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的詩歌代表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唐 張九齡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 唐 錢起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唐 李白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 唐 岑參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唐 岑參
求俄國詩人...
玫瑰 普希金 我的朋友， 我們的玫瑰花兒在哪里
玫瑰凋謝了， 這朝霞的愛女， 不要說： 青春也要如此凋萎
不要說： 這就是生活的歡愉
請告訴花兒吧： 別了，我為它憐惜
請向我們指點 百合花的豐姿。
冬天的早晨 普希金 （俄 1799——1837） 冰霜和陽光，多美妙的白天
嫵媚的朋友，你卻在安眠。
是時候了，美人兒，醒來吧
快睜開被安樂閉上的睡眼。
請出來吧，作為北方的晨星， 來會見北國的朝霞女神
昨夜，你記得，風雪在飛旋， 險惡的天空籠罩一層幽暗。
遮在烏云后發(fā)黃的月亮 像是夜空里蒼白的斑點。
而你悶坐著，百無聊賴—— 可是現(xiàn)在……啊，請看看窗外： 在蔚藍的天空下，像絨毯 燦爛耀目地在原野上鋪展。
茫茫一片白雪閃著陽光， 只有透明的樹林在發(fā)暗。
還有樅樹枝子透過白霜 泛出綠色：凍結的小河晶亮。
整個居室被琥珀的光輝 照得通明。
剛生的爐火內 發(fā)出愉快的劈啪的聲響。
這時，躺在床上遐想可真夠美。
然而，你是否該叫人及早 把棕色的馬套上雪橇
親愛的朋友，一路輕捷 讓我們滑過清晨的雪。
任著烈性的馬兒奔跑， 讓我們訪問那空曠的田野。
那不久以前葳蕤的樹林， 那河岸，對我是多么可親。
一棵老蘋果樹 伊凡.亞歷克賽維奇.布寧（俄國 1870--1953） 滿身雪花，蓬蓬松松，陣陣芳香， 厲害的、羨慕你的蜜蜂和黃蜂 圍著你嗡嗡叫，發(fā)出怡然自得的聲響…… 親愛的老朋友，你越來越衰老
這不是不幸。
請看，誰還能像你 有如此青春盎然的時光
托爾斯泰主義在其小說中的發(fā)展、成熟
托爾斯泰生平簡介與著作簡歷：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
列寧稱他是偉大的藝術家，指出他在半世紀以上的文學活動中創(chuàng)作了許多杰出的作品，他所提出的重大問題和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占了一個第一流的地位。
托爾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公歷9月9日）誕生在土拉省雅斯納雅·波良納的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
父母早亡，在姑母和家庭教師的教養(yǎng)下長大。
他一生的大半時間是在自己的莊園中度過的。
1844年入喀山大學的東方語文系學習，次年轉入法學系，受盧梭和伏爾泰的啟蒙思想的影響，開始對農(nóng)奴制社會和學校教育不滿，于1847年退學回家，從事農(nóng)奴生活的改革。
失敗后，于1851至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兵役，經(jīng)歷了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不僅加深了他對沙皇專制制度和貴族階級的不滿，而且為后來的《戰(zhàn)爭與和平》描寫生動的戰(zhàn)爭場面打下了基礎。
50年代的農(nóng)奴制危機和社會動蕩促使托爾斯泰去探索解決貴族與農(nóng)民矛盾的途徑。
托爾斯泰的自傳體小說《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部曲，通過貴族青年尼古林卡性格的形成過程，揭露了貴族生活方式對人的惡劣影響，同時又宣揚用道德上的“自我修養(yǎng)”來克服外界的影響。
三部曲細膩地描寫了人物性格發(fā)展的各個階段，表現(xiàn)出托爾斯泰深刻的心理分析的才能。
《塞瓦斯托彼爾故事集》（1855—1856）是托爾斯泰根據(jù)自己親身參加的塞瓦斯托波爾戰(zhàn)役寫成的。
小說把貴族軍官和普通士兵加以對照，揭露貴族軍官的貪婪、虛榮和追求名利，歌頌下級軍官和士兵們作戰(zhàn)的英勇，表現(xiàn)了作者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傾向。
《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描寫的是青年地主聶赫留朵夫在自己領地上進行改革及失敗的故事。
主人公站在貴族立場，在保護貴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進行點滴改良。
這種調和階_級矛盾的辦法，遭到農(nóng)民的反對。
小說的積極意義在于描繪農(nóng)民貧困的真實圖景，揭示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的尖銳對立。
《哥薩克》（1852—1862）的主人公奧列寧同聶赫留朵夫一樣，是帶有作家自傳性質的人物。
貴族青年奧列寧厭倦了貴族生活方式，到高加索山民中去追求純樸自由的生活。
高加索山民的勤勞樸實以及大自然美好的風光令人神往。
在這里，他愛上了哥薩克姑娘瑪利安卡，并打算放棄貴族身分，入籍作哥薩克。
但貴族階級的偏見難以擺脫，最后又回到了貴族社會。
小說把哥薩克人的純樸生活與貴族的享樂生活加以對照，表現(xiàn)作者的返回自然、生活“平民化”的思想。
奧列寧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在農(nóng)奴制危機時的苦悶與探索。
在小說中首次提出貴族階級“平民化”的問題，后來在《復活》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旅行，訪問了法、德、意、瑞士諸國。
他在瑞士，遇見了窮音樂家受嘲弄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憤懣，寫成短篇小說《琉森》（1857）。
小說揭露了資產(chǎn)階級所標榜的“文明”、“自由”、“平等”的虛偽，憤怒譴責資產(chǎn)階級金錢至上的自私與無恥。
《琉森》是托爾斯泰批判資本主義的最早的作品。
《琉森》、《一個地主的早晨》、“自傳三部曲”以及《哥薩克》等早期創(chuàng)作，反映了站在自由派貴族立場上的托爾斯泰對貴族命運的思考和解決社會矛盾的探索。
他把解決社會的矛盾寄托在貴族地主身上，幻想他們改惡從善，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原始的宗法制道德理想化。
1860至1861年，托爾斯泰為考察歐洲教育再度出國。
在巴黎，他獲悉俄國農(nóng)奴“解放”的消息后表示懷疑。
回國后，他擔任地主與農(nóng)民糾紛的和平調解人。
由于他處理糾紛時經(jīng)常偏袒農(nóng)民，加之他所創(chuàng)辦的農(nóng)民子弟學校受沙皇和地主的反對，1862年夏，憲兵搜查了他的莊園和學校。
他曾寫信給沙皇抗議他所受的侮辱。
1861年的農(nóng)奴制“改革”給農(nóng)民帶來的是地主和資產(chǎn)階級的雙重壓迫。
力求解決國家和人民的問題成了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的主旨，他企圖從歷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
最初，他準備寫一部關于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后來，他確定以1812年的衛(wèi)國戰(zhàn)爭為中心，以1805年至1820年的歷史事件為背景，創(chuàng)作一部表現(xiàn)人民歷史作用的長篇小說，這就是《戰(zhàn)爭與和平》（1863—1869）。
《戰(zhàn)爭與和平》是一部宏偉的作品。
它以戰(zhàn)爭問題為中心，以庫拉金、保爾康斯基、羅斯托夫、別竺豪夫四家貴族的生活為線索，展示了19世紀最初15年的俄國歷史，描繪了各個階級的生活，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
小說中心思想在于表現(xiàn)人民是推動歷史的決定力量，肯定了1812年俄國人民反拿破侖入侵戰(zhàn)爭的正義性質。
作者以極大的激情描寫了俄國軍民為保衛(wèi)祖國神圣的土地和侵略者戰(zhàn)斗的英雄氣概。
他們在保衛(wèi)莫斯科和鮑羅金諾戰(zhàn)役中士氣昂揚，為了保衛(wèi)莫斯科要和侵略者決一死戰(zhàn)。
民團穿上潔白的襯衫，準備為祖國捐軀。
在斯摩棱斯克，商人弗拉蓬托夫寧可燒掉自己的商店，也不把東西留給“魔鬼”們。
鄉(xiāng)下農(nóng)民寧可燒掉飼料，也不賣給敵人。
敵后人民游擊戰(zhàn)爭廣泛展開，以勇敢和機智而威名遠揚的農(nóng)民齊杭·謝爾巴逖舉起斧頭戰(zhàn)敗四個帶匕首的敵人，村長的妻子華西里莎殺死幾百個法軍。
人民在反侵略戰(zhàn)爭中建立了豐功偉績。
小說把俄軍統(tǒng)帥庫圖索夫同拿破侖的形象相對立。
拿破侖把人民作為滿足個人野心的工具，而庫圖索夫則熱愛人民，接近士兵，善于觀察士氣。
他的觀察力和軍事才能，在鮑羅金諾戰(zhàn)役中得到了突出的體現(xiàn)。
作者認為任何杰出人物在歷史進程中都應該服從人民的意愿。
在《戰(zhàn)爭與和平》中，對待衛(wèi)國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和接近人民的程度是作者評價人物的尺度。
作者對于遠離人民、對祖國命運漠不關心的宮廷貴族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他們在祖國危急的關頭，仍然舉辦宴會和舞會，過荒淫無恥的生活；仍然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制造陰謀，進行黨派之爭。
他們公開稱贊拿破侖，嘲笑人民的愛國熱情，他們以講法語為榮，對祖國毫無感情。
庫拉金家是貴族道德淪喪、精神墮落的典型。
家長瓦西里公爵為爭奪別竺豪夫伯爵的遺產(chǎn)，明爭暗斗，設置圈套。
他的女兒愛侖是個沒有靈魂的“美麗的動物”，他的兒子阿那托爾卑鄙無恥。
作者批判官僚貴族，并沒有否定整個貴族階級。
他對宗法式的莊園貴族加以理想化。
羅斯托夫和保爾康斯基兩個家族就是理想化貴族的代表。
老羅斯托夫為人忠厚，善良好客；他的兩個兒子積極參加衛(wèi)國戰(zhàn)爭，幼子彼恰英勇犧牲；女兒娜達莎最感人之處是她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樂于接近平民，莫斯科撤退時，她迫使雙親放棄財產(chǎn)，騰出車輛去運送傷兵。
老保爾康斯基在戰(zhàn)時毅然組織民團抗敵，叮囑參軍的兒子安德烈要注意愛護榮譽，他自己因國難憂傷而死。
安德烈在鮑羅金諾戰(zhàn)役中負重傷，他的妹妹瑪麗亞是家族中愛國傳統(tǒng)的繼承人。
在解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時，托爾斯泰歌頌人民，美化莊園貴族，譴責宮廷顯貴和上流社會。
小說突出描寫了三個中心人物，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彼爾·別竺豪夫和娜達莎·羅斯托娃，通過他們探索俄國貴族的命運和前途。
安德烈出身于名門望族，但對貴族社會感到厭倦，經(jīng)常緊張地思索生活的意義并進行自我分析。
他準備為建立功勛而獻身，參戰(zhàn)之后，打破了他浪漫主義的幻想。
他負重傷躺在奧斯特里茨戰(zhàn)場上仰望天空，和崇高、莊嚴、肅穆的蒼穹相比，感到自己渺小、空虛，認識到真正的英雄是堅守陣地、英勇戰(zhàn)斗的炮兵上尉屠升和那些普通的士兵。
同普通士兵的接觸，使他理解到生活的意義在于接近和同情人民。
他最后在1812年戰(zhàn)爭中負傷而死，臨死前接受了《福音書》的教義。
托爾斯泰用博愛主義作為他探索的最后歸宿。
彼爾在許多方面帶有作者思想上和生活的痕跡。
他與安德烈性格不同，生活經(jīng)歷不同，但他們緊張地探索社會出路和人生意義則是共同的。
他是莫斯科一個顯貴的私生子，大宗遺產(chǎn)的繼承人。
妻子愛侖的墮落，上流社會的腐朽，使他悲觀失望。
他為探索生活的出路，醉心于博愛主義的“共濟會”。
他辦過慈善事業(yè)，從事過農(nóng)事改革，但都使他厭倦。
衛(wèi)國戰(zhàn)爭的火焰使他精神再生，在鮑羅金諾戰(zhàn)場與普通士兵的接觸，對他產(chǎn)生了強烈的影響。
在莫斯科大火后，他企圖行刺拿破侖。
在被俘期間，他接受了農(nóng)民士兵普拉東·卡拉達耶夫的宿命論思想：順從天命，凈化道德，愛一切人。
最后，他雖參加了十二月黨人早期的秘密團體，卻主張用“積極的德行”來革新社會。
娜達莎是《戰(zhàn)爭與和平》中最動人的婦女形象。
她天真活潑、感情真摯、熱愛生活。
當安德烈產(chǎn)生厭世恩想的時候，娜達莎的出現(xiàn)立刻喚醒他青春的活力。
她比周圍的人都更接近人民，富有民族的感情。
莫斯科撤退時娜達莎的高尚行為表明她把自己的命運和祖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lián)結在一起。
娜達莎的形象與宮廷貴族婦女是個鮮明的對照。
托爾斯泰把她寫成完美無缺，也表現(xiàn)了作者把外省貴族完全理想化的貴族立場。
在小說的尾聲，娜達莎與彼爾結婚后，她已是三女一子的母親，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忙碌中，成了作者理想化的賢妻良母。
作者賦予宗法制農(nóng)民普拉東·卡拉達耶夫的形象以重要的意義。
他聽天由命，逆來順受，對善惡一視同仁，因而獲得了內心的和諧和人生最大的幸福。
作者以此來鼓吹他的“勿以暴力抗惡”思想。
《戰(zhàn)爭與和平》以恢宏的構思和卓越的藝術描寫震驚了世界文壇，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和人類主貴的精神財富。
70年代是俄國社會急劇變化的年代，列寧曾經(jīng)引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的主人公列文說的一句話，來說明這時期俄國歷史變動的特點，“現(xiàn)在在我們這里，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
”那“翻了一個身”的是農(nóng)奴制及其舊秩序，那“剛剛開始安排的”則是資本主義制度。
這個急劇變化的歷史特點，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了精確而深刻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交織著安娜追求愛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會出路這兩條平行發(fā)展的情節(jié)線索，通過這兩條情節(jié)線索，小說不僅形象地反映了俄國社會的變動，同時也鮮明地暴露了托爾斯泰世界觀的尖銳矛盾。
小說首先在經(jīng)濟生活方面展現(xiàn)了俄國社會的歷史變動。
在資本主義勢力的沖擊下，封建宗法制的經(jīng)濟基礎日趨崩潰，“貴族之家”迅速破產(chǎn)。
那些自由派地主，積極采取資本主義經(jīng)營方式。
而出身微賤的商人廖賓寧、銀行家波里加諾夫之流，則取代了貴族地主，成了“生活的新主人”。
作者痛心地看到，農(nóng)村宗法制的自然經(jīng)濟正在瓦解，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到處生根；大批農(nóng)民日益貧困，被迫流入城市；處處農(nóng)事不振，土地荒廢。
總之，不論是城市還是農(nóng)村，不論是貴族地主還是農(nóng)民，“一切都混亂了”，都感到金錢勢力的壓力和對未來的不可知的恐懼。
資本主義勢力也引起了思想道德方面深刻的變化。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人和人之間除了赤棵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xiàn)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lián)系了。
”①托爾斯泰無情地揭露了貴族上流社會思想道德的墮落：官場腐敗，賄賂風行，結黨營私，勾心斗角。
赫赫有名的卡列寧部長，是一個虛偽、冷酷、極端自私、利欲熏心的“木偶”。
天潢貴胄奧布浪斯基公爵，為了謀求一個薪俸高的職位，極盡卑躬屈節(jié)、阿諛逢迎之能事，甘愿接受銀行家波里加諾夫的有意侮辱，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等了幾個鐘頭。
而彼得堡上流社會那“渾然一體”的三個社交集團，更是貴族資產(chǎn)階級靈魂腐朽、道德敗壞的集中體現(xiàn)：以卡列寧為首的政府官吏集團，是一些爾虞我詐、冷酷自私、鉆營牟利的“官僚機器”；以利蒂亞·伊萬諾夫娜伯爵夫人為首的接近宮廷的老年貴族集團，是一伙假仁假義、兩面三刀的偽君子；以培脫西·特維爾斯卡雅公爵夫人為中心的青年貴族集團，則是一群荒淫無恥的高等嫖客和娼妓。
作者借安娜臨死前的話對這個上流社會進行了有力的揭露與譴責：“這全是虛偽的，全是謊話，全是欺騙，全是罪惡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個具有資產(chǎn)階級個性解放思想的貴族婦女。
她不滿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摯目由的愛情。
但她生活所在的那個虛偽的上流社會卻不允許她這樣做。
因為這個社會已完全被金錢權勢所腐化，夫妻之間毫無真摯的感情，人們習慣于互相欺騙。
當安娜不顧丈夫的威脅，公然與青年軍官渥倫斯基結合在一起時，整個上流社會就一起向她施加種種可怕的侮辱和非難。
后來，渥倫斯基又對她冷淡下來。
安娜付出了失去家庭、兒子和社會地位的高昂代價，真摯自由的愛情不僅找不到，而且陷入難堪的處境，做家庭奴隸的命運還在等著她。
她感到再也無法這樣生活下去了，于是以自殺對這個社會提出了最后的抗議。
作為一個貴族社會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雖然只是個人的愛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個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對整個上流社會，誓死不做虛偽的社會道德的俘虜；在沖破封建束縛，反抗社會壓迫方面，她做到了處在她那個地位和環(huán)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
這對當時的貴族資產(chǎn)階級社會，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義。
托爾斯泰由于世界觀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時，又從宗教倫理觀念出發(fā)，譴責安娜缺乏忍讓的宗教感情，沒盡到做妻子和母親的責任。
他特意塑造了在愛情問題上能夠迷途知返的吉提和忍辱求全的杜麗的理想形象來和安娜進行對照，用列文和吉提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來和安娜的不幸福的家庭相比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劇的揭露批判力量。
列文是一個力圖保持宗法制經(jīng)濟關系的莊園地主。
列文對資本主義侵襲下俄國“舊基礎”的迅速崩潰感到十分不安。
但對造成這一切現(xiàn)象的社會原因，又缺乏正確理解。
他孜孜以求地想要找出一種振興農(nóng)業(yè)、抵制這場新的社會災難的辦法。
但他努力進行的卻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養(yǎng)”，參加勞動，和力圖走一條“對于我自己對于勞動者都有利”的“獨特”道路——地主和農(nóng)民“同樣以股東資格參加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
他興致勃勃地闡述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滿足來代替貧窮，以利害的調和一致來代替互相敵視。
一句話，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偉大的革命。
先從我們的小小的一縣開始，然后至于俄國，以至遍及全世界。
”很明顯，列文的這種思想和主張，是違背歷史規(guī)律的空想，是行不通的。
改革失敗后，他“瀕于自殺”，否定一切理想和事業(yè)，墜入虛無主義、悲觀主義的深淵。
最后，他又從宗法農(nóng)民弗克尼奇身上領悟到了生活的意義，“為上帝、為靈魂活著”，要“愛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
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托爾斯泰這時期的思想和生活的體現(xiàn)。
作為一個“天才的藝術家”①，通過列文的觀感，托爾斯泰非常清楚地表現(xiàn)了19世紀后半期的社會變動。
但“作為一個發(fā)明救世新術的先知”②，通過列文的道路，托爾斯泰卻“暴露了他不理解產(chǎn)生俄國所遭遇的危機的原因和擺脫這個危機的方法”③，表現(xiàn)了他的“悲觀主義、不抵抗主義、向‘精神，呼吁”④。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過程中，無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具有承先啟后的作用。
小說對貴族資產(chǎn)階級的批判比過去加深了，但還沒有達到后期作品那樣強烈批判的深度；階級調和論、宿命論和“不抵抗主義”的說教比以前加重了，但還沒有達到《復活》那樣的嚴重程度。
列文既是以前的聶赫留朵夫公爵（或奧列寧公爵、別竺豪夫伯爵）的繼續(xù)，又是后來的聶赫留朵夫公爵的前身。
理想化的宗法制農(nóng)民弗克尼奇，既是《戰(zhàn)爭與和平》中的卡拉達耶夫的發(fā)展，又是《復活》中的渡船上的“老人”的前奏，以前作品（特別是《戰(zhàn)爭與和平》）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深刻的、多種多樣的心理描寫技巧，鮮明的對比手法和辛辣的諷刺筆調，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著鮮明的表現(xiàn)，在晚期作品《復活》中更得到精湛的發(fā)展。
資本主義對俄國猛烈的沖擊，造成“舊基礎”的急劇破壞。
俄土戰(zhàn)爭，特別是80年代初俄國連年的大災荒，使國家經(jīng)濟瀕臨絕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日益激烈。
在1879至1881年俄國第二次民主運動高漲的革命形勢影響下，托爾斯泰加強了對周圍事物的關注。
他自己說：“1881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乃是從內心上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熱烈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積極參加救濟災民的活動，參加法庭審判和人口調查，訪問貧民窟，走訪監(jiān)獄、法庭和教堂，深入底層與農(nóng)民工人廣泛接觸，這些活動加深了他對沙皇暴力機構及其精神支柱——官方教會的認識，促使他的世界觀發(fā)生激變。
他由原來力圖調和地主與農(nóng)民矛盾的立場轉向宗法制農(nóng)民的立場。
他在日記、政論和《懺悔錄》中強烈地譴責自己所屬的貴族階級的生活：“我離棄了我們這圈子里的生活，我認清：這并不是生活，……我應當去理解的……不是我們這般寄生蟲的生活，而是這些創(chuàng)造生活的、平常的勞動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賦予生活的意義。
”他甚至對自己的妻女也嚴加指責，罵她們“游手好閑”。
他放棄了“伯爵”的頭銜，拒絕當陪審官，自己按照農(nóng)民的方式生活，穿起粗布衣、樹皮鞋，每天早起，擔水劈柴，努力從事體力勞動。
他還幫助孤苦無助的農(nóng)婦耕地。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鄉(xiāng)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這種急劇地被摧毀，使他對周圍所發(fā)生的事情加強了注意，加深了興趣，從而使他的整個世界觀發(fā)生了變化。
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來說，托爾斯泰是屬于俄國上層地主貴族的，但是他拋棄了這個階層的一切傳統(tǒng)觀點。
”①他在世界觀轉變后的創(chuàng)作，如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1890），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萊采爾奏嗚曲》（1887—1889）、《哈吉·穆拉特》（1896—1904），特別是長篇小說《復活》鮮明地反映了轉變后他的宗法制農(nóng)民觀點本身的矛盾。
列寧指出：“托爾斯泰的學說反映了直到最底層都在掀起洶涌波濤的偉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點，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長處。
”②托爾斯泰晚年陷入極端苦悶之中，他的平民化思想與貴族家庭的生活經(jīng)常發(fā)生沖突。
1910年，82歲的托爾斯泰為了擺脫貴族生活而棄家出走，不幸中途得病，于11月7日在阿斯達普沃車站逝世。
托爾斯泰繼承和發(fā)揚了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在藝術上善于創(chuàng)新。
他擴大了藝術的表現(xiàn)領域，反映了廣泛的社會面和豐富的生活內容。
他擅長于細膩的心理描寫，善于表現(xiàn)思想感情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過程，使人物形象極為生動逼真，車爾尼雪夫斯基稱之為“心靈的辯證法”。
他的語言優(yōu)美，用詞準確鮮明。
他的作品深入地反映了1861年至1905年這個歷史時期俄國社會復雜的矛盾，的確成了反映1905年俄國革命的力量和弱點的一面鏡子。
二、《復活》《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的代表作。
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對地主資產(chǎn)階級社會進行了尖銳無情的批判，表達了他對國家、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看法。
他以強烈的憤怒，揭發(fā)專制制度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小說通過瑪絲洛娃以及監(jiān)獄中的“囚犯”蒙受不白之冤，對沙皇的法律、法庭、監(jiān)獄、官吏和整個國家機器的反人民本質作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揭露。
托爾斯泰第一次在作品中把像瑪絲洛娃這樣被壓迫的下層婦女作為主人公之一，并深刻地描寫了她的不幸遭遇，這同革命風暴的臨近以及作家世界觀的轉變是分不開的。
瑪絲洛娃是農(nóng)奴的私生女，生在牛棚里，被稱作“救下來的孩子”。
母親死后，從三歲起就寄人籬下，成了地主的“半養(yǎng)女、半家奴”。
在被聶赫留朵夫踐踏遺棄后，她到處漂泊，受盡蹂躪，最后淪為娼妓。
作者憤怒地寫道：“這是成千上萬的婦女，不但得到政府許可，而且得到政府的獎勵……。
這是十個婦女當中倒有九個會以痛苦的疾病、早衰、死亡作為結局的生活。
”這種生活使她認識到“所有關于上帝和正直的話全是騙人的話”。
當聶赫留朵夫向她表示贖罪時，她喊道：“走開，我是犯人，你是公爵，……你在這個世界里拿我玩樂還不算，又要拿我來救你的靈魂，好讓你能上天堂
”這是被侮辱者長期積累的對統(tǒng)治階級的仇恨，也是被壓迫者發(fā)自內心的強烈反抗
作者用辛辣的諷刺手法描寫法庭審判，撕下了統(tǒng)治階級的“一切假面具”。
參加審判的人員是一些淫棍、酒鬼、騙子手。
副檢查官在瑪絲洛娃所在的妓院里尋歡作樂了一夜，以致在開審前還不知案情。
庭長明知瑪絲洛娃的案子判錯，但為了提前去會情婦，根本無心糾正。
法官愁眉苦臉，想著自己的心事。
無心審判。
他們竟把無辜的瑪絲洛娃判處四年苦役。
小說通過瑪絲洛娃同獄“罪犯”的遭遇表明，受迫害的決不只瑪絲洛娃一人，而是千百萬人民群眾。
蒙受冤獄的有被生活所337迫四處漂泊的流浪漢；有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本人又被誣告的所謂“縱火犯”；有外出謀生因護照過期就受到監(jiān)禁的石匠們：有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判刑的異教徒。
托爾斯泰憤怒地指責說：“被逮捕、被監(jiān)禁或者被流放，全不是因為這些人破壞正義，或者做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為他們妨礙官吏和富人們享有他們從人民那里所搜刮的財產(chǎn)罷了。
”托爾斯泰又通過聶赫留朵夫為瑪絲洛娃四處奔走、上訴，冤案始終得不到解決的情節(jié)，說明殘忍冷酷、昏憒腐敗決不是個別官吏，而是從地方到中央，從外省到首都整個官僚集團所共有的反動本質。
前國務大臣查爾斯基，副省長馬斯列尼柯夫，大法官渥爾夫，彼得堡要塞司令克里格斯冒特，全是厚顏無恥、賣身求榮、貪贓枉法、專橫跋扈的無恥之徒。
作者還指出，問題不僅在于“執(zhí)法者”，而且在于法律的反人民本質：“法律
他先搶劫每一個人，竊取所有的土地，凡屬于別人的財產(chǎn)統(tǒng)統(tǒng)強占過來，供自己享用；他殺死所有反對他的人，然后他訂出法律來禁止搶劫和殺人。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律只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維持那對我們的階級有利的現(xiàn)行社會制度罷了。
”但是，托爾斯泰否定反動暴力的同時也否定革命暴力，他批判沙皇專制制度，又反對用暴力推翻它。
小說通過農(nóng)民出身的革命者納巴托夫表達他改良主義的主張：革命“不應該摧毀整個大廈”，只要略微變一變這個“古老大建筑物的內部裝置”就成了。
他主張用“道德自我修養(yǎng)”，用超階級的道德觀念來改變剝削制度。
列寧指出：“這位強烈的抗議者、憤怒的揭發(fā)者和偉大的批評家，同時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產(chǎn)生俄國所面臨的危機的原因和擺脫這個危機的方法。
……反對農(nóng)奴制的和警察的國家的斗爭，反對君主制度的斗爭，在他那里竟變成了對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對邪惡不抵抗’的學說，結果完全避開了1905至1907年 338的群眾革命斗爭。
”①托爾斯泰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映了第一次俄國革命準備時期千百萬宗法制農(nóng)民的強烈仇恨和擺脫過去的愿望；同時也反映出他們的幻想的不成熟和政治素養(yǎng)的缺乏。
官方教會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復活》對官方教會的偽善、欺騙和詭詐發(fā)出憤怒的譴責。
《復活》在對宗教儀式的細致描寫中，暴露宗教的欺騙性。
神甫干這種事，只是為了騙取人民的錢財，得到一筆收入。
教堂執(zhí)事認為這如同做買賣一樣，可以得到“溫熱的葡萄酒”。
至于宗教會議議長則是為了維持有錢有勢的人的“社會秩序”，懲治教徒，“拆散那些宗教教徒的家人，把他們流放到別處去”。
托爾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數(shù)人發(fā)財和愚弄人民的工具。
小說寫道：“關于正義、法律、宗教、上帝等等一切話都是空話，用來掩蓋最粗暴的貪欲和殘忍
”托爾斯泰對官方教會的揭露，引起沙皇的惶恐和不滿。
小說中監(jiān)獄祈禱一章遭到沙皇書報檢查機關的斧削，只剩下五個字：“禮拜開始了。
”托爾斯泰也因此被以“邪教徒”的罪名開除教籍。
但是，托爾斯泰“一方面反對官辦的教會，另一方面卻鼓吹凈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種凈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藥來麻醉被壓迫群眾”②。
這種新宗教在渡船上碰到的、后來又在監(jiān)獄中兩次出現(xiàn)的“古怪老人”身上體現(xiàn)出來。
他指責各種不同的教派“全跟瞎眼的叭兒狗似地爬來爬去”，全部不能相信，“應當相信我們自己身子里的靈魂才對”。
他這個“心靈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博愛”思想。
《復活》中兩次描寫宗教儀式，表明作者對兩種宗教的不同態(tài)度。
一次是寫監(jiān)獄教堂的禮拜，他嘲笑和揭露了官方教會的偽善、欺騙和詭計；一次是寫復活節(jié)農(nóng)村教堂早彌撒，他用抒情的筆調，描繪祈禱的場面充滿和諧、友愛和愉快，那里不分富人和乞丐、主子和奴仆、地主和農(nóng)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復活了”的一片歡呼聲中，互相祝福，互相親吻。
在這里，托爾斯泰表達了自己的宗教理想。
他曾說：“把目前的暴力統(tǒng)治代之以上帝的統(tǒng)治。
換言之，代之以愛的統(tǒng)治，而這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是人類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
”托爾斯泰一方面寫了農(nóng)民群眾對官方教會的深仇大恨，一方面又說出了他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睦和友愛的天真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