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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遠生（1885－1915）原名黃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九江人。
民國初年著名記者。
這個人的死是一個謎。
他的生，則是一段被湮沒的傳奇。
他20歲進京趕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會試中高中進士。
他不按朝廷慣例接受官職，卻赴日留學，后來投身報界。
他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槍手卻一直不知是反動的袁世凱所派，還是革命的國民黨人。
歷史的記敘往往忽略他末代進士的身份，而凸顯出一位開山記者———“中國第一個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中國報人多為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于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初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風光，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他宣稱，新聞“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
又強調，記者當具備“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的“四能”功夫。
后人總結新聞史，“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確定是他開創(chuàng)了通訊這種新聞文體。
“通訊”一詞，此前已見于報刊，但僅指由外埠郵寄傳來的新聞，稱為“某地通訊”，以區(qū)別于電訊。
黃遠生在自己開始新文體嘗試的開場白中敬告讀者：“吾此后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
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一一作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chuàng)格。
” 這樣一種新聞觀的沖擊力是不言而喻的。
民國初年，承襲邸報傳統(tǒng)、慣登“宮門抄”一類刻板文字的報紙和雜志仍占據(jù)主流。
偏偏是進士出身的黃遠生，第一個站出來革新，把原先的官樣文章變成通俗易懂、為人所喜見的純粹的新聞文體。
一時間，這種白描式刻畫、極具現(xiàn)場感的文字，廣受讀者追捧。
在黃遠生三四年短暫的記者生涯中，他以通訊文體，對同期幾乎所有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報道，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等。
黃遠生有一名文，題為《外交部的廚子》，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當時中國社會之生態(tài)。
此廚子在前清“聲勢浩大，家產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與中外赫赫之李鴻章對抗”；民國成立，仍盤踞外交部，利用“官長之愛財物未必不同”的心理，優(yōu)游于官場；及至被開除，“猶可輦致巨金之外國銀行，遨游青島天津上海之間也”。
黃遠生的研究者張光芒認為，新聞并非他全部的歷史貢獻之所在。
“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 張光芒在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中曾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觀黃遠生遺稿”，“我昨天從任白濤那里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將來政治生涯有很大關系。
” 黃遠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
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不下30篇。
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yè)。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fā)“先聲”的人物。
此種評價為后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無不視他為先驅人物，甚至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也沒有例外。
正如張光芒所說：“可見，新文學史上本已有黃遠生的大名。
” 然而這個名字后來被抹去了。
“黃遠生為什么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
”張光芒對此唏噓不已。
網(wǎng)上有人講過一個故事：在書攤看見一本梁啟超題名的書，題的是“黃遠庸遺作”，想來梁任公為其題字，作者當非等閑之輩，但卻從沒聽說過。
一問價，五元，在書攤上是高價，猶豫再三，終于沒買。
沒過多久，得知黃遠庸是民初大記者，當日的風云人物。
于是趕緊再到書攤尋覓此書，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國的著名記者黃遠生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于住宅內。
黃遠生，中國近代新聞記者。
黃遠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黃為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
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發(fā)”的書香門第之家（一說生于1883年）。
21歲時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后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位。
但他無意仕進，以新進士之資格赴日本留學，1909年畢業(yè)于日本中央大學法科。
回國后先在清政府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后脫離官場，從業(yè)新聞，成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聞記者和政論家，是中國第一個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于世的人，時人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黃遠生先后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方雜志》、《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
所寫《官迷論》、《三日觀天記》、《外交部之廚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訊，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丑態(tài)，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
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聘他擔任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堅辭不就,并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制并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
1915年冬赴美訪問。
同年12月25日晚，在舊金山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槍殺。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
是中國歷史上第1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記者。
所寫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陳獨秀等一輩人受黃遠生思想的影響集結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
黃遠生的文化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
這時比其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從上個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yōu)椤安贿M則退”的文化守成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tǒng)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
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
其貢獻首先表現(xiàn)在首倡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
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
邵飄萍（1886～1926），又名鏡清、振青、新成，學名錫康，筆名阿平、素昧平生等。
紫溪人，后隨父母遷居金華。
14歲進秀才，21歲就讀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接受維新共和思想。
民國元年（1912），與杭辛齋在杭州合辦《漢民日報》，任主編，被推為省報界公會干事長。
民國2年8月，以“二次革命”嫌疑罪被捕，《漢民日報》遭封。
翌年營救出獄，東渡日本，入法政學校組織東京通訊社。
民國5年春回國，主持《時事新報》筆政。
繼應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員，并在京創(chuàng)辦新聞編譯社。
民國7年10月，獨資創(chuàng)辦《京報》，受聘為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導師。
民國8年，到北大“五三晚會”發(fā)表演說，疾呼“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因遭通緝，《京報》被查封。
再次流亡日本，被聘為《朝日新聞》社特約記者。
在日期間，著書向國人介紹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并系統(tǒng)考察和研究日本新聞事業(yè)。
民國9年回國復辦《京報》，任社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北方新聞界中最早和黨組織發(fā)生聯(lián)系，為“亢慕義齋”校訂馬列譯著。
民國11年，免費發(fā)行《紀念馬克思特刊》、《列寧特刊》，利用特殊職業(yè)條件，常將情報提供給黨組織。
在辦報之余，致力于教育事業(yè)，曾應聘為北京平民大學和政法大學教授及務本女子大學校長。
民國14年春，經李大釗、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五卅”運動中，多次發(fā)表署名評論，又聯(lián)合同仁拒登英日廣告，發(fā)起募捐，救恤難胞。
“三·一八”慘案后，直書奉軍暴行，《京報》成了討伐段祺瑞的輿論陣地。
民國15年4月20日，遭張翰舉出賣而被捕。
26日，被張作霖殺害于北京天橋。
1949年4月主席親自批文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著有《新聞學總論》、《實際應用新聞學》等。
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林萬里，字少泉，號宣樊、退室學者、白話道人，閩縣（今閩侯）青圃村人。
幼承家學，又拜名士高嘯桐為師。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應林啟之邀，赴杭參與創(chuàng)辦求是書院、養(yǎng)正書塾、東城講舍、蠶學館4所新式學堂，任求是書院總教習。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話報》主筆，宣揚新政，提倡社會變革，宣傳禁煙，倡導破除迷信及婦女纏足等惡習。
受其影響，杭州成立全國第一個“女子放足會”。
光緒二十年（1902年）一月，返福州，與表兄弟黃翼云、黃展云等創(chuàng)辦全省第一所新學——福州蒙學堂，在校秘密組織“勵志社”。
后到上海與蔡元培、章炳麟等創(chuàng)立“中國教育會”、“愛國女學社”和“愛國學社”，出版《學生世界》雜志。
翌年，赴日本留學，參加中國留學生的愛國拒俄排滿活動，加入“軍國民教育會”。
同年夏返滬，與蔡元培等創(chuàng)辦《俄事警聞》。
十二月，自辦《中國白話報》，公開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光緒三十年（1904年），出任《警鐘日報》主編，宣揚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
孫中山曾書“博愛”二字相贈。
后加入光復會。
辛亥（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萬里回閩，任福建都督府政務院法制局局長和共和黨福建支部長。
民國2年（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院議員，被聘為總統(tǒng)府秘書兼直隸省督軍署秘書長。
次年，袁世凱解散國會，萬里回到福建。
民國4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凱稱帝，被袁委為參政院參政。
帝制取消后，萬里重操新聞舊業(yè)，創(chuàng)辦《公言報》，任主筆。
民國8年初，在上海創(chuàng)辦《平和日刊》。
民國10年春，在北京創(chuàng)辦《新社會報》，自任社長，以白水為筆名，發(fā)表政論文章，揭露軍閥政客的黑幕丑聞。
翌年，被查封，萬里入獄3個月。
出獄后，《新社會報》改為《社會日報》出刊。
民國12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錕賄選總統(tǒng)的文章，報館遭封閉，他再次入獄。
出獄后，于民國15年8月5日在該報登載《官僚之運氣》一文，揭露潘復與張宗昌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丑聞。
當晚遭軍閥張宗昌逮捕，翌晨被殺害于天橋。
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資助扶柩回鄉(xiāng)安葬。
有《林白水先生遺集》傳世。
1986年，國家民政部追認為烈士。
其女旅美華人、美國國防大學教授林慰君捐資在故鄉(xiāng)建立紀念堂、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