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漢書》讀后感1000字左右
［原文］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詔潔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xí)兵事利害，后將軍數(shù)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 ［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說服力強之效 ——讀班固《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的批語（見《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25頁） ?。劢馕觯荨 ≮w充國是西漢武帝時人，曾任后將軍，封營平侯。
對匈奴和西羌等當(dāng)時的邊患事務(wù)非常熟悉。
從武帝到宣帝，他在抗擊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屢立奇功。
趙充國很有戰(zhàn)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從事實出發(fā)，充分說理，上書漢宣帝，接受他的主張。
很注意趙充國的這個特點，讀《趙充周傳》時，許多地方加了旁圈，天頭上劃著三個大圈的地方有19處之多，還細心地改正了一些錯別字。
漢宣帝時，為鞏固邊防，招降西羌，趙充國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條，稱《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張戍邊的士兵，平時墾荒種田，戰(zhàn)時出征，這樣可以就地解決軍糧，克服運輸困難，可節(jié)省國家開支，還能達到以逸待勞取勝入侵之?dāng)车哪康?，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p>
”在一本《漢書》里，對這12條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條。
《趙充國傳》說，他關(guān)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漢宣帝要他繼續(xù)進軍的詔令。
兒子勸他按皇帝旨意辦，不要送奏折冒風(fēng)險，他不但不聽，還說兒子“不忠”。
結(jié)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絕。
趙充國不甘心，又上書申述自己的意見，這樣反復(fù)多次。
漢宣帝對趙充國的奏折，每來一份，都交給大臣們議論。
開始時，贊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贊成了。
先前反對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這段記敘，逐字加了旁圈，在天頭上劃三個大圈，批注道：“說服力強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歷史學(xué)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個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罷之后上岸，他手里拿著一本線裝的《漢書》，翻到《趙充國傳》時，對周谷城說：“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他主張在西北設(shè)屯田軍，最初贊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對者十之八九。
他因堅持真理，后來得到勝利，贊成者十之八九，反對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貫徹，總要有一個過程，但要堅持。
”還說：“無論是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在上?！返?6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這里，頗有今古同況之慨。
在其革命斗爭實踐中，也出現(xiàn)過贊同他的人由少漸多的現(xiàn)象。
我黨認識路線方針的正確，是存在一個過程的。
此外，對《趙充國傳》里表現(xiàn)趙充國軍事才能的記敘，也有很多批畫。
如趙充國打仗時，重視偵察和備戰(zhàn)，每到一處，都修固營壘，尤其愛護士兵，計劃周密后才出擊。
有一次領(lǐng)兵渡河時，萬余名騎兵通過后，突然與上百名敵人騎兵遭遇。
趙充國說：兵馬都已疲倦，敵方皆驍騎，恐是誘兵，不能迎戰(zhàn)，“小利不足貪”。
又一次，敵方敗軍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趙充國卻緩行追擊。
有人主張快追，趙回答：“窮寇不可迫也。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結(jié)果，大敗敵軍。
趙充國主張：“善戰(zhàn)者致人，不致于人”，“飭兵馬，練戰(zhàn)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shù)，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戰(zhàn)不必勝，不茍接刃；攻不必取，不茍勞眾”等等。
對這些記敘，都有圈畫，很為重視。
寫讀后感三抄《漢書》有感500字
漢書辦公桌，最后一段讀后感。
班固。
是歷史上的。
英雄人物人們一直都在懷念他。
它是中國民族的英雄和特色。
《后漢書·楊震傳》讀后感作文
沒有掌聲，沒有溺愛，生活在風(fēng)雨中，生活在挫折中。
這，就是成功人士的英雄；在逆境中走過的人，才受得住挫折的考驗，才懂得尊重一絲一縷的勞苦，才懂得去奉獻，他們是偉大的。
張衡的背后是什么
成功
一提起張衡，人們就會想起他發(fā)明的比歐洲還早1700多年的地動儀。
可是你是否知道，張衡是天文學(xué)家的同時還是一位文學(xué)家，畫家，真可謂是飽學(xué)多識，才華橫溢。
那么張衡成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沒有逆境，就沒有成功
《張衡傳》一書告訴我們，他“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這固然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
但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嚴謹?shù)膶W(xué)習(xí)方法和頑強的毅力。
他嘔心瀝血作《二京賦》，“精思附會，十年乃成。
”這種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也表現(xiàn)在他以后的科學(xué)研究上。
在他開始制造侯風(fēng)地動儀時，曾遭到一些人的諷刺，但他持之以恒，毫不動搖，終于制成了地動儀，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贏得了驕傲。
其實，縱觀中外歷史，類似張衡的例子不勝枚舉。
諸多成功，哪一項不是在逆境中奮發(fā)，哪一項不是堅持不懈、鍥而不舍地奮斗的結(jié)晶呢
《漢書》和《后漢書》的資料
《漢書》是東漢時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歷史著作，由東漢史學(xué)家班固所著。
《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于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
班固的父親班彪，繼《史記》之后，作《后傳》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繼承父業(yè)，完成《漢書》一百卷。
班固死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后來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補寫。
《漢書》大體上沿襲《史記》的體例，只是把《史記》的世家并入列傳，改書為志，共分紀、表、志、傳四類。
《漢書》十志的規(guī)模比《史記》的八書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藝文》四志，是《史記》沒有的。
《漢書》吸取過去許多歷史著作的長處，有《史記》、《后傳》作基礎(chǔ)，所以它的敘述“文瞻而事詳”，周密而有條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竇憲，熱衷于功名利祿，所以在《漢書》里，他歌頌權(quán)勢集團，迎合統(tǒng)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記》某些方面的成就。
------------------------------ 《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
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編別有傳。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chǔ)上，糾偏補缺。
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dāng)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shè)立專傳。
此外，于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
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
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
此外，邊疆諸少數(shù)民族傳的內(nèi)容也相當(dāng)豐富。
班固于志書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顯示其博學(xué)貫通的特點。
如《百官公卿表》是現(xiàn)存最早的秦漢官制大綱，雖事略不詳，但極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藝文》、《食貨》五志，獨具匠心，是探討秦漢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氣象和生物變異、先秦秦漢典籍源流、財政經(jīng)濟狀況的必讀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對漢武帝以后的歷史，班固除參據(jù)班彪所著《史記后傳》外，也利用了劉向、劉歆、揚雄、馮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紀》徑用劉向《高祖頌》，《藝文志》脫胎于劉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襲用揚雄補作的《封禪書》，《張湯傳贊》則引用了馮商的案語。
內(nèi)容豐富，敘事極具條理。
《王莽傳》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對照《東觀漢記》和《后漢書》有意無意地美化劉秀貶斥王莽的情況，《漢書》此傳，客觀翔實，愈發(fā)顯得可貴。
班固深受正統(tǒng)儒學(xué)的熏陶，恪守封建禮教的規(guī)范，又崇信天命圖讖，不能像司馬遷那樣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諱。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書的傳統(tǒng)影響，因而不敢輕改《史記》已著的史實，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漢社會的種種腐敗現(xiàn)象。
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為，是閱讀中必須留意的。
《漢書》多古字古訓(xùn)，較為難讀。
為此作注者甚多。
據(jù)《漢書》注中引延篤說推測，延篤在撰《史記音義》時，同時撰有《漢書音義》。
而現(xiàn)確知最早的《漢書》注，當(dāng)推應(yīng)劭、服虔兩家。
他們所作《漢書音義》雖均亡佚，但在唐顏師古注中頗多征引，可略窺其概。
顏師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漢書決疑》為基礎(chǔ)，集東漢以來二十三家之說，總為《漢書》注，較為精核，成為歷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漢書》諸本，均采用顏注。
有關(guān)《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shù)種： 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 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 清錢大昭《漢書辨疑》， 清朱一新《漢書管見》，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 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 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于音訓(xùn)文義。
二沈、錢、朱諸氏精于考證。
楊樹達之訓(xùn)詁校勘也頗有可取。
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tǒng)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dāng)?shù)任淖郑宰餍伦C，多所發(fā)明。
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fā)伏疏證，尤為精當(dāng)。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jīng)濟的重要參考書。
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注》。
其個人發(fā)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
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
所以清代學(xué)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xiàn)代學(xué)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guān)《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
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贰⒁φ褡凇稘h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漢書》版本，可看中華書局點校本，也應(yīng)參考百衲本。
工具書首推黃福鑾《漢書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學(xué)社引得編纂處所編《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魏連科《漢書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漢會要》七十卷，取資《史》、《漢》，將西漢典章制度的有關(guān)資料，分隸于帝系、禮、樂、輿服、學(xué)校、運歷、祥異、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門凡三百六十七事。
雖便于翻檢，但取材狹隘，重要資料仍有遺漏，引文節(jié)略過甚，時有錯誤，使用時皆當(dāng)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
出身于一個世族家庭。
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書。
《十三經(jīng)注疏》中的《谷梁傳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為基礎(chǔ)寫成的。
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
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xué)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jié)，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
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來寄托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后漢書》。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dāng)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fā)他 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
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后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guān)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后漢書》、晉司馬彪的《續(xù)漢書》、華嶠的《后漢書》、謝沈的《后漢書》、袁山松的《后漢書》，還有薛瑩的《后漢記》，張瑩的《后漢南記》、張璠的《后漢記》、袁宏的《后漢記》等。
八家《后漢書》謝承《后漢書》，一百三十卷。
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chuàng)新。
如《兵志》、《風(fēng)教傳》為其所獨有。
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shù)》、《逸民》、《列女》諸傳當(dāng)創(chuàng)始于謝書，并為范曄所吸取。
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
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后漢書所不及。
現(xiàn)存謝書佚文數(shù)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
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于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后漢記》，一百卷。
此書佚文所存數(shù)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shù)人物傳散句。
其論贊褒貶抑揚，發(fā)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xù)漢書》，八十三卷。
其八志并入范曄《后漢書》，已見前述。
紀傳佚文數(shù)量僅次于謝承書。
書名《續(xù)漢書》顯系接續(xù)《漢書》而作。
范書刪改諸史時，重于文采，有的史實節(jié)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后漢佚史訂補，而《續(xù)漢書》最受重視。
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
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xù)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后漢書》，九十七卷。
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
復(fù)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
南北朝時，劉勰于《文心雕龍》中稱其書“準當(dāng)”，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
所以范曄撰《后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chǔ)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
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后漢書》，一百二十二卷。
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xù)漢志》略有助益。
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后漢書》，一百卷。
袁書紀傳質(zhì)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
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xù)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后漢紀》，三十卷。
《后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
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
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
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后漢南記》，五十五卷。
書早亡，佚文數(shù)量也最少。
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后漢書補逸》為最早。
清人輯本中質(zhì)量最精的，當(dāng)推汪文臺的《七家后漢書》。
汪氏留意于諸家后漢書，以稽古余力，重為搜補。
于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
弟子汪學(xué)敦復(fù)有增益，輯稿遂成。
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后漢書》佚文一卷，頗便于用。
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
汪氏歿后，書稿售于他人，雖經(jīng)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
光緒八年（公元1882 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fù)增舛■。
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
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jù)，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后來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后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并稱“三史”，盛行于世。
而諸家《后漢書》，除袁宏《后漢紀》外，都相繼散亡。
于是范曄《后漢書》成為我們現(xiàn)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jù)。
范曄《后漢書》的記述，起于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于漢獻帝禪位于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
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xí)x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
祖父范寧先后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zhí)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
劉裕于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quán)后。
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
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fā)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
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后擔(dān)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
宋代晉后，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xué)傳統(tǒng)。
范汪“博學(xué)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于醫(yī)學(xué)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
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
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xué)，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jīng)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
官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
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xù)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關(guān)于范曄少時的生活，史載不詳盡，只知其 “母如廁產(chǎn)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
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
少好學(xué)，博涉經(jīng)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書·范曄傳》。
以下引文若不特別注明者，皆出此。
）。
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歷任宋武帝相國掾、彭城王劉義康府冠軍參軍轉(zhuǎn)右軍參軍，出為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為秘書丞。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
后出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lǐng)新蔡太守，遷為司徒從事中郎，不久，又升遷為吏部尚書郎。
可謂官運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劉義康母親去世。
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夜宿義康府廣淵處（時曄弟廣淵為義康府祭酒），縱酒夜半，無所顧忌，醉意朦朧中又聽挽歌為樂，因此觸怒義康，把范曄貶官出京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貶官期間，范曄深感郁悶不得志，短期內(nèi)上調(diào)無望，便刪節(jié)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期間修撰完成大部。
約六七年后，遷官為長沙王劉義欣的鎮(zhèn)軍長史，加寧朔將軍。
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闋，為始興王浚后軍長史，領(lǐng)南下邳太守。
死前累遷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
? 范曄一生狂狷不羈，意志頗不滿于朝廷，晚年終于發(fā)作到了頂點，加入了彭城王謀反陣營。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黨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謀反同黨及往來檄書信札，謀反失敗。
不久，范曄等被處死，連坐從誅的還有其弟廣淵、其子范藹等。
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jié)了他對文學(xué)、史學(xué)、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
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
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xué)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
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后漢書》的重視。
范曄的自夸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
劉昭說：“范曄后漢，誠跨眾氏”（《后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注篇》）。
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
然范書一出，諸家《后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
后來除晉人袁宏的《后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余都已不存。
這說明范書殺青雖晚，卻后來居上。
范曄著《后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后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
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tǒng)《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
他又于傳末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做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
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
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
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動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
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
《后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xué)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tǒng)籌全局，詳略得當(dāng)?shù)卦佻F(xiàn)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
范曄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整體規(guī)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
書中所述史實規(guī)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yīng)，又不重復(fù)繁冗，表現(xiàn)出高超的史學(xué)技巧。
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后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tài)。
劉知幾稱贊《后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yīng)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
”（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本傳中說他“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而尤以“善為文章”著稱。
他修撰的《后漢書》被列為“四史”之一，其價值是多方面的，舉世公認。
至于他的詩文，范曄自言所作不多。
其臨死前于獄中所作的《獄中與諸甥侄書》，內(nèi)中包括他的自我總結(jié)、寫作的甘苦感受、關(guān)于寫作的心得體會及對《后漢書》的自序等內(nèi)容，內(nèi)容豐富，曲折詳盡。
關(guān)于作文，文中論曰：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時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
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
常謂情志所托，故當(dāng)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
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此中情性旨趨，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shù)。
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
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可見范曄正確地認識到了寫作中“文”與“意”的關(guān)系及聲韻運用的重要性，這可作為理解其文才的一個重要方面。
? 范曄還富有音樂才華。
他長于彈奏，猶擅長演奏琵琶，且能譜制新曲。
文帝總是想方設(shè)法讓他為自己彈奏。
另外，又據(jù)其本傳載：“（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xué)之。
撰《和香方》……”可見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
司馬彪（
-306），字紹統(tǒng)，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
從小好學(xué)，然而好色薄行,不得為嗣。
司馬彪因此閉門讀書，博覽群籍。
初官拜騎都尉，泰始中任秘書郎，轉(zhuǎn)丞。
司馬彪鑒于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xù)漢書》。
”范曄的《后漢書》出，司馬彪的《續(xù)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
《續(xù)漢書》的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
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
《輿服志》是新創(chuàng)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
八志中這三個志的價值更突出一些。
遺憾的是，與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關(guān)系都相當(dāng)大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續(xù)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
另有《莊子注》21卷，《兵記》20卷，文集4卷。
均佚。
今僅于《文選》中存《贈山濤》《雜詩》等。
在司馬彪之前，曾有東漢官修的紀傳體東漢史《東觀漢記》；在司馬彪之后，有華嶠等撰《后漢書》。
至南朝劉宋范曄，“乃廣集學(xué)徒，窮覽舊籍，刪繁補略，作《后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
”（《史通·古今正史》）范書能集眾家之長，故后來居上。
范曄以罪入獄，其十志未成而死。
梁劉昭為范書作注，乃取《續(xù)漢書志》加以注釋，分為30卷，以補范書之缺。
范曄《后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nèi)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鏤板”（《崇儒》四之一）。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xù)校的《后漢書》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xù)漢書》志。
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jiān)孫奭上疏：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dāng)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
克由圣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
臣竊見劉昭《注補后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
至于《輿服》之品，具載規(guī)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
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
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后漢》，有所未全。
其《后漢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許令?？钡裼 ?/p>
（《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jiān)》）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于“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漢志》三十卷頒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同時把劉昭所注《續(xù)漢書》志補入范曄《后漢書》，于“天圣二年送本監(jiān)鏤板” （《崇儒》四之六）。
司馬彪的八志遂成為范曄《后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xù)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
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
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
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為，故后人題之如此。
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缺，昭補之兼注之耶
司馬《志》無缺也。
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
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
姑再考之。
（《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王氏所說的“別本改云補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漢書》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并注”，造成他對劉昭“注補”還是“補注”問題心存疑慮。
殊不知此舉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鳴盛卻認為應(yīng)當(dāng)“再考之”，于此可見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態(tài)度。
李慈銘不同意錢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確提出劉昭注范曄《后漢書》時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加以注釋并補入范書的觀點。
他說： 《后漢書》中八志，自來多誤為范氏作。
國朝朱氏彝尊、錢氏大昕、紀氏昀、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趙氏翼皆辨正之，今日為遍錄于汲板范書之首。
惟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則尚未確。
《梁書》及《南史》劉昭本傳，俱僅云昭注范曄《書》，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馬《續(xù)書》八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
”是合司馬《志》于范書，乃始于昭。
故《隋書·經(jīng)籍志》云：“《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
”即今所傳帝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是也，共計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寫誤耳。
（《后漢書》） 李慈銘所謂“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云云，前引錢大昕與《四庫全書總目》皆無是說，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興年間和景佑年間兩次?？敝苏`合在一起，強加在錢大昕和紀昀頭上。
幸好這一錯誤并未影響其結(jié)論。
胡玉縉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認為“劉昭已將八志并入范書，《提要》知注補別有總敘，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書為未確，何其疏也
” （《史部正史類一·后漢書》）從上述諸家的記載來看，可見是劉昭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注疏后補入范曄《后漢書》，而不是遲至北宋孫奭?？睍r才把兩書合并一處。
他們的結(jié)論同樣斬釘截鐵，不容置辯。
以上兩種意見，除邵晉涵以外，其余諸家爭論的焦點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劉昭還是北宋孫奭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與范曄《后漢書》紀傳合為一書。
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邵晉涵的意見加以辨正。
邵氏引杜佑之書證成己說，經(jīng)查杜佑《通典·選舉典》有關(guān)范曄《后漢書》、司馬彪《續(xù)漢書》與科舉關(guān)系的有關(guān)文字，有如下一段記載：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
習(xí)《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xí)《北史》者，通《后魏》、《隋書》志。
自宋以后，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guān)于當(dāng)代者，其余一切不問。
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杜佑記載唐代科舉考試把范曄《后漢書》和劉昭所注的司馬彪《續(xù)漢書》志二者并列，既說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guān)系，又恰恰表明當(dāng)時兩書各自獨立，僅僅利用范曄《后漢書》紀傳知識不夠，所以要把劉昭所注《續(xù)漢書》志與范書配合使用；如果說唐代兩家已經(jīng)合為一書，就完全沒有必要兩書并舉了。
邵氏之說不僅不能證實司馬彪《續(xù)漢書》志附入范曄《后漢書》“始于唐人”，反而驗證了陳振孫所謂北宋以前兩家“自別為一書”的結(jié)論正確。
所以，四庫館臣為《四庫全書總目》的《后漢書》提要定稿時，認為邵晉涵的看法僅僅是推論之辭，“似未確也”，難以自圓其說，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晉涵的說法以后，剩下的問題就是評價劉昭合并說與孫奭合并說二者孰是孰非。
我認為，只有詳細考察兩書分合時間及其原委，才能辨明雙方觀點與論辯的是非得失，對兩書分合的歷史事實祛疑考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范曄《后漢書》有紀傳而無志，已經(jīng)是不爭的事實，無庸再加辨析。
劉昭為其書的紀傳作注時，為彌補這一缺憾，便把司馬彪《續(xù)漢書》中的志文單獨加以注疏，補入范曄之書。
他比較范曄確定的《志》目與《續(xù)漢書》八志的異同，并且闡明注補宗旨說： 尋本書當(dāng)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
曄遺書自序，應(yīng)遍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制，卷中發(fā)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
曾臺云構(gòu)，所缺過乎榱角；為山霞高，不終逾乎一簣，郁絕斯作，吁
要三篇《史記》中人物傳記的讀后感
《史記·項羽本紀》讀后感羨慕，但風(fēng)中的低語卻訴說著自負所帶來的危難，項羽的死是歷史的遺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結(jié)局，畢竟這不是故事，無法有善變的結(jié)局。
項羽的血流入家鄉(xiāng)的水，這水的一旁是他曾經(jīng)守護的地方，而他也將在這縈繞千年，不禁為他嘆息，不禁責(zé)問歷史為何選擇了劉邦，但我只是站在歷史長河的邊緣，無論這里多么洶涌，多么絢爛，我都是一個過客，無法涉足去改變命運的輪跡，亂世的光華似乎就在瞬間，烏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驚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經(jīng)歷了時間所遺留的，項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靈魂在時間中得到永恒，他化為江東子弟心中亙古的傳說。
一切已過，英雄也有江水這歸處，也許這是一種榮耀。
長江邊李清照是否為項羽嘆息，“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亂世不滅的光華履虎尾對漢初名將韓信的了解，最初是連環(huán)畫；再大一點，讀了蔡東籓先生的《西漢演義》；再后，就是《史記?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列傳》是太史公極為成功的人物傳，幾乎每一個讀者，都會被韓信的悲慘遭遇所打動。
《淮陰侯列傳》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敘述韓信的事跡----或曰豐功偉績。
韓信足智多謀，能征善戰(zhàn)，為劉邦打下大半個天下。
在漢初功臣中，無第二人可以比擬，高祖劉邦曰，“連百萬之師，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另一半的篇幅，則用來表明韓信從來就沒有謀反之心，之所以被殺，乃是功高震主。
正如韓信自己所說：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dāng)烹。
”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為韓信鳴冤叫屈曰： “假令韓信學(xué)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 二百年后，班固著《漢書》，韓信之傳幾乎全抄史記，對韓信的評價，與太歷史公無大差異。
后世讀《史記》《漢書》的幾乎所有的讀者，無不為韓信的功高不賞，無罪被殺而扼腕嘆息；無不為劉邦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而憤憤不平。
太史公司馬遷自己慘遭腐刑，身世堪傷，寫出來的歷史，也是充滿了悲憤。
我讀《史記》，每讀到趙氏孤兒，伍子胥，文種，范蠡，屈原，賈誼，李廣等故事時，總是似見一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仰天呼喚，真乃字字血，篇篇淚是也。
所以，魯迅先生贊嘆《史記》曰，此乃“無韻之離騷，史家的絕唱”也。
以后，我又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在讀到這段歷史時，卻見到了另外一種意見。
《通鑒卷十二》的史評——臣光曰：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 讀書至此，自我感覺又進入了一個更深的層次。
是啊
司馬溫公說的，也不是全無道理啊
不似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等人那樣，韓信本不是劉邦的死黨。
韓信先投項羽，又來投奔劉邦。
韓信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乃是一種政治投機，并不是一心追隨漢王劉邦，建功立業(yè)。
韓信初投劉邦時，只得到一個小官做——“連敖”。
有一次，韓信等人犯了法，“坐法當(dāng)斬”。
已經(jīng)接連斬了十三人，輪到斬韓信時，韓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以斬壯士
”韓信臨刑大喊，打動了監(jiān)斬官夏侯嬰。
夏侯嬰告之劉邦，漢王乃饒其不死，還提升韓信為治粟都尉，此一該殺而未殺也。
韓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殺，反而升了官。
誰知韓信還不滿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條死罪。
丞相蕭何得知，親自去追。
劉邦以為蕭何亦背己而逃，如喪左右手。
蕭何回來，劉邦且怒且喜。
由于蕭何的極力舉薦，劉邦乃拜韓信為大將。
劉邦筑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此韓信二當(dāng)殺而非但不殺，還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將軍的地位。
韓信率軍攻齊，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陽酒徒酈食其已經(jīng)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說降了七十余城。
韓信為爭奪功勞，聽從辯士蒯通的建議，不顧酈食其的生死，乃乘虛而入，偷襲齊國。
齊王田廣以為酈生“賣己”，用油鍋烹掉酈食其。
酈食其的弟弟酈商，是劉邦的愛將，酈商必恨韓信入骨。
而且，韓信如此行為，使劉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當(dāng)殺也。
劉邦與項羽相持于滎陽，在危急的時候，接到了韓信從齊國發(fā)來的書信。
韓信乘人之危，挾功邀賞，稱：“不為假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愿為假王以鎮(zhèn)之。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劉邦此時心中又該做何想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提醒劉邦，“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生變。
”劉邦這才明白過來，復(fù)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于是將計就計，封韓信為齊王，韓信這才發(fā)兵幫助劉邦。
此韓信之四當(dāng)殺也。
項羽在與劉邦定立和約后，便東歸。
劉邦背信棄義，引兵追之，并調(diào)韓信，彭越率軍來會，最后一舉消滅項羽。
但此二人皆，不聽調(diào)遣。
劉邦被項羽一個回馬槍，殺得大敗。
劉邦無奈，只好聽從張良的意見，把“自陳以東傅?！敝兀饨o齊王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封給彭越。
韓信，彭越得到了好處，這才率軍前來（最后垓下一戰(zhàn)，消滅項羽）。
此韓信之五當(dāng)殺也。
可見，劉邦固然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韓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賞，討價還價，從來也沒有“士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
劉邦早已有了殺韓信之念頭，只不過沒有能力罷了。
司馬溫公曰：“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dāng)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
及天下已定，信復(fù)何恃哉
” 所以，司馬溫公最后引用了司馬遷的原話，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韓信學(xué)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務(wù)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翻看《史記》，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種感動，仿若穿越時空的界限，將那些在歷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見那個時代的殘血夕陽…… 兩千多年前，一個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負重，以心靈和血肉之軀，完成了一部偉大的史學(xué)著作。
此后的幾千年里，這部偉大的著作，猶如一顆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聳的豐碑，屹立在中國文學(xué)和歷史的長河之中。
這個文人就是司馬遷，而這部無與倫比的史學(xué)著作就是《史記》。
司馬遷原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樣，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
然而命運的捉弄，使得他飽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備受屈辱。
但值得贊嘆的是，在那般惡劣的境況下，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忍辱奮進，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數(shù)倍心血，終于出色的完成了作為一個史學(xué)家最頂尖的杰作——《史記》。
單憑這一點，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馬遷先生，他的執(zhí)著，他的毅力，他的韌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樣受人景仰。
為什么在宋以前的史書都稱“書（漢書，北齊書）而宋以后的史書稱“史”（元史，明史）
中國二十四史，包括《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
這其中，“記”、“書”、“志”、“史”等稱謂不盡相同，都有著特定的含義和本質(zhì)的區(qū)別。
在司馬遷寫作《史記》的西漢時期，“史”、“書”、“記”概念比較混淆，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分。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例如《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等都可以統(tǒng)稱為史記（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后來的所有史書都可稱為“史”）。
司馬遷《史記》成書后，沒有固定的書名，有的稱“太史公書”，有的叫“太史公記”，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在當(dāng)時，“書”和“記”的差別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到了東漢，班固之父班彪作為一代大儒，有感于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記》成書時才是西漢的中期，并沒能完整記錄下整個西漢歷史，所以班彪寫《史記后傳》以作補充，書未完身已死。
班固繼承父親遺志，以《史記后傳》為藍本，撰成《漢書》（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續(xù)寫完成）。
由于《漢書》是記錄西漢時期歷史人物事件的史書，為一個朝代（西漢）的斷代史，有別于司馬遷《史記》是通史，后代史學(xué)界便把班固寫的這部紀傳體斷代史稱為“漢書”（當(dāng)然，這里面還有其它一些內(nèi)容，但不在本問題敘述范偉之內(nèi)），而把司馬遷寫的紀傳體通史正式命名為“史記”（《史記》遂成為獨有的專用名詞，特指司馬遷寫的這部通史）。
《漢書》開我國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而后的紀傳體正史皆為斷代史（不過其中還有細致區(qū)分，下面會提到）。
再后來，《后漢書》（東漢）、《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魏）、《北齊書》、《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這些正史跟班固寫的《漢書》一樣，皆為記訴一個完整朝代的斷代史，所以無一例外統(tǒng)統(tǒng)用“書”字來命名。
只是因為國號重復(fù)以及創(chuàng)作時間等緣由，故某些史書有南北、舊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壽根據(jù)南北朝時期通寫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歐陽修等人編撰的舊、新兩部《五代史》，雖然也是斷代史，卻跟前面所提到的史書有著一定的區(qū)別和不同。
前面的斷代史都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寫就的歷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縱貫幾個朝代連續(xù)一體的史書，所以僅從這點上講，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記》一樣，只不過是一部“壓縮版”的縱向通史而已。
所以史學(xué)界認為再用“書”來命名這四部正史，顯然不準確。
所以便改用“史”來命名，借以和前面的斷代史劃分區(qū)別。
到了元代脫脫等編撰《宋史》、《遼史》和《金史》時，雖然這三部史書都是分別記錄一個朝代的斷代史，跟《漢書》、《唐書》等史書沒有什么兩樣，但因為之前有一部《宋書》是寫南朝劉姓宋朝的，跟趙姓宋朝國名重復(fù)，又不便把《宋史》稱為《趙宋書》而把前面的改為《劉宋書》（以姓來命名史書沒有先例），南北、新舊定名更不準確。
基于此，為方便起見，故把《宋史》、《遼史》、《金史》統(tǒng)統(tǒng)以“史”來定名。
后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
（還有一點可能跟趙宋的歷史定位有關(guān)，但也不在本問題討論之內(nèi)。
） 這里要特殊強調(diào)的是《三國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書都不同。
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的“書”或連續(xù)記述幾個朝代的“史”。
怎么說呢
《三國志》是記錄某一個特定時期三個不同國家的“國別體斷代史”。
雖然也可用“史”來稱呼（注意，絕不能用“書”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體現(xiàn)出其特有的歷史原貌。
因為“志”本身就帶有橫向比較的意思。
解釋了這么多，中心思想無外乎一個，即“史”、“書”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絕不是完全等同。
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統(tǒng)稱一切史書，但“書”只能代表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記述的歷史。
換言之，“史”包括“書”，但“書”不等同“史”。
因為“白馬非馬”
后漢書的特點
《后漢書》傳記人物時，緣于史書性質(zhì)，基本上還是敘其言行以顯其性格的，不再贅述；然其中亦大量地運用塑造文學(xué)形象的藝術(shù)方法，概括起來講，有序旨提要、細節(jié)描寫、肖像描寫和側(cè)面描寫等。
《后漢書》還長于細節(jié)描寫以刻畫人物。
例如，《嚴光傳》描寫劉秀稱帝后，欲征召其昔日舊好嚴光入仕，然嚴光召至而不就。
劉秀去看望他，他卻躺著不起來，叫他，不應(yīng)，當(dāng)晚，二人同床共枕，嚴光竟又把腳壓到劉秀的肚腹上。
這些細節(jié)的描寫，活畫出了嚴光不拘禮儀的隱逸風(fēng)度。
《梁鴻傳》中寫梁鴻少時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鄰居，賠不起人家，便給人家作奴，足見其耿介曠達的隱士風(fēng)范。
又如《光武皇帝本紀》中寫道：劉秀的親叔伯兄長劉演（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劉玄）忌恨而受害，他聽說后，“自父城馳詣宛謝。
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
”這一細節(jié)描寫突出表現(xiàn)了劉秀隱忍、狡詐的性格特征。
再如《劉玄傳》中寫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活現(xiàn)出了劉玄的懦弱無能。
當(dāng)然，上述等等細節(jié)描寫可能皆有史實依據(jù)，然亦離不開作者提煉描摹之功。
《后漢書》還常用側(cè)面描寫——或假借他人評說，或援引時人諺謠等以記傳人物。
如《李膺傳》載：“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
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若此”；李膺遭黨錮之禍死后，“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不及于譴。
毅乃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借別人的言行以見李膺的節(jié)烈高義、德高望重。
再如，欲著鄭玄的學(xué)問品德，便借助名流馬融、何休的喟嘆贊美；杜詩任南陽太守時，修水利，興墾殖，著有政績，時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漢元帝時為南陽太守，有政績），故南陽為之語贊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有一段話，可視作他為《后漢書》作的序：“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辯，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
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
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shè)，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
此書行，故應(yīng)有賞音者……”文中可見范曄對《后漢書》自視頗高，顯現(xiàn)了他對自己著作的歷史、思想及文學(xué)價值的認識，尤其中意于其文學(xué)價值。
客觀而論，《后漢書》的確也是富于多種文化價值的史學(xué)名著。
，《后漢書》有肯定王權(quán)秩序、頌揚忠貞名節(jié)等儒家正統(tǒng)思想，亦有褒揚避世隱逸、狂狷放達的道家玄學(xué)思想，還有對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揚儒家正統(tǒng)思想亦應(yīng)為《后漢書》的基本內(nèi)容。
《后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有一個正統(tǒng)儒家思想的標準：有利于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貶責(zé)。
《后漢書》中褒贊了大量的勤政愛民者。
如《循吏列傳》中記傳衛(wèi)颯時，贊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記傳王景時，歷數(shù)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蠶織等政績，贊其勤政愛民；記傳王渙時，寫其敦儒學(xué)，習(xí)《尚書》，讀律令，清正廉明，善斷案，“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shù)發(fā)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傳記中，贊其治行卓著；杜根、劉陶、李云等傳記中，贊其仗義直諫；班超、梁謹?shù)葌饔浿?，贊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這種贊揚表現(xiàn)了對王權(quán)秩序和國計民生的維護。
《后漢書》中還對仗義執(zhí)節(jié)者大加贊美。
《黨錮列傳》中寫李膺受陷害，遭黨錮之禍時，拒不逃避，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jié)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
”從容就死。
范滂“少厲清節(jié)，為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zhì)樸、遜讓、節(jié)儉）”，及遭黨禍，亦慷慨就死：“其母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養(yǎng)。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復(fù)求壽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這是一幅舍生取義、母子訣別的撼人圖畫。
顯然，范曄對此是大加贊美的，亦即是對封建忠義的贊美。
與作者對上述記傳人物的態(tài)度相反，范曄對外戚、宦官的橫暴專權(quán)、禍國殃民則大加撻伐。
東漢中葉，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執(zhí)掌朝綱，于是開始了外戚與宦官爭奪王朝統(tǒng)治權(quán)的混亂局面。
如桓帝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計議殺了梁翼，五人俱被封為侯。
于是，他們居功自傲，把持朝綱，窮奢極欲，禍國殃民。
《后漢書》對上述的外戚與宦官們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范曄在《后漢書》中，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chuàng)制了《獨行》、《逸民》、《方術(shù)》等類傳，并首創(chuàng)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于正統(tǒng)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為女性立傳的禁例，等等，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xué)態(tài)度和才華膽識，非班固等所能比擬。
至于后世史家承襲《列女傳》體例而將其內(nèi)容改為“烈女節(jié)婦”傳，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tǒng)卻遜色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