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在歷史上是“同治中興”三大名臣之一，為什么他卻成為了“被忘卻了的牛人”
在，時人都認為治行才望在曾國左宗棠之上。
李慈銘說胡林翼“老謀深識，燭照不遺，固中興第一流人”。
王闿運曰“中興之業(yè)，實基自胡”，而沈卓然認為胡應位列同治中興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賢，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
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并稱晚清中興名臣，但與曾、左比較而言，他受后人關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對不足。
自1980至2000年，有關胡林翼的論文不到四十篇，其傳記也僅一本，即團結(jié)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時、王國平著《胡林翼評傳》。
近兩三年來，胡林翼漸受學界重視，至少已出版鄧亦武等著《天下巡撫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與湘軍》（廣陵書社2008年版）和劉憶江著《胡林翼評傳》三部著作。
然而，正如劉憶江先生所言，“海內(nèi)外至今尚無一本像樣的胡林翼傳記”（見劉著“前言”及第388頁），已有的傳記基本上大同小異，沒有自己的風格與個性。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達源曾以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編修。
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為四品京堂。
正因為此，胡林翼從小受重視，得到了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
六歲時，他爺爺教他認字，讀《論語》。
八歲時，爺爺在益陽修志館編修志書，他隨侍在側(cè)。
剛好將赴任川東兵備道的陶澍順路回老家益陽探親，一見到胡林翼，就驚為偉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訂下娃娃親，將自己五歲的女兒許配給他。
十九歲時，胡林翼與陶澍之女琇姿（字靜娟）在桃花江陶氏別墅完婚。
婚后，他師事同里蔡用錫前輩。
蔡用錫，嘉慶十八年（1813）拔貢，晚授石門教諭。
素諳兵略，曾因科場失意，游幕為生，“當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嚴正基:《蔡先生家傳》，載《益陽縣志》卷十六）。
他教書“務為有用之學，不專重文藝，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
胡林翼“師事兩年，涵濡漸漬，服膺終身”。
二十一歲時，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賀夫人去南京陶澍兩江總督任所。
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間經(jīng)世之學重新活躍的代表人物，辦事干達，政聲極佳。
留居節(jié)署一年，胡林翼親見陶澍興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為一變”。
在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岳丈公退之余，輒與男長談。
岳丈胸中本極淵博，加以數(shù)十年來宦途閱歷，上下古今，融會貫通，每及一事，旁證曲引，判斷洞中竊要，于男進益，非淺鮮焉。
”（《胡林翼集》（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1025頁） 蓋胡公之學與才，實無遜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經(jīng)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其用也。
更考其生平，不獨坐鎮(zhèn)武昌，堅守不搖，以扼形勢之要；且于課厘饋餉，擘畫盡善，遂使當時諸軍無饑餒之擾，克奏中興之業(yè)。
由此而論，允推功首。
即其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政，亦皆大端，足為后世之法式”。
可見，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經(jīng)濟，擅理政，是一個復合型人才。
眾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讀書人專注于空疏無用之學，而不涉獵其他學問，嚴重削弱了他們的行政能力和整體素質(zhì)。
因而有人作詩諷刺說:“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
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然而，胡林翼中進士，點翰林，層層過關，到達了科舉考試的頂峰，但絲毫不影響他成為能臣干吏，這應該說與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
胡林翼善于理財。
當他初任湖北巡撫時，正值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于太平軍，可謂庫儲一空，百物蕩然，然而胡林翼通過改漕章、通蜀鹽、整榷務等手段，歲入四百多萬兩銀子，在當時東南諸省中僅次于江蘇和浙江。
這些錢，主要用作湘軍軍餉。
為此，曾國藩贊譽胡林翼說:“以湖北瘠區(qū)養(yǎng)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運之所致也。
”（《清史列傳》，第3352頁）其實除養(yǎng)兵外，這些錢有的用來“分援鄰省，規(guī)畫江淮”，有的則作為備用之銀，“為養(yǎng)士及假歸來依之營官、哨官起見”。
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對于屬下將士十分愛護，經(jīng)常予以資助。
如對于“鄂中營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費不下三百六十兩銀子；重要將領都興阿、多隆阿、舒保、李續(xù)宜、鮑超、余際昌等所給月費超過千兩；在同將領見面時也要給錢，如見都興阿送一千兩、見多隆阿送五百兩都成了慣例。
正因為他出手闊綽，用錢大方，使備用之銀日見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財幕僚閻敬銘，以其撫署公費用于私交贈賄，以酌減備用之銀的花費（《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頁）。
胡林翼這種具餉必豐、養(yǎng)人以寬的籠絡手段，不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驅(qū)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將愿意歸附他。
因此，曾國藩說:“近世將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齊布、羅澤南、李續(xù)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xù)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都是一時名將，戰(zhàn)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財外，胡林翼在晚清還以善于羅致人才、推薦人才出名。
其中尤以七次薦舉左宗棠傳為政壇佳話。
胡林翼去世時年僅五十歲，主政湖北七年。
這七年，湖北無歲無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連禍結(jié)之秋，苦心經(jīng)營，締造支持，將“糜爛眾棄之鄂”變?yōu)椤案粡娍勺谥酢保ā对鴩湃?，?239頁），使湖北能夠匡維全局，成為鎮(zhèn)壓太平軍的重要基地。
由此可見他的確如《清史稿》所評價的那樣，長于綜核，干濟冠時。
而“中外論者服公治行才望，相與欷歔慨嘆，僉謂有清中興之業(yè)，實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譜》卷三），也是實事求是之論。
蔣介石：“泊乎民國二年失敗，吾再將曾國藩與胡林翼諸書集，悉心討究，不禁而嘆胡林翼之才識略見，確高出一世，實不愧為當時之名將。
”
左宗棠有哪些生活習慣啊
他的性格特點是什么
為人處世怎么樣
這種歷物你問生活細節(jié)，沒法給你確案的，只能說簡單給你描下，你可以感受一下。
左宗個人生活是比較簡樸的。
大半輩子都是吊絲，因為他總是考不上科舉，一直到40歲左右的時候還是沒考上，逐漸就放棄了。
后來就當了教書匠，準備就此了卻殘生，還是比較傷心的。
左宗棠前半生非常坎坷，但是他成名很早，而且還是林則徐的門生，為人非常自負。
號“今亮”，意思就是當代諸葛亮，而且他多次跟別人夸嘴，諸葛亮其實不如今亮。
要以我們今天的眼觀來看，這是非常典型的吹牛逼不打草稿，街頭巷尾這樣的老吊絲比比皆是。
但是，他這個人吊就吊在，他是真的等來亂世了。
太平軍包圍長沙時，他一個人跑到城下，用繩子系腰上叫士兵拉上城墻，然后面見巡撫獻退敵之策，號稱“借我三千精兵，可破十萬長毛”。
后面的事你都懂的，寶慶之戰(zhàn)大破石達開五十萬大軍，威震天下，慈禧破格免科舉提拔。
后來這老吊絲有次心血來潮，準備去北京出差時順路再考一次科舉，結(jié)果批卷子的考官都給嚇壞了，最后臨時有事他也沒去考。
這種感覺你可以自己體會一下。
由于是半路出山，沒有受到官場熏陶，左宗棠和他的同僚可以說是格格不入，和曾國藩、李鴻章的關系都很差。
而且出山以后，他的后半生非常順利，可以說是平步青云，導致這個人的性格非常傲慢，甚至看不起當年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湖南巡撫駱秉章，被當時官場傳為笑料。
左宗棠收復伊犁后，就爆發(fā)了中法戰(zhàn)爭，他馬不停蹄趕往福建救火，不久累死在任上。
當初林則徐去世時，左宗棠給他寫過一對挽聯(lián)，其實用在他自己身上非常恰當。
“廟堂依之為長城，草野望之若時雨，出師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頹。
”諸葛亮27歲出山，干了27年就累死，死前好歹還留了徒弟和接班人。
這老吊絲天天吹牛逼看不起諸葛亮，結(jié)果也是干了30年不到就累死了，連徒弟都沒來及收，后來的甲午戰(zhàn)爭也沒能趕上。
國家之殤，民族不幸。
有李鴻章兄弟編纂的曾國藩全集中的第一篇，賜謚賜祭上諭，有這么一段話，咸豐三年間，創(chuàng)立楚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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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沒有錯的。
晚清時，對湘軍的稱謂與概念并不一致。
在皇帝下達給曾國藩的上諭中，用“楚勇”、“楚軍”的稱號。
江忠源早年所率之勇營以及左宗棠自統(tǒng)一軍時皆稱“楚勇”、“楚軍”，曾國藩則經(jīng)常使用“湘軍”、“湘勇”等名稱，曾國藩所說的“湘軍”主要是指湖南省湘鄉(xiāng)縣一縣所出的湘軍（曾國藩、羅澤南、李續(xù)賓、曾國荃、李續(xù)宜等湘軍主要將領皆是湘鄉(xiāng)人），這也是許多后世學者所持的觀點。
“楚”是湖南的別稱，“楚勇”、“楚軍”之稱的側(cè)重點是指湖南省派出作戰(zhàn)的軍隊，胡林翼曾稱自己在湖北統(tǒng)帥的部隊為“鄂軍”，即是與之相對應。
在這一時期，湘軍各主要領導人對所統(tǒng)之軍尚無統(tǒng)一和公認的名稱，他們所稱的“湘軍”只是后來意義上的湘軍中的一支。
至于把曾、左、胡等人所統(tǒng)之部隊統(tǒng)稱為湘軍究竟始于何時，尚待進一步探求，至少王闿運在光緒初年撰寫《湘軍志》時，確已這樣做了。
《曾國藩評傳》的作者梁紹輝指出，“湘軍”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記載的“咸豐三年七月，曾國藩遣湘軍馳援江西”，也就是說湘軍因為出省作戰(zhàn)，為了區(qū)別于他省軍隊，才被稱之為“湘軍” 。
這一觀點已經(jīng)得到了廣泛認同。
談談對洪秀全的認識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發(fā)生在中國從封建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zhuǎn)折時期，在我國歷史上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它是歷代農(nóng)民戰(zhàn)爭發(fā)展的最高峰，而洪秀全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創(chuàng)始人和思想指導者，與整個運動相始終。
認識了洪秀全，可以說基本上認識了太平天國整體事業(yè)。
這里就洪秀全革命思想形成、內(nèi)容及其影響進行論述，通過介紹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著重分析其革命思想形成的不同階段，使人們更能清晰地了解洪秀全的歷史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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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左宗棠真的投過太平軍營嗎
我認為歷史上關于左宗棠“嘗投太平軍”的傳說，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不足為據(jù)，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這個傳說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才出現(xiàn)的，且并無確鑿可信的歷史事實的證明。
為了考察此一傳說的歷史真實性，我曾查閱了所能接觸到的記述或提及此一傳說的文獻資料，包括一些論著、史書以至文藝作品等。
現(xiàn)將有關記述，依時間先后排列于下，以利分析。
清末，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宣傳家楊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書中說：“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二公，固非無度外之思想者”，左臨終前，曾“語其家人曰：‘誤乃公事矣，在當日不過一反手間耳。
’此言故人子弟多聞之者。
” 1906-1908年間，小說家黃小配（字世仲）著歷史小說《洪秀全演義》，其中寫道：左宗棠“當洪天王入武昌時，曾上書天王，勸他勿從外教。
洪天王見他不明種族，又不識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
他滿望上書洪天王，得個重用，故多人聘請過他，他都不愿出。
及見洪天王沒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時的劉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
繼思晉時王猛曾佐苻堅，遂定了主意，先受張亮基湘撫之命，參贊戎幕；繼又受湘撫駱秉章之聘。
” 民國時期，1914年，日本學者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該書寫道：“據(jù)長沙人言，洪天王圍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天王論攻守、建國之策。
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
后湘人欲縛此獻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寢。
然考清末刊行之書，有曰《支那》者，以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勸洪天王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
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說或不誣也。
”1947年，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撰著《中國近代史》（上冊），沿襲并進一步肯定了此一說法，寫道：“據(jù)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
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
” 稍近，1962年，香港猛進書屋出版了簡又文所著《太平天國全史》一書，其第七章的一個注釋中，亦引述了上述傳說，寫道：“據(jù)傳說：左宗棠初以懷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嘗投太平軍，勸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
惟洪、楊以立國之源頭及其基礎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壞之，不聽。
左乃離去，卒為清廷效力。
” 綜析以上各種記述，細加思量，不難看出：（1）關于左宗棠“嘗投太平軍”的說法，在太平軍圍攻長沙的當時并不存在，在此后至左宗棠逝世前的20余年間亦未聞見，甚至在左宗棠逝世后近30年之久還不見有人提起，而是遲至本世紀初即清末的辛亥革命時期才開始出現(xiàn)，其時距太平軍圍攻長沙已逾半個多世紀
這顯然與當時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高漲的形勢密切相關，即反清政治斗爭的需要，促使革命宣傳家們呼喚歷史的亡靈，改換古人的服裝，以求達動員民眾的目的。
（2）各種記述，均同一源頭，就是辛亥革命時期才出現(xiàn)的有關傳說，而并無任何原始文獻記載以為佐證。
也正因為這樣，就產(chǎn)生了以上多種記述，不僅在內(nèi)容上，而且在語言文字上存在雷同的痕跡。
（3）從各種記載演變的過程來看，這一說法也令人難以置信。
楊毓麟的記述，只是說左宗棠有“度外之思想”，且從記述文字看，這種“度外之思想”，還是發(fā)生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之后，左等勢力壯大之時，而不是在其羽毛未豐初期即太平軍圍攻長沙的時期，況且并未見之于行動。
黃小配的記述，可謂最早說及左宗棠曾謁見洪秀全者，但屬文藝作品，并且將地點說成武昌，時間也到了1853年初，虛構是十分明顯的。
因為我們已知，太平軍系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棄城沿江東下，而左宗棠則早在1852年10月8日就已進入長沙張亮基幕府了。
稻葉君山的記述，原所據(jù)“長沙人”傳說，并未指明謁見洪秀全者為何人，他也是根據(jù)辛亥革命時期的反清宣傳品才推斷為左宗棠的。
范文瀾的記述，則無論從內(nèi)容抑或從語言文字看，顯然是本于稻葉君山所言，因而同樣難為憑信，并非“比較可信”。
至于簡又文的注釋，只不過將傳說錄以備考而已，他本人其實也并不相信。
第二，這個傳說不符合左宗棠一貫的、特別是他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期的思想立場。
左宗棠生活在內(nèi)憂外患頻仍的封建末世，又受過較長時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的薰陶，屬于歷史上常見的地主階級愛國者一類人物。
這類人物的共同性格是：堅決反抗外來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壓迫，而對國內(nèi)人民的反政府起義和暴dong4，則往往采取調(diào)整政策，緩解矛盾（即所謂“撫”），或者使用武力，堅決鎮(zhèn)壓（即所謂“剿”）的辦法。
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青年左宗棠就在一首詩中自我表白：“勵學先崇禮，收心在積城。
范圍真莫過，鞭策益求真”；“四勿依為率，三經(jīng)入便橫，..納軌躬儒行，防非凜意誠。
”嚴格按照儒教的倫理道德來約束自己。
其時他才21歲。
1835年，他又在一篇試卷中寫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經(jīng)，而畫然守之，始終不逾其常。
”以忠君守禮作為自己一切行動的準繩。
因此，他雖然接觸實際，了解民生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農(nóng)民境遇，但卻從根本上仇視農(nóng)民的反封建斗爭，為農(nóng)民起義的狂飚突起而惶悚不安。
甚至他的強烈的愛國思想，也是與以忠君為核心的封建倫常思想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的。
鴉片戰(zhàn)爭時期，他強烈反對外來侵略，擔心“諸戎狡焉思逞，無有紀極”；又深深為“國威屢挫之余，內(nèi)地奸民嘯聚山澤者亦復在在有之”而惶懼不安，反對“奸民”嘯聚為“寇”。
他曾多次說過：“天下無不了之事，無不辦之寇，亦未嘗無了事辦寇之人。
”實際上他就是在以“了事辦寇之人”自我期許。
在他尚未發(fā)跡這段期間，他在致友人信中，?！白允鸶鹆痢薄?，即自比諸葛亮，以表明他的志向。
諸葛亮散閑臥龍崗，躬耕隴畝，等待著劉備三顧茅廬，出山治國安邦；自負甚高的左宗棠，也期望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1851年（咸豐元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爆發(fā)，湖南戒嚴。
左宗棠對時局十分關心，與在貴州任職的好友胡林翼（時任黎平知府）往復函商對抗、鎮(zhèn)壓起義之策。
他提出了“治小盜則團練固不易之法，若當劇賊縱橫，防剿并急之日，則用團練斷宜參用碉堡”的方針；并說：“果于附近賊巢之處，令鄉(xiāng)民盡為碉堡，官給費以倡之，險要之地，官兵營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為營之法，同時漸進，逼近賊巢，賊知我將合圍，必并力來撲，則賊為客而我為主矣。
”1852年，太平軍挺進湖南，勢如破竹，逼圍長沙。
左宗棠見事急，即于中秋節(jié)過后挈全家避居湘陰東山白水洞，一面“誅茅筑屋，為自保計”；一面密切關注局勢的發(fā)展，待機出山。
果然隨后不到10天，他就在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再三禮請和敦促下，投入巡撫幕府，為之籌謀畫策，開始了對太平天國起義和各地農(nóng)民反抗斗爭的鎮(zhèn)壓活動。
因此，關于左宗棠“嘗投太平軍”的說法，顯然不符合左宗棠思想發(fā)展的邏輯，他并不存在參加太平天國起義的思想基礎。
也正因為這樣，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幾本左宗棠傳記，都沒有采納這一說法。
如楊東梁著《左宗棠評傳》，在一個注釋中列舉了本文上述的幾種傳說后，寫道：“按以上紀載，不足為憑，茲不取。
”王天獎著《左宗棠評傳》，亦在一個注釋中說：“有的記載稱：左宗棠曾去長沙見洪秀全，進說方略。
此說與左宗棠的思想立場和有關史實全不合節(jié)，不足憑信。
” 第三，這個傳說還同太平軍圍攻長沙和左宗棠投入張亮基幕府的日程存在矛盾。
據(jù)歷史明確記載：蕭朝貴率太平軍前隊進抵長沙的時間，是1852年9月11日（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楊秀清率太平軍主力到達長沙的時間，是10月13日（九月初一日）；石達開不在蕭朝貴率領的前隊之內(nèi)，是否與洪、楊同行，史無明細記載，從電視劇《太平天國》中石達開要將左宗棠引薦給洪，及左實際已見到楊的情況來看，姑且也可作如是觀。
而左宗棠呢
當蕭朝貴率太平軍前隊逼攻長沙時，他正與郭嵩燾等在湘陰東山白水洞經(jīng)營避難處所，并于農(nóng)歷中秋節(jié)（公歷9月28日）過后，挈全家避居于此；當洪秀全、楊秀清等率太平軍主力抵達長沙城下時，他則早已于5日前即10月8日（八月二十五日）“縋城而入”長沙，進入張亮基幕府，并且獲得張的充分信任，“一以兵事任之”，“日夕區(qū)畫守具”了。
不能設想，當洪秀全等尚未到達長沙時，左宗棠即已私謁洪秀全或石達開于長沙了；也難以置信，在左宗棠業(yè)已進入張亮基幕府，并被委以重任，又當戰(zhàn)事孔急、城門緊閉之時，他還會偷偷出城，私謁洪秀全或石達開，為之出謀獻策
基于上述種種，我認為，關于左宗棠嘗投太平軍，謁見洪秀全或石達開的說法，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不可信以為真。
最后，可以補充和討論的是，前述傳說的產(chǎn)生，除了源于辛亥革命時期反清政治宣傳的需要外，還可能與時人捕風捉影，張冠李戴有關。
考王闿運著《湘軍志》，有如下一段記載：當太平軍以奇兵突襲、直抵長沙城下時，一般人士尚不料其為太平軍，反以為是官方援軍至，以致發(fā)生如下的情況：“蕭朝貴設幕城南，有楊生者，誤以為達官，上謁獻策，朝貴頷之。
俄而寇將至，怪問：‘何人
’朝貴曰：‘此楊先生，條陳事者。
’生覺，蒲伏幕后，逾山走。
”這里，確有湖南士子赴太平軍營謁見獻策之事。
但是，謁見并獻策者為楊生，而非左宗棠；受謁見的人是蕭朝貴，而不是洪秀全或電視劇《太平天國》中的石達開；并且，楊生是誤以為清軍“達官”至才“上謁獻策”的，而不是主動投靠太平軍。
后人或據(jù)此而捕風捉影，張冠李戴，并以訛傳訛，加油添醋，將它演繹成了左宗棠“嘗投太平軍”的一段傳奇，也是可能的，因為這也是社會生活中常發(fā)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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