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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蠹(節(jié) 選)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
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yǎng)。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yǎng)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
魯人從君戰(zhàn)，三戰(zhàn)三北。
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yǎng)也。
”以為孝，舉而上之。
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賞而魯民易降北。
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之作書也，自環(huán)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固以知之矣。
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
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yǎng)游俠私劍之屬。
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國平養(yǎng)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簡其業(yè)，而于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
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
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若夫賢良貞信之，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
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
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
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
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于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
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言耕者眾，執(zhí)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zhàn)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
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
戰(zhàn)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zhàn)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事智者眾，則法??；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
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
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于國也。
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
”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
”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
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
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于內；求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
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
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
人主之于其聽說也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繳之說而僥幸其后
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
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后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
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
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術于內，而事智于外，則不至于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
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
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wèi)離魏為衡，半歲而亡。
是周滅于從，衛(wèi)亡于衡也。
使周、衛(wèi)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莫敢自頓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
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智困于內而政亂于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
今為之攻戰(zhàn)，進則死于敵，退則死于誅，則危矣。
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
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zhàn)，遠戰(zhàn)則安。
行貨賂而襲當涂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奸財貨賈得用于市，則商人不少矣。
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zhàn)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jié)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yǎng)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譯文: 儒家利用文獻擾亂法紀，游俠使用武力違犯禁令，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
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游俠卻靠著充當得到豢養(yǎng)。
所以，法令反對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yǎng)的。
法令反對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yǎng)，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所以對于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贊，如果稱贊了，就會妨害功業(yè)；對于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
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吉發(fā)，令尹說：“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正直而對父親卻屬不孝。
結果判了他死罪。
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
魯國有個人跟隨君土去打仗，屢戰(zhàn)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后就沒人養(yǎng)活他了。
”孔子認為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丁官。
由此看來。
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
所以令尹殺了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再向上告發(fā)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zhàn)就要輕易地投降逃跑。
君臣之間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卻既贊成謀求私利的行為。
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肯定沒指望的。
古時候，蒼頡創(chuàng)造文字，把圍著自己繞圈子的叫做“私”。
與“私”相背的叫做“公”。
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蒼頡就已經知道廠的。
現在還有人認為公私利益相同，這是犯了沒有仔細考察的錯誤。
那么為個人打算的話，沒有什么比修好仁義、熟悉學術的辦法更好了。
修好仁義就會得到君主信任。
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學術就可以成為高明的老師。
成了高明的老師就會顯榮。
對個人來說。
這是最美的事了。
然而沒有功勞的就能做官。
沒有爵位就能顯榮，形成這樣的政治局面。
國家就一定陷入混亂，君主就一定面臨危險了。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卻又崇尚仁愛慈惠的行為；攻城大功的人本該授予爵祿。
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采用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兵器來防備戰(zhàn)亂，卻又提倡寬袍大帶的服飾；國家富足靠農民。
打擊敵人靠士兵，卻又看重從事于文章學術事業(yè)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養(yǎng)游俠刺客之類的人。
如此理政，要想使國家太平和強盛足不可能的。
國家太平的時候收養(yǎng)儒生和游俠，危難來臨的時候要用披堅執(zhí)銳的士兵；國家給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處。
結果從事耕戰(zhàn)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yè)，而游俠和儒生卻—天天多了起來，這就是社會陷于混亂的原因所在。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
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為；所說的智，是指深奧玄妙的言辭。
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
現在制定民眾都得遵守的法令，卻采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么民眾就無從弄懂了。
所以，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會期望華麗衣衫的。
治理社會事務，如果緊急的還沒有辦好，那么可從緩的就不必忙著去辦。
現在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凡屬民間習以為常的事。
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卻去期求連最聰明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了。
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至于推崇忠貞信義的品行。
必將尊重那些誠實不欺的人；而誠實不欺的人，也沒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詐的辦法。
平民之間彼此交往，沒有大宗錢財可以互相利用，沒有大權重勢可以互相威脅。
所以才要尋求誠實不欺的人。
如今君主處于統(tǒng)治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完全有條件掌握重賞嚴罰的權力，可以運用法術來觀察和處理問題；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類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
現今的忠貞信義之十不滿十個。
而國家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貞信義之士。
那么合格的人就會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夠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會把政事搞亂的官就多了。
所以明君的治國方法，在于專 實行法治，而不尋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權術。
而不欣賞忠信的人。
這樣，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作非為了。
現在君主對于臣下的言論。
喜歡悅耳動聽而不管是否恰當；對于臣下的行事，僅欣賞他的名聲而不責求做出成效。
因此天下很多人說起話來總是花言巧語，卻根本不切合實用，結果弄得稱頌先王、高談仁義的人充滿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亂；立身處世的人競相標榜清高，不去為國家建功立業(yè)。
結果有才智的人隱居山林，推辭俸祿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
兵力不免于削弱。
政局不免于混亂，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因為民眾所稱贊的，君主所優(yōu)待的，都是些使國家混亂的做法。
現在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如何治國，每家每戶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國家卻越來越窮，原因就在于空談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農具種地的人太少。
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如何打仗，每家每戶都藏有孫子和吳起的兵書，國家的兵力卻越來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談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鎧甲上陣的人太少。
所以明君只使用民眾的力量，不聽信高談闊論；獎賞人們的功勞，堅決禁止那些無用的言行。
這樣民眾就會拼命為君主出力。
耕種是需要花費氣力吃苦耐勞的事情。
而民眾印愿意去干，因為他們認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
打仗是十外危險的事情。
而民眾卻愿意去于。
因為他們認為可以出此獲得顯貴。
如今只要擅長文章學術，能說會道。
無需有耕種的勞苦就可以獲得富足的實惠。
無需冒打仗的危險便可以得到尊貴的官爵，那么人們誰不樂意這樣干呢
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從事于智力活動，卻只有一個人致力于耕戰(zhàn)事業(yè)的狀況。
從事于智力活動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壞；致力于耕戰(zhàn)事業(yè)的人少了，國家就會變得貧窮。
這就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國家里，不用有關學術的文獻典籍。
而以法令為教本；禁絕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為老師；沒有游俠刺客的兇悍，而只以殺敵立功為勇敢。
這樣，國內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切行動都必須歸于為國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須用到從軍打仗上。
正因如此。
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戰(zhàn)爭時期兵力就強盛，這便奠定了稱王天下的資本。
既擁有稱五天下的資本，義善于利用敵國的弱點；建立超過五帝、趕上三王的功業(yè)，一定得采用這種辦法。
現在卻不是這樣。
儒士、游俠在國內恣意妄為，縱橫家在國外大造聲勢。
內外形勢盡行惡化，就這樣來對付強敵。
不是太危險了嗎
所以那些談論外交問題的臣子們，不是屬于合縱或連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懷有借國家力量來報私仇的隱衷。
所謂合縱。
就是聯合眾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所謂連衡，就是依附于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
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辦法。
現在那些主張連衡的臣子都說：“不依附大國，一遇強敵就得遭殃。
”侍奉大國不一定有什么實際效應，倒必須先獻出本國地圖，呈上政府璽印，這樣才得以請求軍事援助。
獻出地圖，本國的版域就縮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聲望就降低了。
版域縮小。
國家就削弱了；聲望降低。
政治上就混亂了。
侍奉大國實行連衡。
還來不及看到什么好處，卻已喪失了國土，搞亂了政治。
那些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不救援小國去進攻大國，就失了各國的信任；失去了各國的信任，國家就面臨危險；國家面臨危險。
君主地位就降低了。
”援救小國不一定有什么實惠可言。
倒要起兵去和大國為敵。
援救小國木必能使它保存下來。
而進攻大國未必就不失誤一有失誤，就要被大國控制了。
出兵的話，軍隊就要吃敗仗；退守的話，城池就會被攻破。
援救小國實行合縱。
還來不及看到什么好處，卻已使國土被侵吞，軍隊吃敗仗。
所以，侍奉強國，只能使那些搞連衡的人憑借外國勢力在國內撈取高官；援救小國，只能使那些搞合縱的人憑借國內勢力從國外得到好處。
國家利益沒有確立起來，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祿都弄到手了。
盡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盡管國家土地削減了，而私家卻變富了。
事情如能成功．縱橫家們就會依仗權勢長期受到重用；事情失敗的話，縱橫家們就會憑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
君主如果聽信臣下的游說，事情還沒辦成就已給了他們很高的爵位俸祿，事情失敗得不到處罰；那么，那些游說之士誰不愿意用獵取名利的言辭不斷去進行投機活動呢
所以國破君亡局面的出現，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花言巧語造成的。
這是什么緣故呢
這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論是公正確，事敗之后也沒有堅決地實行處罰。
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活動，收效大的可以統(tǒng)—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證安全。
”所謂統(tǒng)—天下，提的是能夠打敗別國；所謂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國不受侵犯。
兵強就能打敗別國。
國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
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并不能通過外交活動取得，只能靠搞好內政。
現在不在國內推行法術，卻要一心在外交上動腦筋。
就必然達下到國家安定富強的目的了。
鄉(xiāng)間諺語說：“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這就是說，物質條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
所以國家安定強盛，謀事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混亂，計策就難以實現。
所以用于秦國的計謀，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用于燕國的計謀，即使改變一次也很難成功。
這并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國任用的人腦子必笨，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治亂條件大不相同。
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災了；衛(wèi)國背離魏國參與連衡，僅半年工夫就被消滅了。
這就是說合縱滅了西周，連衡亡了衛(wèi)國。
假使西周和衛(wèi)國不急于聽從合縱連橫的計謀，而將國內政治嚴加整頓，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賞罰制度，努力開發(fā)土地來增加積累，使民眾拼死去堅守城池；那么．別的國家奪得他們的土地吧，好處不多。
而進攻這個國家吧，傷亡很大。
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不敢自我拖累在堅城之下，從而促使強敵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處，這才是保證本國必然不會滅亡的辦法。
丟掉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卻去搞勢必會招致亡國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過錯。
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內政建設陷于混亂，那么國家的滅亡就無法挽救了。
人們的習慣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開危險和窮苦。
如果讓他們去打仗。
前進會被敵人殺死，后退要受軍法處置，就處于危險之中了。
放棄個人的家業(yè)，承受作戰(zhàn)的勞苦，家里有困難而君主不予過問，就置于窮困之中了。
窮困和危險交加，民眾怎能不逃避呢
所以他們投靠私門貴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遠離戰(zhàn)爭，遠離戰(zhàn)爭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
用錢財賄賂當權者就可以達到個人欲望，欲望一旦達到也就得到了實際利益。
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擺在那里，民眾怎能不去追求呢
這樣一來，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門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總是要使工商業(yè)者和游手好閉的人盡量減少。
而且名位卑下；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業(yè)的人多。
現在社會上向君主親近的侍臣行賄托情的風氣很流行，這樣官爵就可以用錢買到；官爵可以用錢買到，那么工商業(yè)者的地位就不會低賤了。
投機取巧非法獲利的活動可以在市場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會少了。
他們搜括到的財富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幾倍，他們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zhàn)的人，結果剛正不阿的人就越來越少，而經營商業(yè)的人就越來越多。
因此，造成國家混亂的風氣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道德；講究儀容服飾而文飾巧辯言辭，用以擾亂當今的法令，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
那些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借助于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進而放棄了國家利益。
那些游俠刺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jié)，以圖顯身揚名，結果觸犯國家禁令。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權臣貴族，肆意行賄，而借助于重臣的請托，逃避從軍作戰(zhàn)的勞苦。
那些工商業(yè)者，制造粗劣器具，積累奢侈資財。
囤積居奇，待機出售，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
上述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蛀蟲。
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廣羅剛直不阿的人，那么。
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為怪了。
韓非子的觀點是什么
的管理思想韓非是戰(zhàn)國時韓國的貴族，生活在戰(zhàn)國末期，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各國都進行過變法，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經初具規(guī)模。
韓非的老師是儒學大師荀子。
韓非口吃，不善于言談，在游說之風盛行的時代這是制約個人發(fā)展的不可忽視的阻力。
韓非，有著強烈的和民族危機感，屢次向韓王上書，要求改革，但意見均未被采納，于是他發(fā)奮寫作，寫出了、、、、等幾十萬字的文章。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術、勢的理論。
后來讀到了韓非的文章，非常贊賞，為了得到韓非就發(fā)兵攻韓，于是韓王就派韓非出使秦國，這樣韓非到了秦國。
在秦國韓非不但向秦王講解自己的學說，還勸秦國攻打趙國保存韓國。
這一觀點為李斯、姚賈等人陷害韓非提供了口實，使得很敬重韓非的秦王也產生了疑心，于是把韓非投入獄中，不久韓非就在獄中被毒死了。
韓非認為，儒家推崇的仁義道德已經過時了，統(tǒng)治者要從人自私的本性出發(fā)尋求新的治國方法。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爭權奪利的斗爭當中，法家學說逐漸成熟起來。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張用法作為富國強兵的工具；重“術”，推崇循名責實，以各種秘密的手段駕馭群臣，達到統(tǒng)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勢”，主張君尊臣卑，上下有別，令行禁止。
韓非將這三人的學說融合在一起，又參考了儒、道的主張，從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術、勢”的理論：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法與術相結合。
他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難三》），“君無術則蔽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定法》）。
“術”包含以下幾個內容：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說依據下屬的能力授給人官職。
二是“循名責實”（《定法》），這是術的要點。
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非常注重實物，循名責實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個基本原則，強調表面情況和實質要互相加以驗證，綜合來考察一個人，這就是所謂的“形名之術”。
韓非子說君主要駕馭約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說的話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經》），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個具體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況進行檢查，以追究責任人的過失，利用多方面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
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會輕慢君主，不嚴厲追究過失，臣下就會相互勾結。
四是在領導謀略上，要使用“七術”，也就是說七種策略（《內儲說·七術》）。
這七種策略是：（1）眾端參照，也就是通過多方面的觀察來驗證臣下的言行；（2）必罰明威，就是一定要懲罰那些犯錯誤的人來樹立威信；（3）信賞盡能，在獎勵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勵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聽責下，就是一一聽取臣下的意見然后進行評判；（5）疑詔詭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親近，讓他們長期在自己身邊工作，但是不給他們任務，別人感覺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壞事的人就會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膽大妄為；（6）挾知而問，這是考察下屬忠誠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經知道的事情來詢問下屬，看看下屬怎么說，用以對照核查下屬的態(tài)度，從而舉一反三地了解許多隱情；（7）倒言反聽，就是本來想說一件事情，但卻說一個與本意相反的事情，以獲得下屬的真實態(tài)度。
五是在管理過程中，韓非子強調要防微杜漸，從細節(jié)上消除消極因素。
《內儲說》中提出了要查“六微”。
管理中有六種微妙而隱蔽的情況：(1)“權借在下”，要防止權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權是不可以借給別人的，它是領導者的專利。
(2)“利異外借”，就是防備內外勾結，組織內的人由于和領導利益不同會借助外力來削弱和反對上級的領導。
(3)“托于似類”，這是一種用相關的事情欺騙上級、掩蓋事實真相以達到個人私欲的手段，必須要加以防范。
韓非子講了一個齊國的故事，齊國的大夫夷射陪齊王喝酒，醉了之后坐在門廊上，守門人請他賞一點剩下的酒，結果被拒絕了。
夷射走后，這個守門人就在門廊下潑了一點水。
第二天，齊王出門后看到水，憤怒地問：“誰把尿尿到這里。
”守門人回答說：“沒見誰，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這里站過一會。
”齊王就把夷射給殺了。
這是典型的小人栽贓陷害的例證，作為領導者一定要明查。
（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總是同時出現，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國家受害就要看誰從中得到了好處，如果下屬受害也要看誰從中得到了好處，通過這種審查利害就會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處理事情的關鍵所在。
（5）“參疑內爭”，權力斗爭不可避免，而臣下爭權奪利是產生變亂的根源，領導者對此要給予關注和控制。
（6）“亂國廢置”，敵對國家插手本國重要人員的任免這一點要極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后果不堪設想。
十二生肖中每第一個字都念什么 最好注拼音
子zi 鼠 丑（chou)牛 寅yin 卯mao 兔 辰chen 巳si 蛇 午wu 馬 wei)羊 申(shen) 猴 酉you 雞 戌（xu)狗 亥（hai)
怎樣鑒賞詩歌
《韓非子·說難》選自戰(zhàn)國時代法家學派著作《韓非子》，是 《韓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說shuì，游說的意思；難nán，困難，說難，即游說的困難。
作者韓非子認為，游說的真正困難在于所要游說的對象（即君主）的主觀好惡，即“知所說之心”，指出為了游說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對于宣傳游說的種種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愛憎厚薄，三是斷不可攖人主的“逆鱗”
幫忙找下明朝狀元八股文
這是光緒二年（1876），新科狀元曹鴻勛殿試考卷。
明朝萬歷二十六年（1598）的狀元趙秉忠殿試考卷，也是我國僅存的清朝以前的狀元卷。
如今“狀元卷”已經失去了以往的光澤，作為禮物它的復制品已隨處可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韓菼（清）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破題）蓋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規(guī)，自顏子幾之，而始可與之言矣。
（承題）故特謂之曰：畢生閱歷，祗一、二途以聽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窮于其際者，往往而鮮也。
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得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
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適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
（起講）回乎
人有積生平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fā)之者，情相待也。
故意氣至廣，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
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
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
（提比）回乎
嘗試與爾仰參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
舍耶
行耶
藏耶
（出題）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滯。
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復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緩，果于藏者殆。
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則藏者乎，此其人非復泉石間人也。
則嘗試擬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內有其人焉，爰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
而此詣竟遙遙終古，則長自負矣。
竊念自窮理觀化以來，屢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耳。
則又嘗身為試之，今者轍環(huán)之際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
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嘆矣。
而獨是晤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質行藏之疑，而淵然此中之相發(fā)者，此際亦足共慰耳。
（中比）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
（過接）惟我與爾攬事物之歸，而確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遷，而祇自行其性分之素。
此時我得其為我，爾亦得其為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總不爭乎氣數之先。
此時我不執(zhí)其為我，爾亦不執(zhí)其為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后比）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束股）「原文介紹」本文為康熙十二年（1673）韓菼參加會試的考卷，并以此文名列第一。
乾隆稱贊他“雅學績文、湛深經（文）術。
所撰制義，清真雅正，開風氣之先，為藝術楷則“。
「原文作者介紹」韓菼，字元少，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
康熙十二年（1673），會試、殿試均名列第一，授修撰。
歷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尚書等職，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
「關鍵詞：八股文」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所采用的一種專門文體。
又叫制藝、制義、時藝、時文、八比文等。
它要求文章題目一律用《五經》、《四書》中的原文。
體裁結構有一套固定的格式。
全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結等部分組成。
■名家點評韓菼文章全文解析□王學泰韓菼的這篇文章是清代八股文中比較規(guī)范的一篇，其題目出自《四書》原文。
在科舉歷史上有許多題目屬于怪題。
在當時也受到一些批評。
但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因難見巧，怪題難，更可以顯出作者的巧思。
例如考官出了個○作為題目，這只是書中的一個圈點，有的考生“破題”說“圣賢立言之先，得天象也”。
古人認為天圓地方，人道本乎天道。
把沒有意義的一個圈說得有意義了，非常巧妙。
這也是八股的特征：“沒話找話”。
韓菼的這篇文章題目不怪，是孔子與其弟子顏回討論古代士人用舍行藏兩種生活選擇的。
在八股文中，題目就是對此文內容的界定。
全文只能就題目展開，不能擴大，也不能縮小。
仿佛挖井，從井口到井底要一樣粗。
此題只能討論“用舍行藏”、孔子顏回以及孔對顏說，這些問題。
八股文有一定的程式和字數。
關于程式的名稱在文中一一注明。
“破題”是指開篇的兩句（個別有三句的）解釋或概括題意，但要換個說法，不能與題面重復。
破題是全篇最重要的。
本文的破題很好。
“圣人”指孔子，“能”指顏回。
“行藏之宜”，指恰到好處的“行藏”。
“微示”二字不僅體現孔顏的師生關系，也突出了顏回的悟性，響鼓不用重槌敲。
“承題”是用三四句話進一步闡明題意。
此段言孔子講的關于行藏的道理，人們很難理解、效法，只有顏回對它稍有把握，所以孔子才與他談論這個問題。
“起講”從文章說是第三段，可是從八股文是“代圣賢立言”這個角度看。
它是文章的正式開始。
從這段起，文章都要模仿圣賢語氣說話了。
所謂“圣賢”就是《四書》的孔子、孟子及其弟子。
本文是以孔子語氣說話的。
起講是散句，可以不對仗，全段不能超過十句。
本文的起講可見孔子循循善誘的情態(tài)。
起講表面上只分析“惟我與爾”，沒有講“用舍行藏”，但它包含在“獨得”“獨處”這些話語中。
“提比”起講只是個過渡，提比則正式開始入題。
提比著重剖析“惟我與爾”，點明人需要益友與知己。
描寫了獲得知音和得到溝通的喜悅。
“出題”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隱蔽在剖析“惟我與爾”之后，在“出題”中把它引出來，并為“中比”作準備。
在孔子看來“行藏”不單純是做官與不做官的問題。
孔子有一種天賦的使命感。
因此談它必然與“天時”“人事”和自身的經歷遭遇聯系起來。
有喚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為虛比，這樣“提、虛、中、后”各兩股，湊為八股。
清代以后，虛比逐漸被忽略，八股實際成了六股。
這篇的兩小股，實際上是“虛比”遺意。
“中比”是文章主體的主體。
從正面講“用舍行藏”的“擬而求之”（尋求學習）“身為試之”（運用傳播），這是從“知”到“行”的。
中比“主要講”用舍行藏“，但最后仍歸到”惟我與爾“。
“過接”是個過渡句。
意為：這樣我想到了自己的體會，想到了與你互相啟發(fā)。
承上啟下。
“后比”進一步申說“惟我與爾”。
這組對句的上句說，我們都能總攬事物的變遷，能夠獨立自主，任憑形勢之變，而能堅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變我們內在的品質，這是最大地實現了本來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講如果我們能夠順應和參與神明之變，那么連砥礪道德、加強修養(yǎng)、不注重氣數命運的變化也都是小事一樁了。
這是進一步超越了自我。
從文章角度說，這是“宕開一筆”，留有余味。
“束股”是結語。
“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是照應題面：是這樣吧
惟有我們兩人對此有所理解。
這時顏回在喜悅中默默領會了老師的教誨。
八股文本來是一種很死板僵化的文體，但此文卻寫得感情充沛，文筆生動，對仗工穩(wěn)。
文中孔子循循善誘，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師。
“提比”“出題”中“回乎”“回乎”，“過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蕩著感情的渦流。
本文對仗在意義和聲調上都很講究。
沒有上下句意義重復的“合掌”，其思想內容有遞進。
八股的對仗不同于駢文的對仗，更有別于詩詞的對仗。
它是散文的對仗，其中很少有駢文和詩歌對仗的跳躍性，讀時不覺其為對。
這種對仗沒有華麗的辭藻，但它同樣是音調鏗鏘，富有音樂性。
（王學泰，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