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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聯(lián)大英文課讀后感

          時間:2015-04-13 07:59

          西南聯(lián)大歷史簡介,西南聯(lián)大有哪些名人

          一、生平簡介寧(Chen Ning Yang 1922~)美人,理論物理學家,1922年10月1日生徽省合肥縣(肥市)。

          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物理學系,在吳大猷指導下完成學士論文,1942年畢業(yè)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導下研究統(tǒng)計物理學。

          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深受E.費米熏陶,在導師E.特勒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1948年獲博士學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學教員,1949~1955年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該所教授,1966年任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愛因斯坦物理學講座教授,并任新創(chuàng)辦的該校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美國總統(tǒng)授予他1985年的國家科學技術獎章。

          1984年12月27日,北京大學授予楊振寧名譽教授證書。

          二、科學成就楊振寧對理論物理學的貢獻范圍很廣,包括基本粒子、統(tǒng)計力學和凝聚態(tài)物理學等領域。

          對理論結構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貢獻。

          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風格:獨立性與創(chuàng)建性強,眼光深遠。

          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當時令人困惑的θ-τ之謎,并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

          楊振寧于1971年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美籍知名學者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

          他回美以后,對促進中美建交、促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促進中美科學技術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

          楊振寧受聘為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山大學等校的名譽教授,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主要講了什么

          第一點需要說明,中國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種說法:“中國古代有很好的科學傳統(tǒng),到明清后中國科學落后于西方”,是誤傳。

          誤傳含有善意的原因。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希望中國強大,提出我們“古代行,現(xiàn)代不行”以鼓勵自己。

          這種的說法傳給外國人,特別是由英國的李約瑟再用英文說一遍以后“出口轉內銷”,對我們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這是在我國普遍自信比較低的時代誕生的一個迷思。

            這一說法違反基本事實。

          中國在古代有沒有過科學

          有,但很弱,而且特別缺乏抽象、系統(tǒng)、深刻的科學,有的主要是比較簡單的、接近實用和實用的,如與天文、農(nóng)業(yè)、醫(yī)學相關的科學。

          以古希臘為重要起源的科學,經(jīng)歐洲傳入阿拉伯,再從阿拉伯傳回西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很長的歷史過程,而中國極少參與。

          看過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就系統(tǒng)性、深刻性、準確性而言,會感慨兩百年前的中國是否達到西方科學兩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國傳統(tǒng)在科學方面不如西方,但我們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們的智力主要沒用于自然科學。

          我們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詩歌,可能有些人會認為是比英文的詩歌要美很多,包括結構上的巧妙。

          在兩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難看出選擇科學、還是人文一定會有很大的不同。

          最近幾百年,人類才認識到自然科學傳統(tǒng)的巨大意義。

          我們的文化對真理的追求相當弱,對自然的好奇整體上也是相當差。

          不僅以前差,現(xiàn)在恐怕還是不能盲目樂觀。

          對真理和自然的態(tài)度成為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僅影響我們的科學技術,而且對我們的社會也有影響。

            2中國科學發(fā)展的歷史很短  我們的科學主要是從國外、特別是西方引進,西學東漸最初很慢。

          幾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數(shù)中國人看不到科學的意義。

          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教而用科學技術來向我們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學技術作為例子,而中國人還稱之為“奇技淫巧”。

          當時只有很少數(shù)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的時候,深刻地體會到西方的科學很強,而且遠優(yōu)于我們,但中國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西方槍炮打開中國大門以后,中國才有共識: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如人,而科技對國家整體發(fā)展很重要。

          此后,我們引進科學的速度加快,同時我們國家小學、中學、大學逐漸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國原來以文科為主的教育。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學逐漸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進中國。

          理工科大面積引進西方教學的模式和內容。

          迄今絕大部分的中小學和大學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學的體系和成就為內容,教科書以翻譯西方的教科書為主,有少數(shù)編譯在翻譯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說法。

          偶爾出現(xiàn)過中國寫書西方用的情況。

            1940年代,北京大學生物系的李景鈞教授,用英文撰寫《群體遺傳學》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50年代初,因為李森科主義在中國流行,李景鈞被迫離國出走,通過香港轉至美國,在美國重新出版了這本書,且再版幾次,成為全世界的群體遺傳學教科書。

          當然,李景鈞在北大寫書的內容仍為西方科學成果。

            1949年以前中國條件很差、科學研究規(guī)模小。

          我們經(jīng)常講西南聯(lián)大或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她們確實在一些學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當高,有可能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同時擁有陳省身和華羅庚的時候,是迄今為止我國數(shù)學離世界數(shù)學高峰最近的時候,當然今天中國的數(shù)學做得好的人比那時多,但要超過陳省身和華羅庚這樣的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確定,以后應該會出現(xiàn)。

            協(xié)和醫(yī)學院在1920、1930年代的醫(yī)學科學研究做得非常好。

          協(xié)和醫(yī)學院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建立,且非教會學校。

          建校原則要求研究、教學和醫(yī)療服務,三頭并進。

          這種方針和政策在當時是很獨特的。

          1920年代的中國,相當多的人飯都吃不飽,協(xié)和醫(yī)學院居然要研究、教學、醫(yī)療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個例子,有一位鮮為人知的微生物學家——謝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和質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幾十年協(xié)和醫(yī)學院其他人全部加起來,可能也不如他當時的工作。

            國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長。

          一方面經(jīng)費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別是當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戰(zhàn)就開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報有限。

          當時做科學的人少、規(guī)模小,談不上蓬勃發(fā)展。

            《知識分子》的新書《辛酸與榮耀—中國科學的諾獎之路》不僅介紹了屠呦呦的工作,還介紹了1940年代從中藥獲得抗瘧化學分子常山堿的先驅科學家張昌紹。

          他從西方留學回國后為我國找抗瘧藥,他和他同代的留學西方回國的科學家從科學研究到人才培養(yǎng)做的工作,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學生做了必要的鋪墊。

          可惜張昌紹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國家內憂外患、經(jīng)濟情況不能支持大規(guī)模的科學技術研究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人并不很喜歡自然科學,中國人真正愿意學自然科學的很少。

          北京大學生物系在創(chuàng)辦的前幾年,一共只有三個學生,其中之一是現(xiàn)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家郝柏林的父親郝景盛。

          其他學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學科學的學生人數(shù)相當少。

            從1949年到也許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間,因為不敢做官發(fā)財,中國人愿意做自然科學的較多,也許是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還絕后的對科學興趣最高的年代。

          但是,中國的經(jīng)濟情況并不允許支持大規(guī)模的科學研究。

          中國科學院多個研究所在19世紀50年代建立,與民國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關系,帶動中國科學。

          曾定位科學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現(xiàn)爭議。

          熱情最高的年代經(jīng)費局限,兩彈一星以及相關的學科得到支持。

          在非軍事目的的科學方面,投入有限。

          生物學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島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為個人,在農(nóng)業(yè)研究方面獲得突出成就。

          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協(xié)和醫(yī)院,他的出生證現(xiàn)在還存有,有他的小腳丫,更有趣的是負責的醫(yī)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遠非一般人誤認為有農(nóng)民背景,而是民國政府的官二代,他報考重慶的大學也是因為那時重慶是“國統(tǒng)區(qū)”。

          袁隆平一個人開始做研究,后來才得到支持。

          他做科研從1956年開始、研究水稻從1960年開始、雜交水稻是1964年開始。

          雜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獲諾貝爾獎的屠呦呦參加的523計劃,早期由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參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軍事醫(yī)學科學院和衛(wèi)生部為行政主管,協(xié)調全國多個單位。

          文革期間,以前的留學生很難參與科學研究工作,張昌紹等含冤去世、有一些人被打進牛棚、另一些人靠邊站。

          屠呦呦這一輩人的老師主要是西方留學生。

          屠呦呦和她的課題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獲諾貝爾獎是當之無愧的。

          需要仔細知道可以看我們寫的書:《辛酸與榮耀:中國科學的諾獎之路》,是比較客觀的有關青蒿素歷史的書。

            《辛酸和榮耀》介紹了兩代科學家的工作,從自殺的科學家,到得諾獎的科學家,這個歷程非常令人感懷。

          抗瘧的523任務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項目。

          比如參與過屠呦呦課題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亞綱,他很快被調離抗瘧研究是因為安排他參加支氣管炎研究,其目的是為的疾患找到治療辦法。

          70年代受文革影響很嚴重,還有很多人不從事科研工作、上班看報紙,大量才華被浪費。

            去世之后,對中國發(fā)展有很大的推動。

          他支持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輕人投身科學技術與那時風氣分不開。

          不過很快大家意識到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有很大差別,很多人出國留學。

          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雖然中國人對科學感興趣,但出國造成了中國國內自然科學人才的缺乏,雖然有少部分人回國、還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國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學對中國國內科學技術在短時間造成的直接問題是負面為主,長期也許還是帶來了更多正面。

            中國投入自然科學的經(jīng)費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

          經(jīng)費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聯(lián)合清華大學向國家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就是所謂“985”計劃,而同期中國科學院向國家提出“知識創(chuàng)新計劃”,兩個計劃為高校和科學院帶來了新的資源。

          但1998年高校和科學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續(xù)多久,當時主要目的是救窮救急。

            985和知識創(chuàng)新計劃到2003年得以延續(xù)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會持續(xù),所以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普遍能夠真正、而非口頭上考慮如何發(fā)展科學。

          在之前都是某個特殊計劃按某個當時的情況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認識到中國可以穩(wěn)定地發(fā)展科學,真正能擺脫當時的問題,用心思來想發(fā)展,如果說主要是這十幾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想看一些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書

          回憶錄:(1)那年那月:汪曾祺回憶在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的歲月(2) 追憶西南聯(lián)大 (3)楊絳回憶:錢鍾書離開西南聯(lián)大的幕后實情小說:宗璞: 在病中苦耕,歷時7年,《南渡記》的第二部《東藏記》終于面世。

          計劃中尚有《兩征記》、《北歸記》,是總書名為《野葫蘆引》的多卷長篇系列。

          (以西南聯(lián)大為背景)。

          最后,給你找到的一個《研究西南聯(lián)大,該讀哪些書

          》的帖子,應該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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