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退休人員 勵志語錄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形容職場分別勵志的話
是裸辭
哎，人生幾十年，算算你離退休還有多久，就算你現在20，離50（不考慮延遲退休的話）還有30年呢，你還有這么久的時間來尋找哪一個工作最合適你，如果前一個工作不合適，干嘛在那干熬啊，所以辭職不要怕，只要有存款保身，歇幾個月再戰(zhàn)，不怕的。
名人的故事400字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房子的故事編者按：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
這3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黃金歲月”，也是很多人改變人生命運的“黃金歲月”。
對于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作為參與者、創(chuàng)造者、見證者和受益者的中國老百姓，可以說感受最真，情意最切，體會最深。
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總結30年我們走過的光輝歷程，本報從本期起推出我省以來取得的輝煌成果和改革開放給百姓生活帶來的種種變化。
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和講述曾經的、現在的、未來的故事和畫面。
房子，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人生活的棲息地,也就成了人們茶余飯后談論的熱門話題。
30年來，關于房子，有太多的變化。
從土房到蓋板房、從木頭房到水泥房、從平房到樓房、從福利房到商品房，從一家?guī)卓谌宋伨釉诓坏?0平米的斗室里，到現在一家人享受著上百平米的居室……這就是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改革開放是中國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我們告別舊時代的一縷春風。
曾經，一家人擠在20平米的小屋里“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這首曾經流行一時的歌曲唱出了許多人的心聲。
房子作為我們生活的起居室，是一所溫馨的處地。
改革開放讓我們告別了曾經住房緊張的局面，在談及關于改革開放后的住房變化時，76歲高齡的杜大爺激動地對記者訴說著房子的故事。
杜大爺雖年已進入花甲，可精神非常好，面對記者的采訪，他的思維好像一下被拉回到了那個荒涼、貧窮、饑餓的年代。
“你看過電影嗎
看過你肯定記得這樣的場景：一家老少擠在一間屋子里，要住上下鋪；一大早起來，居民要排隊搶著上廁所；為了子女結婚，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加蓋屋里長著大樹的小房……”這就是我以前的真實寫照。
杜大爺回憶說，改革開放前的住房十分緊張，單位沒有條件分房，他們一家六口人只好租了一間二十平米的平房。
“平房是用土坯修的，很簡陋。
墻是用土塊砌的，上面的木頭不算大，但還結實，可木頭上面的竹子由于時間過久的原因斷了或壞了，房子中間常裂開一條縫，土經常掉下來落在我們的頭上。
而且我們一家六口人根本住不下，平時，小孩只好跑到他同學家去睡覺。
尤其是到了冬天，由于房子的密封性很差，我們經常凍得睡不著覺。
家里來客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只好站著聊天，那時的情形不是現在的年輕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杜大爺說。
“改革開放后，人們的生活慢慢有了改觀。
最早是有些人在現在的湟光街道兩旁蓋起了二三層的小樓房。
后來的幾年間，樓房已經越來越普遍、越建越高了。
現在我一個人有三間房子，而且面積很大、也很明亮。
我們應感謝共產黨，感謝改革開放。
”激動總是會在一瞬間表達出人們內心最真實的感受，杜老大爺樸素的言語深刻地印證了改革開放對我們生活改變。
平地起高樓同樣有此經歷的侯聚物老人告訴記者，他是山西人，1954年隨做生意的父親來到西寧，剛來時，全家人住在“天主教堂”(現解放商場)后院的土坯房中。
因為侯老上過小學，被招到西寧汽車一廠去上班。
當時因為家里人多，侯老全家9口人就擠在30多平米的房子里。
人多房少，沒辦法，侯老的爺爺又將30多平米的大房間用木板隔離成三間小房子，三個人住一小間。
“我睡的那間和廚房連在一起，多日的煙熏火燎地把房子熏得黑糊糊的，很像現在的煤房。
”“當我在湟光看到三層小樓時，不禁叫出聲，好高的樓啊……”侯老用手比劃著，興奮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線。
1981年，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時，西寧汽車一廠蓋起了第一棟家屬樓，侯老有幸分到了樓房，60多平米，5樓。
這時全家人終于有了一個舒舒服服睡覺的地方。
隨著侯老的兒女們都長大成人，一個個走上工作崗位，現在他們又搬家了，是80多平米的房子。
“改革讓人民生活富裕了，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了，人們的小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了。
”侯老高興地說。
破爛平房變成漂亮樓房“學校以前最大的變化是以前破爛不堪的幾排平房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兩棟漂亮的樓房。
”某中學教師魏老師說。
回想起1990年上初中時的情景，今年35歲的魏老師說，以前學校的面貌真是慘不忍睹。
學校的教學樓、宿舍門窗都是敞口的，沒有天花板，冬天用磚頭壘個土爐子，剛生火時滿教室烏煙瘴氣，根本沒法上課。
至于宿舍，為了安全，不能生火，一到晚自習下課，一路小跑回到宿舍，鉆進冰冷的被窩，凍的直發(fā)抖。
沒辦法，只好兩個人擠到一個被窩里互相取暖。
“前幾日有機會到母校轉了轉，看到了母校的變化，真讓人驚喜。
外觀漂亮的教學樓，室內窗明幾凈，教室里真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而且宿舍也全部都是樓房，由以前的20多人的大宿舍變成了現在8個人的宿舍。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但卻讓我們看到了國家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帶給人們的實惠，相信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魏老師很自信地說。
從有房住到住好房“房子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夜之間無數棟高樓拔地而起，看到這些像是在做夢一樣。
”今年28歲的中學教師孫延魁說。
孫延魁告訴記者，他老家是農村的，從他記事起，家里一直住著三間用木頭蓋的房子。
但那房子一到下雨天就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
”經常在半夜弄的一家人用盡了家里的鍋碗瓢盆接漏雨。
再后來孫延魁考上了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一所中學執(zhí)教，學校給他分了一間20平米的宿舍，雖然比在家時好了許多，但來幾個朋友時免不了經常打地鋪。
去年，小孫在縣城按揭貸款賣了一套房子。
家住西寧市經濟開發(fā)區(qū)的李小姐今年25歲，是一位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教師，她在談及自己的住房時，卻顯得格外輕松。
李小姐說，“我出生在80年代，是家里的獨生女。
所以在購房時，父母會為我做一定的考慮，比如先替我付首付款，或者為我買好房，但我更想靠銀行貸款買房，因為我想自力更生。
現在的住房環(huán)境相對于小時候好多了，以前雖然我們住的是小二樓，但環(huán)境各方面都不好，，青海的樓房由原來多層發(fā)展到了現在的十幾層、幾十層，我們對居住環(huán)境也有了更多的選擇，過不了幾年我也要考慮重新買房，現在人們的觀念已由過去的有房住發(fā)展到了追求居住環(huán)境優(yōu)越。
”200多平米的房子, 新潮前衛(wèi)的家用電器。
這在西寧市民看來都是讓人羨慕不已的,可只有李教授才知道其中的波波折折、酸甜苦辣。
李教授永遠忘不了當時遠方親戚到家中無處下腳的尷尬局面,也忘不了一家三口爭著用書桌的“熱鬧”場景。
作為高校教授的她,不知把床底那些厚厚的書搬了多少個來回,當她從90年代90多平米的房子，搬進200多平米的房子里。
她不禁感嘆到：“國家政策好,尤其是改革開放讓我們百姓受了益,從以前要求房子寬敞到現在要求房子結構合理、周到,大家的消費觀念正在一步步提高,真是可喜啊!”數字見證發(fā)展據有關部門統(tǒng)計,青海省1978年人均居住面積僅為1.74平方米，到1988年,已增長到7.48平方米,平均每年以6.9%的速度在高速增長,到1997年人均居住面積已接近9.45平方米，至2003年,全省人均居住面積已增到16.9平方米……來,人均居住面積已番了九倍。
據資料顯示，2008年西寧市計劃開工建設各類住房360萬平方米，3.5萬套。
年末建成各類住房1.44萬套，建成面積140萬平方米；其中政策性住房建設26.16萬平方米。
這樣的數字還在不斷的增加。
5月15日，西寧市二期工程經濟適用房作為2008年為民辦實事的項目，一直深受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根據計劃，二期工程將建設經濟適用住房10萬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住房200套，預計年底前建成。
二期工程的開工，標志著西寧市保障性住房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為全省各地穩(wěn)步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切實解決城鎮(zhèn)住房困難問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鑒作用。
據了解，西寧市此前開工建設的一期10萬平方米經濟適用住房和配建240套廉租住房項目，今年6月份符合申請條件的城鎮(zhèn)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即可入住。
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騰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百姓一朝更比一朝好的生活。
改革開放讓我們在歷史的變革中感到了溫暖，感到了幸福，讓我們繼續(xù)向美好的生活奮力奔跑吧
出國去掙“四大件”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出國人員一定不會忘記坐落在北京安定門外的那個院子。
院子內人頭攢動，排長隊等著報關的，交外匯券的，提貨的——人人興高采烈，旁人艷羨不已。
院外邊好多人圍著門口，有看熱鬧的，有想換外匯的，忙得不亦樂乎。
那個大院，正是出國人員服務公司的所在地。
拿外匯券買“洋貨”的日子“在安外大院，大門離倉庫有二三百米的距離。
每天早上，當警衛(wèi)把門往外一開，黑壓壓的人群就拿著票往里跑，東西實在供不應求。
”國內免稅部總經理池學鋒至今還能清晰地想起當時的場景。
“那時候在講改革開放，要把家門打開，讓國外的一些文化先進來，咱們的人也要走出去。
而中國要和世界交融在一起，首先要人員流動。
那時，國內的物質需求非常旺盛，但生產能力很差，是短缺經濟時代。
有出國人員在國外買了電器等東西背回來，一是影響了國人形象，二是把錢花在國外比較可惜。
所以就想了個辦法，設立一個地方給出國人員提供服務，也同時收回外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雜志記者分析了當時的背景。
據記者了解，當時到免稅商店買東西，需要滿足三個基本條件：一要出國，并根據政策得到相應的可購買自用物品的數量，也就是所謂的“指標”；二是相對應的一些證明，比如護照等；三就是錢（外匯券）。
受歡迎的日貨“83年，國務院就批準成立了我們這家公司。
在這個行業(yè)里，我們是領頭羊。
我們從國外，尤其是日本，把商品買進來，再按照有關免稅的政策向出國人員提供商品。
商品范圍大到摩托車，小到電池，我們都有。
出國人員需要什么，我們就提供什么。
當時，人們都崇尚日本原裝進口，我們有日本所有的牌子，索尼、松下、東芝、日立、三洋……”池學鋒介紹說。
的確，在80年代，日本電器讓國人趨之若鶩。
人民銀行一位李女士告訴記者：“1988年，我到出差，因為這次出國，得到了去免稅店買一個大件的指標。
我挑了好久，最后買了松下的彩電，質量相當好，是原產的，后來用了很多年”。
李女士所說的“大件”也是當時時興的術語。
池學鋒介紹說：“免稅店的商品最初分大件、小件和不算件三類。
最初的時候，有舊四大件，即電視、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
后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大件也升級了，變成彩電、音響、冰箱、洗衣機等等。
小件則有吸塵器、電熨斗等。
再后來，情況又變了，有的小件就不算件了，只分要件和不要件。
政策是隨著市場的需求和改革開放的深化而變化的。
”一扇開了的窗“80年代人們的愿望太簡單了，就是改善現有的生活。
怎么改善呢——想辦法出國掙幾大件。
”有人這樣形容那個時代的消費觀。
但就在這樣樸素的消費觀影響下，中國人走向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西方的一些文明隨著他們的商品進入了中國家庭。
中國曾經有一度崇尚西方，覺得人家什么都先進，咱們自己生產的什么都不靠譜。
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的撞擊，是改革開放的中國與國際交融的過程。
”池學鋒這樣評價。
“在開放之前，中國注重重工業(yè)的發(fā)展，沒有什么輕工業(yè)。
而在那扇窗口打開了之后，國家開始制訂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勵輕工業(yè)的發(fā)展，一方面通過我們這樣的渠道引進國外的原裝產品，另一方面加緊走合資的道路，給合資的企業(yè)開了口子。
于是，像松下這樣的企業(yè)就變成了雙軌制，一方面在日本維持它的生產線和研發(fā)，給我們提供原裝的產品，另一方面一條腿踏進了中國，開始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yè)，相繼建起了40多個廠。
這就造就了國外原裝品和合資品同步發(fā)展的格局。
后來，國內廠家的基礎技術和生產質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很多產品就談不上原裝不原裝了。
我們就不做電器了。
”對于電器這塊被放棄的業(yè)務，池學鋒一點也不“心疼”。
他認為，隨著中國工業(yè)水平的提高和人們消費觀念的提升，業(yè)務轉向是必須的，而這種升級也是令人欣慰的。
他告訴雜志記者，如今他們的業(yè)務已經開始進入后消費時代，“原來我們的商品以日本產品為主，而現在主要以歐洲產品為主。
我們開始走品牌、品位路線，當然，貨真價優(yōu)這個特點是始終保持的。
”:100元的故事說到改革開放給中國老百姓帶來的變化，當然要說到錢。
要說到錢，就說100元在我經歷中的意義吧，也許，這會讓每個人想到自己那本小賬，那些經歷。
最早接近100元這個數字，是“”上山下鄉(xiāng)。
高中畢業(yè)了，大學不招生，城市也無法給青年人提供就業(yè)機會，就把青年們下放到農村去，自食其力，叫做“插隊知識青年”。
我自食其力在農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約有100元。
其中實物收入是糧食300多斤，每斤約1角錢，現金收入約60多元。
當然，糧食的黑市價每斤有1元多錢，但我自己張嘴塞肚皮還不夠，哪能去賣
所以一年總收入就只有100元。
我在生產隊表現還好，當上了副隊長，收入等級較高，每天掙工分9分，最高等級每天掙10分。
因此，這也是“”中一個農民的收入狀態(tài)。
我參加工作的第一份工資是每月27元，軍馬場的倉庫保管員，行政27級。
拿了兩年，軍馬場撤銷了，調到部隊另一個工程處。
財務科說：“哪來的27級
一級工還相當于25級呢。
”于是我變成一級工，升了兩級，拿36元錢。
再一年升到二級，拿42·1元。
這個標準一直拿到我以后上完大學。
42·1元的月工資是化學工業(yè)行業(yè)的工資，這是除了大學畢業(yè)生每月拿56元之外，青年職工中較高的工資了。
這是個什么概念
我記得一個老工人給我扳著指頭算賬：“現在市場雞蛋2角一個，我一月掙200個雞蛋
”當年鄧拓寫了篇《一個雞蛋的家當》被批斗撤職。
其實中國老百姓沒有金本位，就是“蛋本位”。
也就是說，我剛參加工作的工資是每月100個雞蛋，到改革開放前變成了每月掙200個雞蛋。
這就是當時城市青年職工的生活水平，每月掙200個雞蛋，已經不是一個雞蛋的家當了，我心滿意足。
要問我當時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我說過，“唉，如果正常升工資，再加運氣好當個官，到退休能每月掙100元錢多好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工資還沒漲，我上大學了。
上了大學還發(fā)表作品了，發(fā)表作品掙稿費，收發(fā)室小黑板上常有“葉延濱”3個字，同班同學也有幾個奮起寫作。
寫作還得全國獎了。
1981年，還是個大學生的我，風風光光在中央首長手上領了獎狀。
不僅有獎狀，還有獎金。
中國作家協(xié)會頒發(fā)的國家級獎金100元。
少嗎
那時我可真是不覺得少，兩個半月的工資哪
從此之后，榮譽不只是掛在墻上的獎狀了，還有獎金。
1992年，我有幸成為首批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這專家稱號與津貼有關，每月發(fā)給特殊津貼100元（剛開始我和另一位“年輕專家”每月只有50元，很快就變成100元）。
這津貼在1993年相當于我工資的一半，按當年物價能買多少雞蛋沒算過，但畢竟一下子漲了50%的工資啊。
之后，中國人民銀行發(fā)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鈔。
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工資獎金變成多少個100元了，人人心知肚明。
100元就變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來揮去的平常物了。
于是，在我的記憶中，100元從此不再有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