾·雅斯貝斯稱之為‘第一軸心期’。
當時的中國正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了著名的百家爭鳴運動。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名人輩出。
促進了哲學、文學、政治倫理學的發(fā)展。
奠定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
2 唐宋時期中華文明舉世無雙《世界文明史》300頁說：中國唐宋時期的文明，可以說代表了這一發(fā)展階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擬的。
……大量的 朝鮮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來中國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
3 明清時期的新變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國無疑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
生產(chǎn)總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頁記載：在中國和西方貿(mào)易中，中國是出超國，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紀，中國從國外輸入6萬噸白銀，約占世界總產(chǎn)量的一半。
當時的中國還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
但強大的中國開始狂妄自大，不思進取。
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中央集權的專制進一步加強。
罷免了官僚機構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經(jīng)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決策者，也是最高執(zhí)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專制導致的腐敗已經(jīng)相當嚴重。
第二，新思想觀念遭到扼殺。
《世界文明史》428頁記載：明代后期，一些不滿當權派的知識分子借書院講學之名進行政治活動。
其中以東林書院為首，也稱東林黨。
引起當權派的恐懼，最終將他們殺戮禁錮，直至禁毀書院。
清朝時期大興文字獄，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贄著作多次遭到統(tǒng)治者禁毀，70多歲仍被捕入獄，憤然自殺。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饒過好望角13年后，攻占馬六甲海峽。
1514年進入中國東南沿海。
16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陸續(xù)來到中國。
1840年發(fā)生了鴉片戰(zhàn)爭，中國慘敗。
從此，中華文明面臨生死存亡的選擇。
二 中國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約瑟問題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窮其畢生精力寫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提出了一個疑問，即中國古代技術輝煌曾經(jīng)勝過歐洲，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fā)生。
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問題。
此后，許多學者開始研究中國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環(huán)境決定論、語言文字決定論、制度決定論、入侵決定論等。
2中國擺脫落后的努力，開啟現(xiàn)代化的進程，讀后感《世界文明史讀后感》。
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人如夢方醒，開始承認落后。
開始了尋找落后的原因和擺脫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現(xiàn)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說，認為中國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從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是師夷長技理論就具體實施。
洋務運動縮小了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在軍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當時亞洲最強大的海軍。
但由于制度落后，導致甲午戰(zhàn)爭慘敗，洋務運動破產(chǎn)。
第二，制度現(xiàn)代化。
維新運動認為必須學習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封建社會，西方制度在中國遇到水土不服，出現(xiàn)了國會縱火案、曹錕賄選、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觀念的現(xiàn)代化。
五四運動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矛頭直指中國傳統(tǒng)封建文化。
陳獨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學改造中國青年，使之成為新青年。
魯迅直截了當批判封建禮教，并提出拿來主義。
胡適更被看作是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運動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遭到文化保守主義的不滿。
中國近代落后與失敗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明與新興工業(yè)文明碰撞的必然結果。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諸子百家的興起無疑是社會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緣何東周時期的社會動蕩會成就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發(fā)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對諸子百家的緣起作出解釋的是西漢史學家和文化大家劉向，后來經(jīng)其子劉歆的繼承與發(fā)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是說：在周朝禮崩樂壞之前，吏與師不分。
換句話說，政府各個部門的官員便負責把有關這一部分的知識傳下去。
這些官吏和貴族諸侯一樣是世襲的。
按照這個理論，當后來周朝皇室失去權力時，官吏們也失去了原來的優(yōu)裕地位，而散落民間，他們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學生，傳授他們知識。
這時，他們已經(jīng)不是官，而成為師。
就在教師與官吏分化的過程中，興起了諸子百家。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劉歆甚至將各家具體出自于何種官吏都作了細致的劃分，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等等。
劉歆關于各家來源的解釋和分類雖然有許多任意牽強之處，但是他在歸類的過程中充分觀察了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其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卻是十分先進的，故我們不妨把劉歆的理論加以修正：周朝時周王室——諸侯——庶民構成了其社會權力結構層次，而只有特權階級即周王室和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正是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導，就是說他們當然地負起了引導社會知識文化發(fā)展的責任。
然而當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時，社會制度發(fā)生了重大的轉(zhuǎn)變，這預示著固有的政治權利結構發(fā)生重大的破壞，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諸侯由于戰(zhàn)爭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號，降為庶民階層；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專長或其他原因上升成為官吏，融入特權階層，社會學上將其稱之為社會結構性流動。
（易益典主編，《社會學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諸侯國為了強化其國力所實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會結構性流動的過程（事實上各國的政治改革都含有與打破貴族世襲壟斷政治權力相類似的舉措。
著名的商鞅變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知識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間，包括貴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長服侍君王諸侯從而獲得世襲官職的官吏，這就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禮失求諸野。
他們通過專門的知識或技能開館收徒，以維持生計，并游歷諸國以期達到其政治主張。
他們不同的專長或者思想見解經(jīng)過繁衍和發(fā)展逐步成為各種不同派別。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讀后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nóng)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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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源遠流長,作為中國人,讓我們倍感自豪和驕傲的是我們的傳統(tǒng)美德和民族精神,我們的傳統(tǒng)美德以德作為根本,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養(yǎng)成良好的品德,樹立以道義為重的人生觀. 同學們,作為祖國未來的建設者,我們應該承繼傳統(tǒng)美德,弘揚民族精神.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首先要熱愛自己的祖國,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志士為維護祖國的榮譽和民族的尊嚴在愛國和氣節(jié)方面為后人做出了榜樣,無數(shù)為國捐軀的□黨人都體現(xiàn)了這一民族的愛國精神,然而在中國歷史上面對物質(zhì)世界的□□求榮的夜大有人在,這就要求我們時刻要以祖國的利益為重.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還要求我們要立志奮發(fā),一個人、一個國家要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要有奮發(fā)向上的精神,有志者事竟成,奮發(fā)圖強既要從大處著眼更要從小處著手,從自我做起.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不斷吸取其他民族、國家先進文化勇于創(chuàng)新的民族.中華民族文化遺產(chǎn)極為豐富,這與古人的勤學好問是分不開的,杜甫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和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故事都說明勤學的道理,讀書還要善疑好問,不學不問怎能有所提高?不恥下問、大膽質(zhì)疑、多思考,才能有所超越,由此看來,勤學好問對我們來說尤為重要. 勤儉廉政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不為金錢和物質(zhì)所惑,不為權勢所動,這就要求我們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中學會勤儉,培養(yǎng)廉政美德. 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還要敬長、知禮、誠實守信,對人彬彬有禮體現(xiàn)了對他人的尊重,當今社會,文明禮貌、文化素養(yǎng)對一個人、一個民族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隨著□主席的構建和諧社會、樹立八榮八恥,為我們帶來了民族的希望. 同學們,當你向老師和長輩們彬彬有禮問好的時候；當你向有困難的同學伸出援助之手的時候；當你向父母表達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時候,當你學會“寬于待人、嚴于利己”的時候；當你敢于承認自己錯誤的時候??????你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承繼傳統(tǒng)美德和弘揚民族精神嗎!讓我們的生命煥發(fā)美德和精神的光彩,讓我們?yōu)閾碛幸蛔利惖募覉@而自豪,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講文明、懂禮貌、誠實守信!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以“禮儀之邦”聞名于世.古人歷來重視道德修養(yǎng)和文明禮貌,自古就有“施恩不圖報”的美德,但也有“知恩不報非君子”的古訓.有“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的名句,更有“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和“吃水不忘打井人”的處世信條.美國把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作為感恩節(jié),在感恩節(jié)里,許多家庭、宗教組織及慈善機構還為窮人、孤兒及流浪者們提供免費的火雞宴,讓那些不幸的人們在感恩節(jié)里也得到一份人間的溫暖.2005年的8月3日,上海市教育部門在修訂《中小學生守則》時,增加了“學會感恩”的條款,填補了以往教育內(nèi)容的一個空白.全國一些學校相繼也開展了 “學會感恩”這方面的研究,把 “感恩教育”作為德育教育的切入點.感恩教育理應成為人生的一門“必修課”,學校更應注意教育和引導青少年樹立感恩意識,并且教會他們?nèi)绾螌W會感恩. 我相信中華美德會在這片神州大地上留下足跡；中華美德會在這個多姿人間流芳百世；中華美德都會影響著千秋萬代的中華兒女.所有的中華兒女,讓我們攜起手來,一起讓中華美德永駐吧!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句格言的意思是：誰說小草的心意,能報答得了春天的陽光呢?這一句話來自“游子吟”這首詩里.我們的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們撫養(yǎng)成人,父母的愛既溫暖,又偉大.父母往往是那么令人敬佩.無論發(fā)生什么事,父母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父母的愛是那春天的陽光,不讓我們受到刺骨的寒風給我們帶來的寒冷；父母的愛是一把傘,這把傘不讓傾盆大雨淋濕我們；爸爸是船,媽媽是帆,他們讓我們游遍大江南北.我們在爸爸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下,逐漸生長.父愛是一棵大樹,讓我們在舒適的環(huán)境下長大,母愛是一滴清水,滋潤著我們的身心,讓我們不受一點污染.作文網(wǎng) home.sanwen8.cn長大后,我們應該好好地報答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但是,有些人不懂得潔身自愛,經(jīng)常因一點小事而想不開,想放棄自己的生命,想放棄自己的前途.就在這個時候,你又沒有想到你的父母.常言道：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如果沒有父母,世界上就不會有這么多個你、我、他.這使我想起了一首歌.“世上只有爸媽好,有爸媽的孩子像快寶,投進爸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是啊,有父母多好!只是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母對孩子總是心軟的,對孩子的乞求總是有求必應的.即使一開始鐵定了心,但過不了多久,還是會答應孩子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我們是那樣的任性、放肆.但是,我們的父母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我們,而是加倍努力地教導我們.但我們的父母生病時,還堅持去上班,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父母并沒有想那么多,只是想到：我要讓我的孩子幸福.作文爸爸媽媽,您們辛苦了,謝謝您們對我的養(yǎng)育之恩.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深沉的父愛與母愛.我們要以最好成績的成績,來報答父母.作文愿天下的父母幸幸福福,開開心心!節(jié)約——窮人的財富,富人的智慧.讀了《儉以養(yǎng)德》這篇文章讓我了解了許多：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家里還是經(jīng)常穿補丁的衣服.是他家中貧窮嗎?不是,他是國家領導人；是他不愛新衣服嗎?不是,誰不愛美麗.如果,一個人過慣了節(jié)儉和艱苦的生活,那么就不會有邁不過去的坎,度不過的難關.據(jù)有關人員統(tǒng)計：毛主席的一雙布鞋補了22次,一套軍裝補丁有76塊,睡衣則有67塊.毛主席能有補丁一身的光耀形象,是因為他補丁之多,實數(shù)罕見哪.毛主席的內(nèi)衣內(nèi)褲上更是五彩斑斕,有赤色、橙色、黃色、紅色、青色、藍色、紫色……與標準的老百姓一樣“笑破不笑補”,只要不露肉,不透風就行.這位偉人,有著一生用不完的美筵,正是因為他的節(jié)儉.馮玉祥將軍教育兒子馮洪國也是如此：“兒啊,你要脫下軍裝、皮鞋到牛柵里去熏一下,聞一聞牛屎味,才會知道五谷香.古人說：奢能滅志,儉以養(yǎng)德.你雖然還不曾管事,談不上奢華,但以你的穿戴上看,是危險的!”這蘊含著深刻道理的話“一板子”把馮洪國打醒了.他脫下了軍裝、皮鞋,換上了青年的便衣,穿上了粗布鞋.事情是這樣的,馮洪國日本留學回國后,看望多年不見的老父親,當父親看到兒子身著西裝腳蹬皮鞋,渾身散發(fā)著濃濃的香水味,便這樣地教育自己的兒子.現(xiàn)在人們的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補丁、牛棚已經(jīng)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我們看到的是優(yōu)越的生活環(huán)境,一到夜晚,萬盞燈火大放光芒,一幢幢大廈頓時披上了寶石鑲嵌的衣衫；一條條街道猶如星光閃耀的銀河；再加上射燈如探照燈似的來回晃動,而在這閃耀著的美麗背后,又有誰看到了浪費的影子.的確,許多人都會這樣認為：生活條件好了,就應該有這樣的享受.于是,節(jié)約也隨之被人們拋在了腦后.這天中午,我經(jīng)過學校的小店,里面真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啊!同學們進來時迫不及待,出來時滿載而歸,我嘗點你的薯條,你吃點我的雞腿,真是不亦樂乎.我在班級里簡單地做了一個調(diào)查：平均每天到小店去4次以上的有6人；去3次的有10人；去2次的有30人；去一次的有7人；一次都不去的沒有（因為今天不去明天可能就去了,雖然我去小店的次數(shù)不算多,但我也在去的行列中）.去小店為了買學習用品的占四分之一；肚子餓買吃的占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二的是為了解讒,看到別人在吃自己也要吃,更有同學是拿零食當午飯,中午菜不合胃口就一倒了之.前幾天班級里還掀起了一股名牌風,看誰穿得最有品味,今天你穿李寧,明天我就要換上安踏,有人還嘲笑同學穿假名牌.哎,我真想告訴大家,勤儉才是咱們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而不是攀比與浪費啊!在班會課上,我和老師商量把《儉以養(yǎng)德》這篇文章推薦給同學們,老師同意了,聽完了我對文章的介紹,同學們都談了自己的心得體會,是啊!艱苦的生活雖然已經(jīng)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但我們?nèi)詰斡洠浩饺绽锕?jié)衣縮食,困難時才容易度過難關；富足時豪華奢侈,窮困時將難以生存.勤儉節(jié)約這一美德在什么時候都不會過時.
陳國符的人物成就
你好 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現(xiàn)在的河南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xiàn)代新儒家” 。
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
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學者馮友蘭的彩照[1]《中國哲學簡史》享譽全國，《人生的境界》《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被編入中學教材。
1915年畢業(yè)后考上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在開封一個中等學校教書，不久考入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國后，在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
抗戰(zhàn)期間，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歌曾出其手。
曾長期任教清華大學，歷任清華及西南聯(lián)大文學院院長、清華校務委員主席，對現(xiàn)代中國哲學研究有重要貢獻。
一生為了治學，收藏有中外圖書數(shù)萬冊，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圖書。
尤對中外哲學史料的收藏較為系統(tǒng)，文史著作大半。
1994年，其親屬遵照先生遺愿，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收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有《馮友蘭文庫》。
文庫主要收藏馮友蘭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資料，現(xiàn)有7 000余冊圖書。
著《新理學》、《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四十年的回顧》、《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等數(shù)十種。
[2]中學時期馮友蘭照片集(20張)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zhèn)。
祖籍山西高平縣，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馮泰來河南唐河祁儀鎮(zhèn)經(jīng)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間，繁衍為當?shù)赝濉?/p>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無意于功名，善作詩，有《梅村詩稿》。
父親馮臺異，字樹侯， 號復齋。
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緒15年（1889年）中舉人，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幫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后任湖北崇陽縣知縣。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shù)中國讀書人并無兩樣。
7歲上學，先讀《詩經(jīng)》，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
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
好在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jīng)》、《易經(jīng)》和《左傳》。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guī)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
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
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臺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并繼續(xù)延聘教師授學。
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
兩年后，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后又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
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
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
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大學時期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tǒng)的哲學訓練。
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fā)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并且深受影響。
在臨近畢業(yè)的最后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后來到北京大學任教。
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并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fā)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
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fā)，各據(jù)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
婚姻生活馮友蘭北大畢業(yè)后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chuàng)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
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時，經(jīng)同學介紹，與他的同鄉(xiāng)河南新蔡人任坤訂婚。
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并先后將包括任坤在內(nèi)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接受現(xiàn)代教育。
馮友蘭與任坤訂婚時，正是任坤在女子師范讀書的時候，于是兩家相約：在任坤畢業(yè)后方能結婚。
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恰好任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
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yè)文憑，并一同回開封結婚。
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
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jīng)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
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
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實在不能分割。
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chuàng)作。
在“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抄家，備受欺凌，又多虧任載坤的多方護佑方使得馮友蘭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
也正是在“四人幫”倒臺，馮友蘭又遭批判之際，任載坤因患肺癌醫(y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她帶著千般無奈和萬般凄涼離開了人世。
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
五十九年前，馮友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如此結局的。
因為對于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樣，雖然都有一個過程，但其本質(zhì)是穩(wěn)定的。
在馮友蘭這位哲學家心目中，“愛的本體”，生活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在一處而成為一種永恒，那還會有什么牽掛呢
二人生女兒作家宗璞。
創(chuàng)辦刊物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fā)，并迅速波及全國。
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并同幾位好友創(chuàng)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發(fā)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fā)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
《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
引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xiàn)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zhàn)最激烈的時期之一。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并經(jīng)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
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涌入。
面對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來思想。
一時之間，風云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
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
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
正如他在后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后，一直到現(xiàn)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tǒng)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
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斗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斗爭，以及我在這個斗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
”《《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于1919年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
由于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并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nèi)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
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并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因為中國傳統(tǒng)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養(yǎng)，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nèi)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
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并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后情況。
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并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fā)表在國內(nèi)《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nèi)學術界亦頗為關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chǎn)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
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學成回國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
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于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
他認為，人類所經(jīng)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
“自生自滅，無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于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于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diào)和折中的態(tài)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
對此三派，馮主張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讓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學。
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后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并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
1923年，馮友蘭考察回國。
1925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
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
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后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jù)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
馮友蘭在后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yōu)勢，后來是新實在論占優(yōu)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zhuǎn)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xiàn)出來。
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并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tǒng)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后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
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
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書后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xiàn)今西方人系統(tǒng)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shù)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qū)別。
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tǒng)地位。
這為他后來創(chuàng)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出席哲學會議馮友蘭曾于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并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學術報告。
會后，他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lián)。
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lián)的國土。
馮先生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于蘇聯(lián)革命后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么樣子。
”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lián)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
”（《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
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被捕審訊回國后，馮先生根據(jù)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
一次是漫談蘇聯(lián)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tǒng)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
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
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
迫于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shù)天后，遂被釋放。
對于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并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創(chuàng)制新理學體系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chuàng)制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fā)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后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
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涼。
”其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5月 西南聯(lián)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lián)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
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
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余三十年前舊作。
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jié)，寓六朝之儷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望采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