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的人物經(jīng)歷

學問人生，背后總有各種牽扯與關(guān)懷，從來不限于書齋。

大半個二十世紀，不僅中國社會，乃至世界政局，都是動蕩不安的歲月，一路走來，許倬云先生的生命經(jīng)驗幾經(jīng)跌宕，始終不變的，是對自我精神家園的不懈堅守，對文明價值的孜孜探索。

出生先天殘障，少時遭遇戰(zhàn)亂，避難中國內(nèi)地，許先生說：“我幸運地看到了中國最深入內(nèi)地的農(nóng)村，看見最沒有被外面觸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勝景，還有人民的生活。

”由于行動不便，這個小孩子常常被安置在一個小板凳上，對周圍人的工作，他總是細細地觀察每一個細節(jié)。

少時于生活，他是旁觀者，長大后于歷史，依舊是旁邊者，他明白旁觀的意義。

母親是許倬云先生生命中最為重要的角色之一。

1957年許先生留學美國，入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在此后的幾年中，他每個禮拜都給母親寫封信，他回憶說：“我曉得他老人家盼我的信……我五年沒有缺過一個禮拜，因為她對這個孩子出國，是很不放心的。

”作者曾經(jīng)有一篇專門回憶母親的文章，專門提到過母親對孩子們的影響：“表面上看去，她似乎不大過問我們的功課，也從不過問我們該學什么進什么系。

事實上，她主張讓我們各盡自己的能力，在興趣范圍內(nèi)發(fā)展。

她的方針是在密切注意下自由發(fā)展。

大綱大目不差，小節(jié)是不計較的。

這些大綱目中有最不能侵犯的一條——誠實；最必須注意培養(yǎng)的一條——對別人寬厚。

至于饞一點，臟一點，都在容忍之列。

為此，我們家的兄弟姊妹都有胖胖的體型，幾分邋遢，愛躺著看書，但是快快活活，笑口常開，不大會發(fā)愁，更不會善感。

我一直認為狂狷比鄉(xiāng)愿可取，然而天幸我沒有轉(zhuǎn)變到澆薄的極端，大概還仰仗母教中‘寬厚’二字的恕道。

另一方面，我不肯說遷就現(xiàn)實的昧心話，也還仰賴母教中‘誠實’二字的忠道。

”許倬云先生始終在踐行“寬厚”與“誠實”，從這本《談話錄》的記述中即可看出。

“寬厚”源于豐饒的生命經(jīng)驗。

童年經(jīng)歷抗戰(zhàn)，隨家人輾轉(zhuǎn)于內(nèi)地各處，目睹了戰(zhàn)爭的殘酷，體會過生活的艱辛，得以理解中國最大多數(shù)勞苦大眾的生存狀態(tài)，“抗戰(zhàn)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zhàn)火，知道什么叫饑餓，什么叫恐懼，這是無法代替的經(jīng)驗”；高中回到無錫，得江南人文氣息浸潤，學到大量新知識，“輔仁中學使我從不成系統(tǒng)的學習，變成一套系統(tǒng)，只有自由制的中學才可以這樣”；后到臺灣，入臺大，得傅斯年先生建議，由外文系轉(zhuǎn)入歷史系，結(jié)識“中研院”的眾多名師，得到他們的言傳身教，“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楷模讓我去仰慕，我也沒有走任何老師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1957年留學美國，入芝加哥大學，不僅讀書、接受手術(shù)治療，還參與美國民運事業(yè)，“我在芝加哥讀了五年的美國社會，不是全在書上讀的”。

許先生從來不止于讀書，求學時如此，畢業(yè)后更如是，學術(shù)研究之余，他還是臺灣民主化進程中重要的推手，被當時同伴說成是“頂起天花板”的人。

許先生自言道：“我讀書之外，做人，處事，關(guān)心社會，關(guān)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 除追憶人生經(jīng)歷和讀書感悟之外，作者也提到了許多生命中的友人，更多的是感激，卻也不乏嚴厲的批評。

提到臺大的老師，許先生直言，“我不喜歡姚從吾先生，也許有一點偏見，因為我知道他在西南聯(lián)大時忠于國民黨，聞一多的犧牲，他要負一點責任。

我一直對他不喜歡，他對我也不高興，因為我看不起他。

我覺得他品格有問題，學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來做這些事情”；說起對兩岸影響巨大的自由主義者李敖，許先生也毫無避諱，“李敖聰明有余，沒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間很不愉快，因為他說謊，偷書”；對于《自由中國》與殷海光，書里說道：“殷海光一輩子標榜自由思想、自由主義，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負是大師，這是與自由主義矛盾的，他相信一個學說，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這也不是學術(shù)應(yīng)該有的態(tài)度。

”只有了解知識人應(yīng)有的擔當與道義，才可能有這些是非分明的剖白，而這份直言，即“誠實的忠道”，即“不肯說遷就現(xiàn)實的昧心話”。

在講到與錢穆錯失師生緣一事時，許先生專門提到，“《國史大綱》是民族史觀，我的《萬古江河》是從他那里完全離開了，是世界史觀”。

如今，許先生以八十高齡，仍每年奔走于美國、臺灣、大陸之間，希望在文化危機、價值崩壞的今天，以微薄之力惠及更多的青年人，致力于價值重建事業(yè)，而有關(guān)未來，許先生認為，中國的定位，世界的定位，在世界定位中找到中國文化的位置，才是最為首要的大事。

為此思考與實踐，他始終不懈。

在美國讀書時，有一回許先生在鄰室書架上取了一本加繆的作品，一夜工夫便讀完了，這次與西西弗斯的偶然遭遇，竟解決了他心理上的巨大矛盾，從此他便不時提醒自己，凡事不能松一口勁，——“石頭不經(jīng)推動得永遠留在山腳下，縱然石頭每次仍要碌碌地滾下去，我們?nèi)圆坏貌蛔呦氯ダ^續(xù)剛剛失敗的努力。

我不知道哪一天石頭還屹立山頂，但是我知道石頭不會自己爬上山”。

在矢志不移背后，正是這份西西弗斯式的執(zhí)著。

歷史初學者如何入門歷史

就單說吧 外國我不了解不作對比，從兩者的感覺上來 是現(xiàn)代人的不自由感強烈。

因為古代人的傳統(tǒng)教育，抑制了人的天性，其中就包括對自由的渴望。

現(xiàn)代人就不同了，因為想象力的大幅提高，浪漫的個性形成 （相對于古人) 對自由的需要和渴望也就劇增了 如果從歷史發(fā)展角度來說 是現(xiàn)代人自由古人受制于自然的約束大 封建機制和等級制度 都嚴重限制了人的自由

漢族名稱的由來

中華文明延今的秘密文字的滅亡，意文明載體的死如果中國不為統(tǒng)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戰(zhàn)敗時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沒有人認識了，因此，很多地方的歷史也隨之滅亡了、消逝了、不為人所知了。

可我們現(xiàn)在讀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書，如果有一點文言文水平，就會像讀鄉(xiāng)下的外公給我們寫的信一樣親切。

一種文字，在幾千年的漫長時光里能保持到今天還被廣泛閱讀、使用，平心而論，這是人類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跡。

第一，統(tǒng)一而延續(xù)永久的文字系統(tǒng)。

我認為這是中華文明沒有滅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shù)原因。

我以前并不理解統(tǒng)一文字對于文明延續(xù)的重要性，可是，當我站在古埃及的城市盧克索，看到太陽神廟里那些雄偉石柱上的文字，除了考古學家能夠認出極少數(shù)，絕大部分都不為人所認識。

我到希臘的克里特島尋找古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與希臘文明的關(guān)系，人們告訴我，那里有一種A形文字，可能告訴我們這個答案，但是這種A形文字大概要到100年以后才可能被解讀。

還有，我在巴比倫遺址看到的楔形文字，現(xiàn)在有誰能讀得出來

文字的滅亡，意味著文明載體的死亡。

如果中國不是因為統(tǒng)一了文字，那么很多地方的文字必然在戰(zhàn)敗時被禁止使用，然后很快就沒有人認識了，因此，很多地方的歷史也隨之滅亡了、消逝了、不為人所知了。

可我們現(xiàn)在讀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書，如果有一點文言文水平，就會像讀鄉(xiāng)下的外公給我們寫的信一樣親切。

一種文字，在幾千年的漫長時光里能保持到今天還被廣泛閱讀、使用，平心而論，這是人類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奇跡。

第二，中華文明的主體部位在本質(zhì)上是農(nóng)耕文明，所以從來不主張遠征。

成吉思汗遠征時還沒有進入中華文明的主體部位。

農(nóng)耕文明依靠的是春播秋收、精耕細作，強調(diào)的是“父母在，不遠游”。

按照許倬云教授的說法，精耕細作型的農(nóng)耕文明講究聚族而居，代代相傳。

不少中國文人即使在城市里呆很久，也認為是“客居”，遲早也要還鄉(xiāng)。

這種農(nóng)耕文明的思維方式，與航海家的海洋文明和馬背上的游牧文明全然不同。

后二者強調(diào)冒險、進取，前者則主張防守、和平。

譬如我們的萬里長城，就是用來防守游牧文明的進攻的；再如杜甫寫過“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的詩句，都是典型的農(nóng)耕文明的思維方式。

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漢武帝，都沒有想過遠征希臘和埃及。

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世界地理知識，可當時其他文明的君王也沒有世界地理知識，但只要聽到遠方有財富有強權(quán)就騎上了馬背，到很遠的地方去征戰(zhàn)。

這就是農(nóng)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差別。

守土自安，對外面的土地不感興趣，這是沉淀已久的民族集體心理。

所以你看鄭和下西洋，走了那么多地方卻沒有產(chǎn)生過一絲一毫的領(lǐng)土要求，只是展示大國雄威。

再看古代世界，很多軍事遠征，必然會遭到報復，軍事報復的第一步就是消滅對方的文明。

即使勝利了，也可能是文明自殺。

比如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從希臘一直打到伊朗，還到了印度、巴基斯坦。

看上去是勝利了，使希臘文明得以東傳，但這也間接導致了希臘文明的衰落。

因為在古代，一種文明超越邊界，變成軍事工具，要在不同地方落根，這個文明就很難存活。

中國沒有發(fā)動過這樣的軍事遠征，為文明的延續(xù)保留了實力。

當然，這個規(guī)則一到近代就被西班牙、英國的海洋霸權(quán)打破了，遠征不再意味著文明自殺。

但古代的歷史畢竟長得多，中華文明在漫長的古代歲月中避免了古埃及、古巴比倫、古波斯的滅亡命運，確實與不遠征有關(guān)。

歐洲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時大明王朝氣數(shù)很盛，按他的說法，中國當時擁有世界上相當精良的陸軍和海軍。

中國會不會打人家

利瑪竇就此進行了幾十年的考察。

晚年，他在《中國札記》里得出結(jié)論：中國的皇帝和官員都很滿意自己的一切，思維方式在這一點上和我們歐洲人不一樣，歐洲人稍微有一點富強就想到去占領(lǐng)。

有兩個美國史學家寫的《世界文明史》，其中一段說：中華文明登上世界文明舞臺的時間比較晚，但登上后卻未曾中斷，主要原因是：中國從來沒有把整個國家都變成遠征機器。

這一點確實是中華文明在古代沒有滅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滅亡，還在于它一直處于有序狀態(tài)。

“有序”的代價是使得整個國家比較保守，不太自由，但“有序”的同時也使得中華文明避免了“無序化耗損”(熵)得以有效延續(xù)。

一方面，自秦代對文字、度量衡的統(tǒng)一，自漢代開始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如郡縣制、戶籍制等，使得國家即使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和改朝換代，還能運轉(zhuǎn)有序。

另一方面，延續(xù)了1300年的中國科舉制度，為有效管理提供了豐沛的人才資源和統(tǒng)一的管理哲學。

與世襲為官、養(yǎng)仕為官、軍功為官等方式很容易造成的無序吏治完全不同，科舉制度確立起這樣一個概念：在中國土地上，任何一個男子通過文化考試就可以成為各級“公務(wù)員”，這就使偌大一個中國一直處于有人管理的狀態(tài)，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第四，中華文明以“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避免了長時間陷入極端主義。

中庸之道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彈性哲學，它對許許多多的社會現(xiàn)象，保持著一種寬容的接納，有針對性的處置。

國外有些地區(qū)的文明深受原教旨主義，即基本教義派的毒害，用極端的方式解釋自己宗教當中的某些教義。

這一點中華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中庸之道告訴我們，走極端是錯誤的。

世界其實不是純白也不是純黑，還有中間遼闊的灰色地帶。

純白和純黑至多只是邊緣，而且是很窄的邊緣。

這個思維方式很重要。

宗教極端主義往往把不同觀點的人說成是異教徒，而且把異教徒說成是魔鬼，有被殺死的必要，然后戰(zhàn)爭就開始了。

中國文化對各種宗教似乎都不太認真，這當然是“弱點”,但我在耶路撒冷卻感受到某種慶幸：我們確實不要那種“認真”。

那種“認真”是年年月月的互相傷害，中華文明卻靠中庸之道彈性地存活下來了。

摘自百度網(wǎng)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