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被乏到潮陽的故事讀后感
遠貶潮州，是韓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
仕途的蹭蹬、家庭的不幸、因孤忠而獲罪的錐心之恨，因喪女（十二歲的幼女摻死貶途）而愧疚交加的切膚之痛......一齊降臨到他的身上。
他沉浮于險象四伏的宦海中，掙扎在苦難的命運漩渦里，卻依然以儒家積極用世的精神，在不到八月的潮州刺史任期內(nèi)，為潮人切切實實的辦了一系列的好事，為潮州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從而贏得了歷代潮州人的景仰與緬懷。
韓愈傳讀后感400字
在寒假里，我有幸閱讀了李長之著韓愈傳，才感覺自己對韓愈有了更深一點的了解，起初只知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讀了這本書之后，才發(fā)現(xiàn)韓愈是讓人十分尊敬的。
我還依稀記得里面的這句話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
意思是說韓愈因為自己是孤兒，小時候很刻苦的學習儒家經(jīng)典，不像其他孩子那樣還需要獎勵來誘導。
韓愈并不因為自己是孤兒而墮落了，或許會被別人所嘲笑，或許少了父愛母愛，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勤勤懇懇，腳踏實地的認真學習，他學習并不是為了獎勵，而是自己要學，這樣的付出是無價的，想想如今的我們，或許我們曾抱怨過讀書累，但是我們的狀況比韓愈當時要好多了，我們更不應該放棄，應該發(fā)奮，向韓愈學習，只要付出就會有回報
這是韓愈讓我尊敬的一點。
他在詩歌上的成就也讓我敬佩不已，當然我想這一點與他小時候勤勉讀書是密不可分的。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nèi)容，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
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
韓愈也和柳宗元一起開創(chuàng)了古文運動，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chuàng)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
韓愈對于事物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作品更是構(gòu)思奇特，他在文學上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覺得韓愈的勤勉讀書和他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是使他成功的原因，雖然他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但他還是努力讀書
這和他一系列的成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關(guān)系。
以“讀韓愈讀后感”為題以議論文的形式寫300字
讀韓愈讀后感“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
”原本我還喜歡這句話，喜歡這句話隨心所欲、放蕩自由的方式，可是，在讀過韓愈之后，他那種泰然處之、盡力有為卻印在我心中。
現(xiàn)在的社會，越來越多的虛假和奉承，人們每天都活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中。
我們是否應當反思，是不是該有人站出來說一句真話
在人們都錯了的時候，是不是該有人站出來職責一下
哪怕是失敗了，但是否心中有這一種勇氣
可惜現(xiàn)在的人們什么都丟了，留下的只有一個傀儡和一副面具，因為人們知道，說真話的下場是不好的······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社會的黑暗就是因此而生，然而韓愈能夠摘下面具，將心底的話講述給世人······再有就是能在任何逆境中葆有一個良好的心態(tài)。
能夠在人生的低谷中不失信念，用一顆積極的心面對世界
“一個衰朽的書生，他長須弓背雙手托著一封奏折，一步一顫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單人瘦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這是一位偉人，在我心中，他是魁梧的，一步步邁得那么堅定。
為了人民的光明，他總是面對黑暗，而心中卻始終明朗，留給人們的是一個偉岸的背影。
《百家講壇》 唐宋八大家之韓愈觀后感 字數(shù)300~500 好的 追加50分~~~
今天我讀了《聰明的韓愈》這個故事，我覺得故事當中的韓愈他是個聰明、活潑的小學生。
韓愈用的辦法是：把蠟燭點燃，用燭光照亮整個屋子。
他買蠟燭用的錢比別的同學買的稻草和樹苗用的錢少，還完成了老師給同學的作業(yè)，所以老師夸他很聰明。
我們要向他學習，遇到事情要動動腦子 （望采納，謝謝）
梁衡《讀韓愈》原文
《讀韓愈》梁衡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寫得好是真的。
所以，我讀韓愈其人是從讀韓愈其文開始的，因為中學課本上就有他的《師說》、《進學解》。
課外閱讀，各種選本上韓文也隨處可見。
他的許多警句，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導我們的行為。
但由文而讀其人卻是因一件事引起的。
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韓公祠，祠依山臨水而建，氣勢雄偉。
祠后有山曰韓山，祠前有水名韓江。
當?shù)厝苏f此皆因韓愈而名。
我大惑不解，韓愈一介書生，怎么會在這天涯海角霸得一塊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來有這樣一段故事。
唐代有個憲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導下國內(nèi)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迎佛骨活動，就是將據(jù)稱是佛祖的一塊朽骨迎到長安，修路蓋廟，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勞民傷財，一場鬧劇。
韓愈對這件事有看法，他當過監(jiān)察御史，有隨時向上面提出誠實意見的習慣。
這種官職的第一素質(zhì)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見獲死罪都在所不辭。
所謂“文死諫，武死戰(zhàn)”。
韓愈在上書前思想好一番斗爭，最后還是大義戰(zhàn)勝了私心，終于實現(xiàn)了勇敢的“一遞”，誰知奏折一遞，就惹來了大禍；而大禍又引來了一連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韓愈是個文章家，寫奏折自然比一般為官者也要講究些。
于理、于情都特別動人，文字鏗鏘有力。
他說那所謂佛骨不過是一塊臟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這佛如果真的有靈，有什么禍殃，就讓他來找我吧。
（“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凜然大氣和獻身精神。
但是，這正應了我們現(xiàn)時說的，立場不同，感情不同這句話。
韓愈越是肝腦涂地，陳利害，表忠心，憲宗越覺得他是在抗龍顏，揭龍鱗，大逆不道。
于是，大喝一聲把他趕出京城，貶到八千里外的海邊潮州去當?shù)胤叫」佟?/p>
韓愈這一貶，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
因為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順，比之李白的懷才不遇，柳永的屢試不第要嚴重得多，他們不過是登山無路，韓愈是已登山頂，又一下子被推到無底深淵。
其心情之壞可想而知。
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趕出長安，年僅十二歲的小女兒也慘死在驛道旁。
韓愈自己覺得實在活得沒有什么意思了。
他在過藍關(guān)時寫了那首著名的詩。
我向來覺得韓愈文好，詩卻一般，只有這首，胸中塊壘，筆底波濤，確是不一樣：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癉江邊。
這是給前來看他的侄兒寫的，其心境之冷可見一斑。
但是，當他到了潮州后，發(fā)現(xiàn)當?shù)氐那闆r比他的心境還要壞。
就氣候水土而言這里條件不壞，但由于地處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習極多極重。
農(nóng)耕方式原始，鄉(xiāng)村學校不興。
當時在北方早已告別了奴隸制，唐律明確規(guī)定了不準沒良為奴，這里卻還在買賣人口，有錢人養(yǎng)奴成風。
“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
”其習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藥，殺雞殺狗，求神顯靈。
人們長年在渾渾噩噩中生活。
見此情景韓愈大吃一驚，比之于北方的先進文明，這里簡直就是茹毛飲血，同為大唐圣土，同為大唐子民，何忍遺此一隅，視而不救呢
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同在一片藍天下，人人都該享有愛。
按照當時的規(guī)矩，貶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實實磨時間，等機會便是，決不會主動參政。
但韓愈還是忍不住，他覺得自己的知識、能力還能為地方百姓做點事，覺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這點冤、這點苦反倒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連續(xù)干了四件事。
一是驅(qū)除鱷魚。
當時鱷魚為害甚烈，當?shù)厝擞置孕?，只知投牲畜以祭，韓愈“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興修水利，推廣北方先進耕作技術(shù)。
三是贖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錢抵債，錢債相抵就給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錢贖，以后不得蓄奴。
四是興辦教育，請先生，建學校，甚至還“以正音為潮人語”，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推廣普通話。
不可想象，從他貶潮州到再離潮而貶袁州，八個月就干了這四件事。
我們且不說這事的大小，只說他那片誠心。
我在祠內(nèi)仔細看著題刻碑文和有關(guān)資料。
韓愈的確是個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來表現(xiàn)，也正是這一點為我們留下了如日記一樣珍貴的史料。
比如，除鱷之前，他先寫了一篇《祭鱷魚文》，這簡直就是一篇討鱷檄文。
他說我受天子之命來守此土，而鱷魚悍然在這里爭食民畜，“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
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他限鱷魚三日內(nèi)遠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盡殺乃止”
陰雨連綿不斷，他連寫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請求天晴。
他說天啊，老這么下雨，稻不得熟，蠶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
要是我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無辜的，請降福給他們。
（“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
”）一片拳拳之心。
韓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兩篇上表外，余皆是驅(qū)鱷祭天，請設鄉(xiāng)校，為民請命祈福之作。
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當其獲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時，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難能可貴了。
一個人為文不說空話，為官不說假話，為政務求實績，這在封建時代難能可貴。
應該說韓愈是言行一致的。
他在政治上高舉儒家旗幟，是個封建傳統(tǒng)思想道德的維護者。
傳統(tǒng)這個東西有兩面性，當它面對革命新潮時，表現(xiàn)出一副可憎的頑固面孔；而當它面對逆流邪說時，又表現(xiàn)出撼山易、撼傳統(tǒng)難的威嚴。
韓愈也是這樣，他一方面反對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對當時最尖銳的兩個社會問題，即藩鎮(zhèn)割據(jù)和佛道泛濫，深惡痛絕，堅決抨擊。
他親自參加平定叛亂。
到晚年時還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馬到叛軍營中去勸敵投誠，其英雄氣概不亞于關(guān)云長單刀赴會。
他出身小戶，考進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進士，在考官時又三次碰壁，烏紗帽得來不易，按說他該惜官如命，但是他兩次犯上直言，被貶后又繼續(xù)盡其所能為民辦事。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以國為任，以民為本，不違心，不費時，不浪費生命。
他又倡導古文運動，領(lǐng)導了一場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載道”、“陳言務去”，開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駢文這個重形式求華麗的節(jié)外之枝，而直承秦漢。
所以蘇東坡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他既立業(yè)又立言，全面實踐了儒家道德。
當我手倚韓祠石欄，遠眺滾滾韓江時，我就想，憲宗佞佛，滿朝文武，就是韓愈敢出來說話，如果有人在韓愈之前上書直諫呢
如果在韓愈被貶時又有人出來為之抗爭呢
歷史會怎樣改寫
還有在韓愈到來之前潮州買賣人口、教育荒廢等四個問題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馬燈似的換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職超過八個月的也大有人在，為什么沒有誰去解決呢
如果有人在韓愈之前解決了這些問題，歷史又將怎樣寫
但是沒有，什么都沒有。
長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鉤曉月下靜靜地等待，秦嶺驛道上的風雪，南海叢林中的霧癉在悄悄地徘徊。
歷史終于等來了一個衰朽的書生，他長須弓背雙手托著一封奏折，一步一顫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單人瘦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約可分四種。
一曰生活之苦，饑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懷才不遇；三曰事業(yè)受阻，功敗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處絕境。
處逆境之心也分四種。
一是心灰意冷，逆來順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騷滿腹；三是見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處之，盡力有為。
韓愈是處在第二、第三種逆境，而選擇了后兩種心態(tài)，既見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腳踏實地，盡力去為。
只這一點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層高明，沒有只停留在蜀道嘆難，江畔沉吟上。
他不辭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顯，只是奉獻于民，求成于心。
有人研究，韓愈之前，潮州只有進士三名，韓愈之后，到南宋時，登第進士就達一百七十二名。
是他大開教育之功。
所以韓祠中有詩曰：“文章隨代起，煙癉幾時開。
不有韓夫子，人心尚草萊
”這倒使我想到現(xiàn)代的一件實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識分子被錯劃為右派，并發(fā)配到基層。
當時王震同志主持新疆開發(fā)，就主動收容了一批。
想不到這倒促成了春風渡玉門，戈壁綻綠蔭。
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訪，親身感受到充邊文人的功勞。
一個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歷史絕不會陪你哭泣，而它只認你的貢獻。
悲壯二字，無壯便無以言悲。
這宏偉的韓公祠，還有這韓山韓水，不是紀念韓愈的冤屈，而是紀念他的功績。
李淵父子雖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沒有聽說哪山哪河易姓為李，倒是韓愈一個罪臣，在海邊一塊蠻夷之地施政八月，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
歷朝歷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廟建祠，但哪一塊碑哪一座廟能大過高山，永如江河呢
這是人民對辦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紀念。
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當他與百姓利益，與社會進步連在一起時就價值無窮，就被社會所承認。
我遍讀祠內(nèi)憑吊之作，詩、詞、文、聯(lián)，上自唐宋下迄當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約不下百十來件。
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種人物在這里獎韓公不知讀了多少遍。
我心中也漸漸泛起這樣的四句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八月為民興四利，一片江山盡姓韓。
作者簡介： 梁衡，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作家。
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
歷任《內(nèi)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
曾榮獲全國青年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全國優(yōu)秀科普作品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種榮譽稱號。
現(xiàn)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委會委員、中國記者協(xié)會全委會常務理事、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
韓愈(或歐陽修)文章風格論述
韓愈的散文 韓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范。
韓文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韓文分論說、雜文、傳記、抒情四類。
他的論說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為主要內(nèi)容，邏輯性強、觀點鮮明、鋒芒畢露，能體現(xiàn)他的文風。
《師說》、《原毀》、《爭臣記》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筆鋒犀利、形式活潑，《雜說四·馬說》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這一特點。
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tǒng)，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
《張中丞傳后敘》是公認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diào)，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韓愈與古文運動 所謂“古文”的復興，有賴于韓愈的出現(xiàn)。
而說到韓愈，則必須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韓愈具有積極維護封建專制和儒家“道統(tǒng)”的熱情，而另一方面，韓愈又是一個個性很強、自我表現(xiàn)欲很強的人。
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縱肆的詩歌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感覺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張揚外露的氣質(zhì)，而“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芍藥歌》）這一類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謹斂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繼承道統(tǒng)自命，也可以說是上述兩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現(xiàn)。
所以，當韓愈投入古文復興運動時，他的態(tài)度與前人實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復興儒學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場上，他確是繼承了前人；但他的整個散文理論，特別在變革文風、推進創(chuàng)作方面，卻增添了許多新的和更為合理的內(nèi)容。
而古文運動獲成功，不僅由于他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寫出了許多富于個性、才力和創(chuàng)造性的佳作，從實踐上重新奠定了散體文的文學地位。
同時，他大力提倡與呼吁文體改革，團結(jié)了一批撰寫散體文的作家，使散體文創(chuàng)作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文學潮流。
《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
”其中，獨孤及對韓愈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因為大歷十二年獨孤及去世時，韓愈才十歲。
但梁肅對韓愈卻有直接影響。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中曾說到過梁肅對自己及朋友的提攜，《唐摭言》還記載韓愈、李觀、李絳、崔群在梁肅處游學，三年未得見面，而一見之下，梁肅大為稱賞，于是十分推獎他們的文章。
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韓愈接受了梁肅的散文理論，則無可懷疑。
不過，韓愈的古文理論絕不是簡單地抄襲或因循前人的見解，它的實際內(nèi)容要豐富得多。
第一，韓愈主張寫散文“宜師古圣賢人”（《答劉正夫》），但學習古文，并不因為“其句讀不類于今”，而是“學古道則欲兼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也就是說，學古文根本上是為了學習“道”。
表面看來，這與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等人的思想并沒有區(qū)別，但是，蕭穎士等人所說的“道”只是指倫常教化、道德規(guī)范，即儒家學說中的外在倫理規(guī)范，而韓愈所說的“道”則兼指（有時偏重）人的內(nèi)在道德修養(yǎng)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論》中曾說過，“不務修其誠于內(nèi)，而務其盛飾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遲生書》中又說過，“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故君子慎其實”，并反復強調(diào)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的論點（《答侯生問論語書》），顯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學說的精神，把內(nèi)在精神看得很重的。
所以，他很重視“氣”的作用，認為文章的好與壞，就決定于這種精神性的“氣”充實與否。
他曾借孟子的話說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實，文章也會充實，而“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同上）。
《答李翊書》中又說： 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與言猶是也。
這當然不是韓愈的發(fā)明，但是，韓愈再次提出這些見解卻有兩重意義：一是他把“文本于道”從外在禮法規(guī)范、道德信條對文學的制約轉(zhuǎn)化為人的內(nèi)在人格修養(yǎng)對文學內(nèi)容的決定。
盡管韓愈所要求的人格修養(yǎng)與內(nèi)在精神總體上并不與儒家禮法相沖突，但它畢竟使文學趨向自覺的表現(xiàn)而不是被動的詮釋。
二是韓愈肯定了內(nèi)在精神與人格修養(yǎng)中情感的地位。
所謂“氣”，也包括了“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送高閑上人序》）、“愁思之聲”、“窮苦之言”（《荊潭唱和詩序》）等等“不平有動于心”的個人情感活動及其在各種藝術(shù)中的表現(xiàn)。
這說明韓愈講“文以明道”仍是有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贊許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的存在。
第二，學習古人的散文體格，主要應該學習古人“詞必己出”（《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而不是簡單地模擬古文。
駢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爛熟的套話翻來復去地鑲嵌在文中，既無真情實感，又無新鮮的語言。
針對這種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韓愈，便把“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看得很重。
雖然他也很重視從古人的作品中學習語言，如《進學解》中曾歷數(shù)“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這些古文的技巧和語言上。
在《答李翊書》中，他說自己學文，開始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但這時并不能“唯陳言之務去”。
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漸漸有了心得，于是“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
最后，對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養(yǎng)氣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寫自己的話、自己的心了。
可見，韓愈要求的，乃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的學習古文方法和“自樹立，不因循”（《答劉正夫書》）的文章語言風格。
而實際上他對前代文章的借鑒吸收，范圍是很廣泛的，其中也包括駢文的成分。
在主張“文以明道”的同時也承認作者個人的內(nèi)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現(xiàn)的合理性，在主張“師古人”的同時又強調(diào)語言的創(chuàng)新和風格的個性化，這是韓愈散文理論的精華所在。
但是，個人內(nèi)在情感與個性的表現(xiàn)與“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統(tǒng)一的，而常常會出現(xiàn)矛盾。
面對這種矛盾，韓愈在理論上還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認人的內(nèi)在情感是文學創(chuàng)作成敗的基礎，但另一方面又試圖把這些感情盡可能納入合乎封建倫常的規(guī)范中。
他說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重答張籍書》），自己的“文”是“歌頌堯舜之道”的文，內(nèi)容“皆約六經(jīng)之旨”，雖然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于天下”，但也決“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诪張之說無所出于其中”（《上宰相書》）。
總之，“道”對個性對情感的寬容，還是有限度的。
至于韓愈本人的創(chuàng)作，又比他的理論更能反映出他作為文學家的氣質(zhì)。
其中雖然有大量論“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讀荀子》等，但也有許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藝術(shù)性的文學作品。
所以，當時人裴度說他“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為戲”（《寄李翱書》），后來人說他“徒語人以其辭”（王安石《上人書》）、“第文人耳”（宋釋契嵩《非韓》）、“以為文人則有余，以為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讀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與追求“文”之間的脫節(jié)現(xiàn)象，看到了他對文學性的興趣往往超過了對政治倫理的興趣這一事實。
但是，這恰恰是韓愈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他既投入了豐富的情感，又運用了很高的語言技巧，因而寫出了許多優(yōu)秀的散文作品。
韓愈的《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說理文結(jié)構(gòu)嚴謹，重視行文的氣勢和邏輯，過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稱賞，但文學價值并不高。
倒是一些議論性的短文，帶著充沛的感情，寫得真摯動人。
如《送孟東野序》為孟郊鳴不平，激動地發(fā)泄著對時代與社會埋沒人才現(xiàn)象的一腔怨氣；《送董邵南序》則借安慰因“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趙謀事的董邵南，抒發(fā)對才士沉淪不遇、生不逢時的感慨； 而《送李愿歸盤谷序》則借贊美退隱者的清高，斥責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徑，蘊含了下層文人在社會壓抑下一種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氣”。
此外，還有一些近乎寓言的雜感，則銳利尖刻、生動形象，往往一針見血，而又不動聲色。
如《雜說一·說龍》、《雜說四·說馬》、《獲麟解》等，都是借龍、馬、麟等動物的遭遇來寫人的，在這些雜感中往往包含了韓愈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或窮愁寂寞的嘆息。
如著名的《說馬》：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zhí)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
”嗚呼
其真無馬邪
其真不知馬也
在韓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韓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駢體或四言韻文寫作，在整齊的格式中求得一種莊肅之感。
而此文全無格式、套語，而且不像韓愈其他文章那樣講究結(jié)構(gòu)。
全文以向死者訴說的口吻寫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數(shù)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極寫內(nèi)心之辛酸悲慟；中間一段寫初聞噩耗時將信將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動人。
文章語意反復而一氣貫注，最能體現(xiàn)在特定情景下散體文相對于駢體文的優(yōu)長。
韓愈的記敘文中，如《張中丞傳后敘》、《毛穎傳》、《石鼎聯(lián)句詩序》等，敘事中或加渲染，或雜諧謔，也寫得很生動傳神。
像《張中丞傳后序》寫南霽云向賀蘭進明求援，而賀蘭進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動，反而設宴以籠絡南霽云，這時，韓愈以濃筆重彩寫道： 霽云慷慨語曰：“云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
”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之泣下。
下面，接著又加上一節(jié)： （南霽云）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 這兩段，在刻畫南霽云忠勇堅貞品格的同時，把南霽云剛烈的個性也凸現(xiàn)出來了。
在《石鼎聯(lián)句詩序》中，韓愈充分運用欲擒故縱、借外現(xiàn)內(nèi)的方法，描寫才智過人的道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侯喜二人聯(lián)詩的戲劇性過程和人物的心理變化。
他先寫道士的貌不驚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jié)，喉中又作楚語”，因而反襯出侯喜等人“視之若無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
但當應彌明之請而聯(lián)詩后，這種心理上的高傲就開始發(fā)生變化：一開始聽到寫詩，劉師服便“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侯喜也當仁不讓，“踴躍，即綴其下”，道士卻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墻坐”，一面高吟兩句“龍頭縮菌蠢，豕腹?jié)q彭亨”，機帶雙敲，詭譎中暗含譏刺，兩人便驚住了；但他們心中仍然不服，還想倚多取勝，“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則“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
直到三更，兩人心理上已徹底被擊潰，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這時兩人“大懼，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卻已“倚墻睡，鼻息如雷鳴”。
這篇文字如同小說，把兩個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樣、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節(jié)、放蕩機智的形象寫得十分生動。
縱觀韓愈的散文創(chuàng)作，其藝術(shù)技巧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韓愈很注意語匯的創(chuàng)新。
駢文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語言陳舊、套路濫熟、好用典故，而他從前人的語匯中推陳出新，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新詞，創(chuàng)造出不少新穎的語匯，使文章常常閃現(xiàn)出妙語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氣。
像《送窮文》中的“面目可憎”、“垂頭喪氣”，《進學解》中的“動輒得咎”、“佶屈聱牙”、“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東野序》中的“不平則鳴”，《應科目時與人書》中的“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等，都是沿用至今、鮮明生動的詞語。
此外，韓愈還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采摭一些不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強的詞匯，如《送窮文》寫鬼“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石鼎聯(lián)句詩序》寫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jié)”，《進學解》寫治學“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寫山氣“蜿蟮扶輿，磅礴而郁積”，看起來未必美，但極其生動傳神。
當然有時韓愈也不免矯枉過正，用一些冷僻生澀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難通。
其次，韓愈很注重句式的設計。
駢文的句式，固然整齊合拍、音節(jié)響亮，但缺少變化，氣勢較弱，韓愈的散文，則極善于交錯運用各種重復句、排比句、對仗句，來增加文章的變化與氣勢，發(fā)揮散文句子可長可短的優(yōu)勢，彌補散文缺乏音樂美和節(jié)奏感的缺陷。
如《進學解》第二段論先生的學業(yè)、儒道、文章、為人，四層敘述結(jié)尾分別是“先生之業(yè)，可謂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于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使四層意思的節(jié)奏顯得很整齊分明，語氣在流暢中重重疊疊，層層加碼，為后面突然的大轉(zhuǎn)折作了有力的鋪墊。
又如《畫記》中述畫中之人，不避重復地列舉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zhí)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等三十二種姿態(tài)的一百二十三人； 記畫中的馬，則一一寫了二十七種馬的姿態(tài)，看起來很羅嗦，但讀來卻娓娓動聽，畫上各種人、馬姿態(tài)畢現(xiàn)，各種長短錯落、節(jié)奏不一的句式以極其繁復的方式組織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幅龐大細密、錯落參差的宏大圖畫的布局形式。
此外，《送孟東野序》連用三十八個“鳴”，由于句式變化，并不令人感到單調(diào)，反而有一種噴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寫初聞噩耗時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語助詞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語氣錯落相雜，或感嘆或疑問，句子忽長忽短，很真實地表現(xiàn)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變化。
再次，韓愈極為注意文章的結(jié)構(gòu)布局。
他有時以重筆陡然而起、突兀而現(xiàn)，抓住讀者目光，然后再轉(zhuǎn)入本題，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首； 有時則從遠處迂回而來，如《送區(qū)冊序》先說陽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莊子關(guān)于逃世之人聞空谷足音而喜的話轉(zhuǎn)接，寫出其時其境中與區(qū)冊交識的愉快。
至于《送孟東野序》則是上述兩種類型的結(jié)合，文章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警句振起后，卻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文辭又是從上古說到有唐，一路惝恍迷離，不著邊際。
最后寥寥數(shù)語歸結(jié)到孟郊，反觀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發(fā)，又成為本文正題的鋪墊。
另外，像《原道》那種抽絲剝筍般的層層推進，《原毀》的正反互映、通篇對比，雖是單純說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況下，韓愈還有意避免搖曳生姿的文章結(jié)構(gòu)。
如《柳宗元墓志銘》寫得十分平實，表現(xiàn)出他對這位朋友愛其人格、才華而惜其行事（韓不贊同柳參與永貞革新）、憐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為文。
但這其實也是對于文章結(jié)構(gòu)的一種精心考慮，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平實就是最好的結(jié)構(gòu)。
韓文具有各種體式，風格也有所不同，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氣勢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穎、句式參差交錯、結(jié)構(gòu)開闔變化，前人說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蘇洵《上歐陽內(nèi)翰書》）。
當然，韓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跡也是難免的。
當時，韓愈是文壇上的領(lǐng)袖，他不僅自己提出理論，參與實踐，而且極力推獎提攜文學上的同道，如作《薦士詩》推薦孟郊，寫狀推薦張籍、樊宗師（《薦張籍狀》《薦樊宗師狀》），寫文為李賀打抱不平（《諱辯》）等。
他自己也說交游很廣，“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藝取”（《與崔群書》），李翱則說他“頗亦好賢”，像“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答韓侍郎書》），因此，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集團，他們在詩文兩方面都進行了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努力。
在詩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則除了韓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
如李翱以議論文為主，雖結(jié)構(gòu)整飭，卻缺乏文采和氣勢；皇甫湜的散文則比較重視外在語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較弱，氣勢也不夠雄大；樊宗師的散文更把韓愈的語言奇崛險怪推向了極端，雖然“詞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語言交流的通則，走向了晦澀艱深。
對韓愈的評價
韓愈是一個氣場和存在感均極人物。
作為文壇領(lǐng)袖，他“手持，高視寰?！薄叭嗄辏暶▌⒂礤a《祭韓吏部文》）；作為作家，他敢為風氣之先，為文為詩氣勢磅礴；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人”，他剛直敢任，人格偉岸，誠為偉丈夫。
如此人中鸞鳳，卻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極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許多細微樂趣或煩惱，而且有幽默的一面。
——潘向黎 韓愈確實是不可多得的歷史人才，他的影響使無數(shù)帝王將相相形見絀。
在中唐的政治舞臺上，他扮演過監(jiān)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誥、刑部侍郎、國子監(jiān)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績。
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文學上。
他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tǒng)，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nèi)容的駢體文。
為文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堅決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tǒng)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故宋人蘇軾對他推崇備至，稱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弱”的豐功偉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