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無家別》的詳解與創(chuàng)作背景
杜甫《無家別 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里百余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為塵泥。
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
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
四鄰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
縣吏知我至，令我習鼓鞞。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xiāng)既蕩盡，遠近理亦齊。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此詩寫戰(zhàn)場歸來，又再被徵召之孤獨者，無家可別之苦。
譯意： 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以后，一切都沒有了
安樂的庭園房舍，都變了荒郊野草
我的鄉(xiāng)里本來有百多家人，因為戰(zhàn)亂，都各散東西了。
大概還在生的，已經(jīng)沒有消息；確實死去的，早已化為塵泥
我這微賤的小子，在大敗仗之后回到舊時的鄉(xiāng)村，走了好久，都是空空的里巷，連太陽也慘慘淡淡，一點也沒有力氣
（人，都看不見了，）只有狐貍豎起毛來對看我，憤怒地啼叫
四邊的舊日鄰居還有甚麼
還有一兩個老年的寡婦
鳥兒飛倦了，還是回到舊枝上歇宿，我也不介意回到老家從頭干起。
趁著春天，自己一個人擔著鋤頭下田，黃昏時還灌溉灌溉，誰知縣吏得悉我回來，還是照例徵召我當兵。
（家都早破了）由於是從本州服役，甚麼也不必帶走
還好只是自己一個，去的地方也近，否則就更飄泊到不知甚麼地方了
不過，家鄉(xiāng)已經(jīng)一無所有，當兵的地方是遠是近，也差不多一樣了
最悲傷的是我的母親，自從戰(zhàn)亂以來五年一直有病
最后終於去世，也沒法好好安葬。
她生了我這個兒子，卻不能得到安養(yǎng)，她和我都是終生痛苦
人生弄到無家可別，這個老百姓怎樣做下去
創(chuàng)作背景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暴發(fā)，安祿山帶兵反叛朝廷，從范陽長驅南下，攻陷洛陽。
次年在洛陽稱帝，不久又攻占長安。
天寶十六年唐軍收復了長安和洛陽。
在與潰敗的叛軍作戰(zhàn)中，唐軍也受到重大損失。
為了與叛軍繼續(xù)作戰(zhàn)，軍隊到處拉丁補充兵源，臨近前線的新安、石壕一帶受害最深。
杜甫當時因諫言觸怒肅宗，從左拾遺貶為華州司功。
他由洛陽回華州任所，經(jīng)過新安、石壕、潼關等地，將一路見聞寫成了“三吏”、“三別”。
《無家別》寫敗陣的戰(zhàn)士回到一片荒涼的家鄉(xiāng)，而家人已死絕，正當他想務農(nóng)安生之時，縣吏又來要他應征，這回已是無家可別了。
讀杜甫的詩后的讀后感
他的詩沉郁頓挫，反映歷史。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
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
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fā)展。
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xiàn)出顯著的創(chuàng)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jīng)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有《杜工部集》傳世。
杜甫和李白齊名，世稱“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
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
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xiàn)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著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愿做自我犧牲。
所以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
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
同時，其詩兼?zhèn)浔婓w，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
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
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chuàng)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
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
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
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jié)的精神力量。
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生平詳見《舊唐書》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經(jīng)歷和詩歌創(chuàng)作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19（時20歲）年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
再漫游齊趙。
以后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
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
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
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
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jīng)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xiàn)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fā)，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
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
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
由于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zhàn)，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
杜甫始為左拾遺，上疏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
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jié)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jīng)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
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
后嚴武為劍南節(jié)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
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詩充分表達了他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尖銳對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這千古不朽的詩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所銘記。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這是杜甫對祖國無比熱愛的充分展示，這一點使他的詩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這種愛國熱枕，在《春望》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現(xiàn)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別》中，對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的歌頌，更把他那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
出自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統(tǒng)治階級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懷有強烈的憎恨。
這一點在不朽的名篇《兵車行》、《麗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
一個偉大愛國者的憂國憂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現(xiàn)。
杜甫的一些詠物、寫景的詩，甚至那些有關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詩中，也無不滲透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感情。
總之，杜甫的詩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藝術記錄。
杜甫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實、深刻地反映了極為廣泛的社會現(xiàn)實，無論在怎樣一種險惡的形勢下，他都沒有失去信心，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史上，杜甫詩歌的認識作用、借鑒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都是難以企及的。
杜詩最大的藝術特色是，詩人常將自己的主觀感受隱藏在客觀的描寫中，讓事物自身去打動讀者。
例如《麗人行》中，詩人并沒有直接去斥責楊氏兄妹的荒淫，然而從對他們服飾、飲食等方面的具體描述中，作者的愛憎態(tài)度已顯露無遺。
杜詩語言平易樸素、通俗、寫實，但卻極見功力。
他還常用人物獨白和俗語來突出人物性格的個性化。
杜詩在刻畫人物時，特別善于抓住細節(jié)的描寫，如《北征》中關于妻子兒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詩風多變，但總體來看，可以概括為沉郁頓挫。
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蘊蓄，頓挫則是指感情的抑揚曲折，語氣、音節(jié)的跌宕搖曳。
詩圣杜甫的讀后感。
杜甫 (712 ～ 770) 唐代詩人。
字子美。
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
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
他 7 歲即開始學詩， 15 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
他的生活從 20 歲后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游時期 從玄宗開元十九年（ 731 ） 至天寶四載 (745) 。
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游。
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
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
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游》）他在這兩次漫游里，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
開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婚。
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游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結下深厚的友誼。
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長安時期 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 10 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他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
天寶六載，玄宗詔征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以“口蜜腹劍”著稱的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 , 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
天寶十載 , 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
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
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果。
最后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這已經(jīng)是杜甫在長安的末期，安祿山叛亂的前夕。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 從肅宗至德元載 (756) 至乾元二年 (759) 。
安祿山起兵后，長驅南下 , 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
杜甫這時正在□州，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 , 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 , 只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
杜甫陷賊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涂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后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 , 滿腔悲憤 , 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漂泊西南時期 從肅宗上元元年 (760) 至代宗大歷五年 (770) 。
11 年內 , 杜甫在蜀中 8 年，在荊、湘 3 年。
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 ( 《詠懷古跡》 ) ，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后住過 5 年 , 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
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結束了四年流離轉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
他離開了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現(xiàn)出一片田園美景，花鳥蟲魚都好象對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勞苦憂患的生活，暫時得到休息，他也懷著無限的愛寫出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
但他并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大歷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于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
他在大歷五年冬死于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 59 歲。
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有句“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
杜甫死后，靈柩停厝在岳陽 ,43 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 (813) ，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yè)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的現(xiàn)實主義代表作有：《北征》，以“三吏”合稱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以“三別”合稱的《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