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炎帝是同父異母還是同母異父?
一般，兩種說法都納。
但是，兩種說法，同父異母認同度更高炎帝與黃帝是同父異母兄弟，黃帝為兄，炎帝為弟。
炎帝生母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
故以從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縉云”為氏，其生前為有熊部落方國行政領袖。
其時，部落及部落方國行政領袖沿襲氏族社會舊制，其職稱曰“后”，后世以為“帝”、“后”都是君主之稱，故以炎帝生前在龍門山焚林墾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稱曰“赤帝”，此如《周書》之載。
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謂之“炎帝”。
由于西漢末年以來將中國歷史上的歷史時代名稱“神農(nóng)”與五帝時期的具體歷史人物名“炎帝”捏合為一，以倡“炎帝神農(nóng)氏”之妄說，因而，對炎帝史事、阪泉之戰(zhàn)、阪泉地名所在等，都產(chǎn)生了大量的錯誤解釋。
對此，我們有必要分別進行清理、辨析，以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炎帝非神農(nóng)。
神農(nóng)，同“有巢”、“燧人”、“伏犧”一樣，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國原始社會發(fā)展史中，依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不同歷史階段，在生產(chǎn)生活上所出現(xiàn)的不同歷史特點而命稱的時代劃分名稱，而非具體的歷史人名。
“神農(nóng)”之所指，是繼“伏犧”之后，社會生產(chǎn)全面發(fā)展到以農(nóng)耕經(jīng)濟生產(chǎn)為主要特點的歷史時期，在時間上它相當于距今八千年以來到五千年左右的歷史階段，也即軒轅黃帝肇造國家制度之前的歷史階段。
當然，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候，其社會發(fā)展進步，都不是一刀齊，在不同的地域，其進步總是存在著快慢之分的。
就中國歷史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而言，按現(xiàn)在考古發(fā)現(xiàn)的歷史證據(jù)表明，桑干河流域進入農(nóng)耕生產(chǎn)時期，在距今一萬兩千年左右；若以全國各地普遍進入農(nóng)耕生產(chǎn)的時間而計，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歷史上。
故，《尸子》云：“神農(nóng)氏七十世”。
七十世者，也只是一個約略性的估計年代。
《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曰：“神農(nóng)十七世”。
《尸子》成書在前，《呂氏春秋》撰寫在后，此或誤抄“七十”為“十七”所致，或以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
《禮記·曲禮》孔穎達疏引三國時譙周之語，則又是一種說法，言“神農(nóng)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今人讀此，或者會感到奇怪：為什么古人談及“神農(nóng)”，會是一人一個說法呢
其實這也本不奇怪。
對于人們知之不詳?shù)脑忌鐣v史，有一些探討性的說法，也并不稀奇。
就像現(xiàn)在，言及古史分期，社會發(fā)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之詞以作歷史分期；古人類學家用“直立人”、“智人”、“現(xiàn)代人”作分期；考古學家則用“舊石器時代”、“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為分期。
具體到各個學者、各種著作的認識又不盡一致。
這對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
現(xiàn)在，依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大量證據(jù)而言，《尸子》所言的“神農(nóng)氏”歷史時期有“七十世”之久，應該說，大體上是比較正確的。
古人習以三十年為一個世代，七十世相當于兩千多年，換言之，《尸子》之說是將距今七千多年到黃帝肇造國家制度之前的這一段歷史作為“神農(nóng)氏”歷史時期，應該說，這是比較接近于客觀歷史實際的正確的說法。
“神農(nóng)”是歷史時代名，而非具體的歷史人名。
對于這一點，中國產(chǎn)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經(jīng)》也是一證。
《山海經(jīng)》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
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遺址、歷史人物葬處、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產(chǎn)、飛禽走獸、都有記載，可以說是包羅萬象。
對于古代具體的歷史人物，如黃帝、炎帝、蚩尤、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等，都有記載，它就是沒有“有巢”、“燧人”、“伏犧”、“神農(nóng)”這樣的歷史時代名稱。
由此可見，編造“炎帝神農(nóng)氏”這樣不倫不類的名稱，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為“神農(nóng)”是歷史時代名，而非具體的歷史人名，所以，在先秦眾多古籍中，都有著明確的區(qū)分。
這就是，談到“神農(nóng)”稱“世”，說到黃帝、唐堯、虞舜等用“時”。
例如：《莊子·盜跖》：“神農(nóng)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書·畫策》：“神農(nóng)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nóng)氏世衰……”；春秋時，齊桓公已成霸業(yè)，欲效帝王行封禪，管仲情知封禪做大，對桓公不利，直理以勸，桓公又不會聽從，就靈機一動，將虙羲、神農(nóng)等一些歷史時代名臨時“拉”來以充古帝王，編造“受命”、見“祥瑞”方能行封禪，以難桓公。
即使如此，也未將神農(nóng)與炎帝合而為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nóng)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管子·封禪》) 中國自古為禮儀之邦，行文述事須分上下長幼而不可以亂言。
古史黃帝、炎帝并提，總是黃帝在前而炎帝在后，從來未有黃、炎顛倒而作“炎黃”者。
因何
黃帝為兄，炎帝為弟，此其一；黃帝姓姬，為少典之嫡出。
炎帝姓姜，在少典為之庶生。
此其二；黃、炎在有熊雖同為軍、政首領，然涿鹿之戰(zhàn)后，炎帝爭權(quán)欲分裂有熊，是為不德，因有阪泉三戰(zhàn)之敗。
此其三；黃帝此后東西南北“以戰(zhàn)去戰(zhàn)”一統(tǒng)神州，建立文明的國家之制后，雖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實際上受封“縉云”之職，已為臣屬而不為“帝”。
此其四；對于肇造國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發(fā)展科技，如統(tǒng)一文字、發(fā)展醫(yī)學理論、制定法律、音律、歷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貢獻都遠難與黃帝相比。
此其五。
因此，中國歷朝歷代舉行國家祭典，都是將黃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歷代帝王之祖而享祭。
炎帝則無此殊榮，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
唯其如此，古人黃、炎聯(lián)述，從來都作“黃炎”而從不稱“炎黃”，只在劉歆、班固、皇甫謐等人的筆下，才有了顛倒的“炎黃”之辭。
謂于不信，請觀史實： 《國語·晉語》：“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賈逵注：“少典，黃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黃帝、炎帝之父”； 《國語·周語》：“夫亡者豈繄無寵
皆黃、炎之后也”； 韋昭注：“鯀，黃帝之后也。
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傳·昭公一七年》：“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此文所載乃郯子之不詳歷史的荒唐語，我們引此，是因其祖述“黃、炎”尚有長幼之序而未亂； 《呂氏春秋·蕩兵》：“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 《新書·益壤》：“黃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農(nóng)”。
炎帝是具體的歷史人物，神農(nóng)是一個歷史時代名稱。
這個問題舉凡認真研究歷史的古今學者認識都是一致的。
因此，羅琨就說：“在先秦文獻中，凡黃帝連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黃帝或黃之后”；“神農(nóng)一語最早見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個歷史時代……神農(nóng)氏時代包括了從原始農(nóng)業(yè)的發(fā)明到取得初步發(fā)展的漫長歷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農(nóng)業(yè)前夕。
”（羅琨：《‘炎黃’、‘黃炎’與黃帝陵》，載《炎黃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謂“炎帝神農(nóng)氏”這種不倫不類的稱謂，又是怎么造出來，而又訛傳至今的呢
此中，有三個不懂歷史而強述史的人物，這里不能不提他們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漢末年的劉向之子劉歆。
劉向幼年就受到了漢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黃白之術雜書的影響，這些書是劉向之父治淮南王獄時得到的。
宣帝時又欲仿效漢武，劉向言“黃金易成。
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劉向本名）吏。
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系當死”（《前漢書·劉向傳》）。
只是，由于劉向之兄贖其罪，才留得一條性命。
劉歆，是劉向諸子中最喜讀書的一個，然其自幼所接觸到的皆為不少家傳方士所編的雜談鬼神之類怪誕書。
劉歆因讀之更鉆，常會提出一些連劉向也回答不出來的怪問題。
王莽靠神鬼之說，圖讖之謀，篡奪西漢帝位，就靠得是劉歆的謀劃，因而被王莽封為“國師”（《前漢書·劉歆傳》）。
劉歆先為王莽謀，做了個“假皇帝”，進而又靠造圖讖“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的所謂“銅匱”天書，“言王莽為真天子”（《前漢書·王莽傳》）。
劉歆的這種編造，就把赤帝（炎帝）說成是黃帝的父親了，劉歆為了更進一步拍王莽的馬屁，就進而索性將炎帝與神農(nóng)氏合戶造出了一個不倫不類的 “炎帝神農(nóng)氏”之稱。
第二名，是后漢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漢代帝王而獲得政治好處。
故班固曾因“私改國史”而下獄。
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說明班家的述史意圖，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驗，讀后很高興，這才任班固為蘭臺令史，讓其述史的。
無論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為美化當權(quán)者服務，就必然要歪曲歷史。
而此前不畏權(quán)貴、秉筆直書史事的司馬遷，已將西漢歷史完整地記載到了漢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漢代帝王，就必與司馬遷對著干：說司馬遷述史“是非頗繆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漢書·司馬遷傳·評語》），其父甚至連司馬遷蒙難受刑，也用來做幸災樂禍的詛咒，言之為“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后漢書·班彪傳》）司馬遷述史，對漢武帝抨擊最烈者，莫過于武帝聽信方士公孫卿胡編黃帝成仙不死，因而勞民傷財大興封禪一十三載，最后振兵釋旅途中在涿鹿祭軒轅黃帝陵于橋山，卻看到了黃帝冢，這使武帝極為尷尬。
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將橋山筆移至陜北陽周縣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釋旅的行軍路線；三是凡武帝巡幸經(jīng)過涿鹿縣者一律不載，實在避不過者，就用“獨鹿”之名以代；四是開列一個與其所述西漢歷史沒有絲毫關系的所謂《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農(nóng)氏”、“炎帝妃生黃帝”之類的胡話；五是在《律歷志》中塞入一個歪曲古史系統(tǒng)的所謂《世經(jīng)》。
如此，“炎帝神農(nóng)氏”這個荒怪不經(jīng)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謐。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后在其叔母苦勸之下，始學便“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晉書·皇甫謐傳》），不久因患風痹疾而改學醫(yī)。
二十尚不學，中途又改行。
讀書雜亂，而不知分析，以著述為務，必示人以博學。
如此必走東拼西湊、雜相連綴、不足者兼以附會的道路了。
然黃帝史事久遠，歷史上除司馬遷有一個簡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統(tǒng)的史料傳世了。
正因為如此，皇甫謐雜相連綴更加附會的《帝王世紀》就被世人當“寶貝”，其錯誤乃至荒唐之說廣為轉(zhuǎn)述、流傳也就不足為怪了
不信，我們可以以他對炎帝之述為例： 神農(nóng)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
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
上面這短短的四十七個字，就是雜揉了《國語·晉語》所載晉大夫司空季子的附會，《前漢書·古今人表》及《律歷志·世經(jīng)》的胡謅，《孝經(jīng)鉤命決》的編造而為其文。
如此的《帝王世紀》還能有多少靠得住的東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
由于部落方國行政首領負責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天文觀察等事，經(jīng)常在熊耳、龍門、空桑諸山活動。
當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臺山）巡視天文觀察之際，其愛女思父而獨自離家東行欲見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盡的澤水之中，溺水而亡。
炎帝因痛失愛女而悲，除命稱今山西渾源西南的一條水為“懌女之水”外，其在與黃帝分治南北之時，于河南、山東兩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稱為“空?！保约耐衅鋵叟陌?。
炎帝在蚩尤叛亂之初，能以國為重，從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監(jiān)視，但由于不敵蚩尤而敗回涿鹿不了解黃帝因使驕兵之計，不放他進入軒轅之丘，而在圍困蚩尤之際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戰(zhàn)防止蚩尤西逃的側(cè)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異心，待黃帝戰(zhàn)勝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際，突然向黃帝發(fā)起爭權(quán)之戰(zhàn)，也就是我們后世所說的“阪泉之戰(zhàn)”。
當黃帝不得已三戰(zhàn)將其打敗之后，炎帝仍不肯與黃帝和解。
黃帝四面征戰(zhàn)，一統(tǒng)華夏以后，就封炎帝為“縉云”之官，與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
至此以后，炎帝雖重視發(fā)展農(nóng)業(yè)，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聽訞為妻，生兒育女，與西南各族和諧相處，但卻至死也末與黃帝往來。
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從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會由氏族家長制走向部落時期，其產(chǎn)生的“帝、后”雙頭領導體制，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過渡型政治制度。
在進入文明時代之際，其掌握軍事領導大權(quán)的“帝”取代行政領袖之“后”，成為文明國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種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炎帝在中華大地統(tǒng)一之前，雖曾是有熊部落方國行政領袖，他對有熊的振興有功，進入文明時代后的南方開發(fā)，也曾經(jīng)做出過很重要的歷史貢獻，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夠作到“與時偕行”，不能夠順應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因而發(fā)動與黃帝爭權(quán)位為實質(zhì)的“阪泉之戰(zhàn)”。
所以，論對中華民族文明歷史的貢獻，炎帝是不能與黃帝相提并論的。
希望幫到你，還有問題就追問我。
黃帝炎帝是同父異母還是同母異父?
一般，兩種說法都納。
但是，兩種說法，同父異母認同度更高炎帝與黃帝是同父異母兄弟，黃帝為兄，炎帝為弟。
炎帝生母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
故以從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縉云”為氏，其生前為有熊部落方國行政領袖。
其時，部落及部落方國行政領袖沿襲氏族社會舊制，其職稱曰“后”，后世以為“帝”、“后”都是君主之稱，故以炎帝生前在龍門山焚林墾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稱曰“赤帝”，此如《周書》之載。
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謂之“炎帝”。
由于西漢末年以來將中國歷史上的歷史時代名稱“神農(nóng)”與五帝時期的具體歷史人物名“炎帝”捏合為一，以倡“炎帝神農(nóng)氏”之妄說，因而，對炎帝史事、阪泉之戰(zhàn)、阪泉地名所在等，都產(chǎn)生了大量的錯誤解釋。
對此，我們有必要分別進行清理、辨析，以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炎帝非神農(nóng)。
神農(nóng)，同“有巢”、“燧人”、“伏犧”一樣，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國原始社會發(fā)展史中，依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不同歷史階段，在生產(chǎn)生活上所出現(xiàn)的不同歷史特點而命稱的時代劃分名稱，而非具體的歷史人名。
“神農(nóng)”之所指，是繼“伏犧”之后，社會生產(chǎn)全面發(fā)展到以農(nóng)耕經(jīng)濟生產(chǎn)為主要特點的歷史時期，在時間上它相當于距今八千年以來到五千年左右的歷史階段，也即軒轅黃帝肇造國家制度之前的歷史階段。
當然，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候，其社會發(fā)展進步，都不是一刀齊，在不同的地域，其進步總是存在著快慢之分的。
就中國歷史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而言，按現(xiàn)在考古發(fā)現(xiàn)的歷史證據(jù)表明，桑干河流域進入農(nóng)耕生產(chǎn)時期，在距今一萬兩千年左右；若以全國各地普遍進入農(nóng)耕生產(chǎn)的時間而計，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歷史上。
故，《尸子》云：“神農(nóng)氏七十世”。
七十世者，也只是一個約略性的估計年代。
《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曰：“神農(nóng)十七世”。
《尸子》成書在前，《呂氏春秋》撰寫在后，此或誤抄“七十”為“十七”所致，或以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
《禮記·曲禮》孔穎達疏引三國時譙周之語，則又是一種說法，言“神農(nóng)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今人讀此，或者會感到奇怪：為什么古人談及“神農(nóng)”，會是一人一個說法呢
其實這也本不奇怪。
對于人們知之不詳?shù)脑忌鐣v史，有一些探討性的說法，也并不稀奇。
就像現(xiàn)在，言及古史分期，社會發(fā)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之詞以作歷史分期；古人類學家用“直立人”、“智人”、“現(xiàn)代人”作分期；考古學家則用“舊石器時代”、“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為分期。
具體到各個學者、各種著作的認識又不盡一致。
這對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
現(xiàn)在，依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大量證據(jù)而言，《尸子》所言的“神農(nóng)氏”歷史時期有“七十世”之久，應該說，大體上是比較正確的。
古人習以三十年為一個世代，七十世相當于兩千多年，換言之，《尸子》之說是將距今七千多年到黃帝肇造國家制度之前的這一段歷史作為“神農(nóng)氏”歷史時期，應該說，這是比較接近于客觀歷史實際的正確的說法。
“神農(nóng)”是歷史時代名，而非具體的歷史人名。
對于這一點，中國產(chǎn)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經(jīng)》也是一證。
《山海經(jīng)》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
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遺址、歷史人物葬處、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產(chǎn)、飛禽走獸、都有記載，可以說是包羅萬象。
對于古代具體的歷史人物，如黃帝、炎帝、蚩尤、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等，都有記載，它就是沒有“有巢”、“燧人”、“伏犧”、“神農(nóng)”這樣的歷史時代名稱。
由此可見，編造“炎帝神農(nóng)氏”這樣不倫不類的名稱，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為“神農(nóng)”是歷史時代名，而非具體的歷史人名，所以，在先秦眾多古籍中，都有著明確的區(qū)分。
這就是，談到“神農(nóng)”稱“世”，說到黃帝、唐堯、虞舜等用“時”。
例如：《莊子·盜跖》：“神農(nóng)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書·畫策》：“神農(nóng)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nóng)氏世衰……”；春秋時，齊桓公已成霸業(yè)，欲效帝王行封禪，管仲情知封禪做大，對桓公不利，直理以勸，桓公又不會聽從，就靈機一動，將虙羲、神農(nóng)等一些歷史時代名臨時“拉”來以充古帝王，編造“受命”、見“祥瑞”方能行封禪，以難桓公。
即使如此，也未將神農(nóng)與炎帝合而為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nóng)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管子·封禪》) 中國自古為禮儀之邦，行文述事須分上下長幼而不可以亂言。
古史黃帝、炎帝并提，總是黃帝在前而炎帝在后，從來未有黃、炎顛倒而作“炎黃”者。
因何
黃帝為兄，炎帝為弟，此其一；黃帝姓姬，為少典之嫡出。
炎帝姓姜，在少典為之庶生。
此其二；黃、炎在有熊雖同為軍、政首領，然涿鹿之戰(zhàn)后，炎帝爭權(quán)欲分裂有熊，是為不德，因有阪泉三戰(zhàn)之敗。
此其三；黃帝此后東西南北“以戰(zhàn)去戰(zhàn)”一統(tǒng)神州，建立文明的國家之制后，雖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實際上受封“縉云”之職，已為臣屬而不為“帝”。
此其四；對于肇造國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發(fā)展科技，如統(tǒng)一文字、發(fā)展醫(yī)學理論、制定法律、音律、歷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貢獻都遠難與黃帝相比。
此其五。
因此，中國歷朝歷代舉行國家祭典，都是將黃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歷代帝王之祖而享祭。
炎帝則無此殊榮，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
唯其如此，古人黃、炎聯(lián)述，從來都作“黃炎”而從不稱“炎黃”，只在劉歆、班固、皇甫謐等人的筆下，才有了顛倒的“炎黃”之辭。
謂于不信，請觀史實： 《國語·晉語》：“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賈逵注：“少典，黃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黃帝、炎帝之父”； 《國語·周語》：“夫亡者豈繄無寵
皆黃、炎之后也”； 韋昭注：“鯀，黃帝之后也。
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傳·昭公一七年》：“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此文所載乃郯子之不詳歷史的荒唐語，我們引此，是因其祖述“黃、炎”尚有長幼之序而未亂； 《呂氏春秋·蕩兵》：“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 《新書·益壤》：“黃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農(nóng)”。
炎帝是具體的歷史人物，神農(nóng)是一個歷史時代名稱。
這個問題舉凡認真研究歷史的古今學者認識都是一致的。
因此，羅琨就說：“在先秦文獻中，凡黃帝連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黃帝或黃之后”；“神農(nóng)一語最早見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個歷史時代……神農(nóng)氏時代包括了從原始農(nóng)業(yè)的發(fā)明到取得初步發(fā)展的漫長歷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農(nóng)業(yè)前夕。
”（羅琨：《‘炎黃’、‘黃炎’與黃帝陵》，載《炎黃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謂“炎帝神農(nóng)氏”這種不倫不類的稱謂，又是怎么造出來，而又訛傳至今的呢
此中，有三個不懂歷史而強述史的人物，這里不能不提他們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漢末年的劉向之子劉歆。
劉向幼年就受到了漢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黃白之術雜書的影響，這些書是劉向之父治淮南王獄時得到的。
宣帝時又欲仿效漢武，劉向言“黃金易成。
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劉向本名）吏。
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系當死”（《前漢書·劉向傳》）。
只是，由于劉向之兄贖其罪，才留得一條性命。
劉歆，是劉向諸子中最喜讀書的一個，然其自幼所接觸到的皆為不少家傳方士所編的雜談鬼神之類怪誕書。
劉歆因讀之更鉆，常會提出一些連劉向也回答不出來的怪問題。
王莽靠神鬼之說，圖讖之謀，篡奪西漢帝位，就靠得是劉歆的謀劃，因而被王莽封為“國師”（《前漢書·劉歆傳》）。
劉歆先為王莽謀，做了個“假皇帝”，進而又靠造圖讖“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的所謂“銅匱”天書，“言王莽為真天子”（《前漢書·王莽傳》）。
劉歆的這種編造，就把赤帝（炎帝）說成是黃帝的父親了，劉歆為了更進一步拍王莽的馬屁，就進而索性將炎帝與神農(nóng)氏合戶造出了一個不倫不類的 “炎帝神農(nóng)氏”之稱。
第二名，是后漢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漢代帝王而獲得政治好處。
故班固曾因“私改國史”而下獄。
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說明班家的述史意圖，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驗，讀后很高興，這才任班固為蘭臺令史，讓其述史的。
無論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為美化當權(quán)者服務，就必然要歪曲歷史。
而此前不畏權(quán)貴、秉筆直書史事的司馬遷，已將西漢歷史完整地記載到了漢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漢代帝王，就必與司馬遷對著干：說司馬遷述史“是非頗繆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漢書·司馬遷傳·評語》），其父甚至連司馬遷蒙難受刑，也用來做幸災樂禍的詛咒，言之為“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后漢書·班彪傳》）司馬遷述史，對漢武帝抨擊最烈者，莫過于武帝聽信方士公孫卿胡編黃帝成仙不死，因而勞民傷財大興封禪一十三載，最后振兵釋旅途中在涿鹿祭軒轅黃帝陵于橋山，卻看到了黃帝冢，這使武帝極為尷尬。
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將橋山筆移至陜北陽周縣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釋旅的行軍路線；三是凡武帝巡幸經(jīng)過涿鹿縣者一律不載，實在避不過者，就用“獨鹿”之名以代；四是開列一個與其所述西漢歷史沒有絲毫關系的所謂《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農(nóng)氏”、“炎帝妃生黃帝”之類的胡話；五是在《律歷志》中塞入一個歪曲古史系統(tǒng)的所謂《世經(jīng)》。
如此，“炎帝神農(nóng)氏”這個荒怪不經(jīng)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謐。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后在其叔母苦勸之下，始學便“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晉書·皇甫謐傳》），不久因患風痹疾而改學醫(yī)。
二十尚不學，中途又改行。
讀書雜亂，而不知分析，以著述為務，必示人以博學。
如此必走東拼西湊、雜相連綴、不足者兼以附會的道路了。
然黃帝史事久遠，歷史上除司馬遷有一個簡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統(tǒng)的史料傳世了。
正因為如此，皇甫謐雜相連綴更加附會的《帝王世紀》就被世人當“寶貝”，其錯誤乃至荒唐之說廣為轉(zhuǎn)述、流傳也就不足為怪了
不信，我們可以以他對炎帝之述為例： 神農(nóng)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
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
上面這短短的四十七個字，就是雜揉了《國語·晉語》所載晉大夫司空季子的附會，《前漢書·古今人表》及《律歷志·世經(jīng)》的胡謅，《孝經(jīng)鉤命決》的編造而為其文。
如此的《帝王世紀》還能有多少靠得住的東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
由于部落方國行政首領負責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天文觀察等事，經(jīng)常在熊耳、龍門、空桑諸山活動。
當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臺山）巡視天文觀察之際，其愛女思父而獨自離家東行欲見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盡的澤水之中，溺水而亡。
炎帝因痛失愛女而悲，除命稱今山西渾源西南的一條水為“懌女之水”外，其在與黃帝分治南北之時，于河南、山東兩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稱為“空桑”，以寄托其對愛女的哀思。
炎帝在蚩尤叛亂之初，能以國為重，從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監(jiān)視，但由于不敵蚩尤而敗回涿鹿不了解黃帝因使驕兵之計，不放他進入軒轅之丘，而在圍困蚩尤之際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戰(zhàn)防止蚩尤西逃的側(cè)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異心，待黃帝戰(zhàn)勝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際，突然向黃帝發(fā)起爭權(quán)之戰(zhàn)，也就是我們后世所說的“阪泉之戰(zhàn)”。
當黃帝不得已三戰(zhàn)將其打敗之后，炎帝仍不肯與黃帝和解。
黃帝四面征戰(zhàn)，一統(tǒng)華夏以后，就封炎帝為“縉云”之官，與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
至此以后，炎帝雖重視發(fā)展農(nóng)業(yè)，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聽訞為妻，生兒育女，與西南各族和諧相處，但卻至死也末與黃帝往來。
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從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會由氏族家長制走向部落時期，其產(chǎn)生的“帝、后”雙頭領導體制，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過渡型政治制度。
在進入文明時代之際，其掌握軍事領導大權(quán)的“帝”取代行政領袖之“后”，成為文明國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種歷史發(fā)展的必然。
炎帝在中華大地統(tǒng)一之前，雖曾是有熊部落方國行政領袖，他對有熊的振興有功，進入文明時代后的南方開發(fā)，也曾經(jīng)做出過很重要的歷史貢獻，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夠作到“與時偕行”，不能夠順應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因而發(fā)動與黃帝爭權(quán)位為實質(zhì)的“阪泉之戰(zhàn)”。
所以，論對中華民族文明歷史的貢獻，炎帝是不能與黃帝相提并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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