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文人受到莊子深刻影響的文章詩句
莊子是屬于道家學派的，很多時候往往有一些比較灑脫的人比較喜歡莊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莊子是不瘦政治的歡迎的，但是他始終瘦很多田園詩人或者是一些鬼便是人的青睞。
其中李商隱就有一巨獸莊子深刻影響的文具。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杜甫受到莊子深刻影響的文章詩句
莊子哲學是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上一支獨放異彩的奇葩。
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東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和文明。
無論是他深邃而雋永的智慧，抑或是他曠達而任真的品性，都啟示過各個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向往精神自由的知識分子。
在中國社會的長期發(fā)展過程中，莊子哲學又與老子哲學一起構架成了古代哲學史上深具影響力的道家哲學，從而對中國思想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1.開創(chuàng)了兼容并蓄的思想格局 《莊子·天下》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學術批評史。
莊子在該篇中對活躍于先秦哲壇上的諸子百家進行了全面的評述，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一方面公正批評了各種思想固有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對每一種可以汲取利用的思想因素作了充分肯定。
在《莊子》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莊子這種博采眾長、兼容并蓄的學術傾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莊子對儒家思想進行的批判與汲取的理論工作，為中國思想史中特有的儒道互補文化格局作了大量的理論準備。
莊子一方面借儒家的孔子闡述了大量的道家理論；另一方面又不斷地用道家思想附會儒家觀念。
在《莊子》的外篇中就有許多儒道雙修的人物形象，他們都貫穿了亦儒亦道、儒道相契的思想，以道家的外衣包容了儒學的觀點。
漢魏之際，儒學獨尊的思想格局結束以后，儒道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融合。
魏晉玄學思想家開始著手建立一種新型的儒道兼蓄的思想，他們都大量借鑒了莊子的理論實踐，將《莊子》、《老子》和《周易》并列為魏晉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歷史上稱之為“三玄”。
著名的玄學家王弼主要通過注疏《老子》和《周易》建立了一個玄學思想體系，提出“以無為本”的哲學命題，他援引了道家的有無理論，企圖建立能為儒道都接納的宇宙本體思想。
稍后的玄學名士阮籍、嵇康開始側重于莊子思想中儒道兼蓄的政治理論，建立起玄學的政治觀，他們針砭時弊，大膽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突出莊子的“游世”旨趣，以此對抗司馬氏專制集團的殘酷政治，從而也使玄學理論逐漸成為知識分子或仕或隱的思想依據(jù)。
到了玄學后期，郭象則進一步通過他的《莊子注》而發(fā)揮莊子思想，努力調(diào)和名教與自然，即儒道之間的沖突和對立，使莊子思想中儒道互補的理論得到了極大的發(fā)揮，終于演繹成為時代風尚。
這樣既滿足了人們對理論思維水平不斷提高的要求，又符合了一般知識分子對異化的現(xiàn)實政治表現(xiàn)的不同需要和選擇。
此外，玄學在融合老莊與儒學的過程中，由于借鑒了道家的抽象思辯思想，因而能夠在東晉時期佛學盛行的時候，從理論的高度與佛學思想對接，從而奠定了中國歷史上儒、道、釋合流的思想格局，特別是老莊關于宇宙本體的理論構架同佛學思想中的“色空”理論水平相若，很容易為佛教僧人引用附會、使釋、道能夠從同一個思想層面互相融會。
莊子思想中關于“有”和“無”相互關系的那種饒有趣味的解釋同佛教中的禪學理論旨趣更為接近，他們對世界的體認方式也極為相似。
比如禪學中的參禪打坐的修行方法，與莊子所實行的“心齋”、“坐忘”等體道方式，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nèi)容上都很接近，他們都主張從“虛”、“靜”的體認中來消除內(nèi)心的是非成見以及種種世俗觀念的束縛，進入無知無欲的心靈境界。
再如道、釋兩家的心物之論也頗相似，例如禪宗所謂的“從見山是山，到見山不是山，再到見山又是山”，同莊子的“以道觀物，物于貴賤”的觀點也是不謀而合。
到了隋唐以后，許多知識分子往往會徜徉在道家與佛教之間，表現(xiàn)出亦佛亦道的精神風采。
由于禪學與莊子思想十分接近，使得它們能夠由道而禪，融合雙方，表現(xiàn)為一種道釋兼?zhèn)涞那f禪精神。
這里我們有必要指出，莊子思想并不是宗教，莊禪并稱也不意味著莊子思想具有宗教的性質(zhì)。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能弄清老莊道家思想與道教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
歷史上，老子和莊子都被道教尊奉為道教的教祖。
老子的《道德經(jīng)》被神化為《道德真經(jīng)》，成了道教第一經(jīng)典。
老子本人被奉為道教教祖。
實際上，道教不同于道家，老子和莊子也不是道教的教祖，《老子》和《莊子》也根本不是什么道教典籍。
2.孕育了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形態(tài) 莊子哲學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儒道互補的思想格局，從而孕育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形態(tài)。
周代封建禮制的分崩離析，使一大批以軍功和耕耘入仕的新興地主脫穎而出，與他們關系密切的士階層的地位和身份也大大提高，這就突破了原來的氏族性的世襲制度。
這種文化環(huán)境，使士階層的行為獲得某種相對的獨立性，就是說，他們既可以選擇出仕經(jīng)世的道路，也可以選擇存志于山林的隱遁閑居的道路。
出仕或隱居為一大批具有政治信念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游刃有余的彈性選擇，他們性格中可以同時具有出世和入世兩種截然不同的品質(zhì)，從而消解了這兩種極端在他們內(nèi)心深處所引發(fā)的尖銳矛盾。
以儒家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yōu)榱藢崿F(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不斷投身現(xiàn)實以執(zhí)仁行義。
在他們心目中，君子必須為道義而生存，即使餓死也不放棄道義，因此他們并不擔心貧窮，而是憂心道義不能夠遍行天下。
他們身上凝聚了強烈的出仕行道精神。
然而他們又把政治理想能否實現(xiàn)完全寄托在君王身上，如果君王無意于他們的政治方案，他們則回天乏術，就只好從積極入世走向遁世隱居這一極端。
孔子就說過，不能夠懷道事君，寧可出世隱居。
不過，即便如此，他依然是肯定這個世俗社會的，只是用隱世來緘守自我理想，維護人格的尊嚴，從不放棄可能實現(xiàn)的政治理想。
顯然，這種傳統(tǒng)的仕與隱的觀念并沒有擺脫君臣大義的局限性，仕與隱都表現(xiàn)了強烈的入世主義政治傾向和積極的現(xiàn)實精神。
像孔子等人，雖然身隱，卻無法擺脫理想政治因現(xiàn)實的阻隔而引起的心理沖突。
他們在無法動搖的君主專制面前，不得不將出仕與否的問題從思想觀念的層面轉(zhuǎn)換到另外一個層面去對待，這就是要從人格方面消除這種尖銳對立和沖突的心理矛盾。
這恰恰是老莊代表的道家所擅長的。
他們由對儒家政治的徹底否定，轉(zhuǎn)向?qū)で笞匀坏奶飯@山水；由否定世俗社會轉(zhuǎn)而尋求精神的無限自由。
這樣他們就能夠從充滿矛盾的現(xiàn)實中抽身退出，體認和把握自然之道的境界。
在自然山水之中安放自我、實現(xiàn)自我。
所以很多仕途蹉跎的知識分子都不期然而然地接受了道家的這種玄思情趣，把政治生活的挫折轉(zhuǎn)化為心理上對自然境界的向往，從而有效地化解了那種置身于現(xiàn)實沖突的緊張心理，從追求優(yōu)游自適的精神自由中尋找到了一片心境安寧的天空。
正是道家的這種回歸自然的精神，才彌補了儒家企圖將出仕與否轉(zhuǎn)向人格和行為的層面所表現(xiàn)出的理論不足。
所以，儒道互補不僅從理論上更在實踐中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也進一步形成了他們所特具的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形態(tài)。
當知識分子滿懷著理想和信念奔走仕途時，他們尊奉儒學、求取功業(yè)；而當他們壯志難酬、仕途受挫時，便不期然而然地發(fā)出向往自然、追求精神無限自由的愿望，他們也因此能夠有充分的自由在追逐功名的現(xiàn)實精神與輕祿傲貴的自然情趣之間作彈性的選擇。
仕與隱不再是最初的那種勢不兩立，而是他們順其自然的自我肯定。
這有助于他們排遣窮通進退的不同困惑。
特別是當政治險惡、人心叵測時，這種自由的適時選擇和自我肯定又成為他們揚棄現(xiàn)實的思想武器。
像陶淵明、李白等都把仕與隱作為表現(xiàn)自己輕祿傲貴、批判現(xiàn)實的有效方式。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形態(tài)構成了士階層普遍的精神結構。
他們?nèi)胧藶楣賱t遵循君臣大禮，講究孝悌尊卑，著重于現(xiàn)實的一面；不仕和潦倒則游心于無，追求精神的無限自由。
處于順境，儒家意識占著上風；處于逆境，則道家意識上升，道家的返樸歸真、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會成為他們反抗現(xiàn)實、蔑視權貴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解釋外儒內(nèi)道這一特殊的精神結構時說：“得志于時而謀天下，則好孔孟；失志于時而謀其身，則好老莊。
”（王夫元著《莊子通》）儒道思想的選擇完全依由個人置身的環(huán)境及心境而確定。
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都以善好老莊而著稱，他們在司馬氏集團濫施淫威的黑暗年代，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庸俗猥瑣的社會禮法，存志于山林之中，歌弦自娛，從儒家的功利思想中擺脫出來，追求自我的精神境界。
東晉詩人陶淵明也是基于對當時昏暗的世道和齷齪不堪的官場生活不滿和厭憎，從崇尚儒家轉(zhuǎn)向仰慕道家的。
他反復在仕與隱之間徘徊，最后毅然擯棄了富貴榮華的仕途生涯，歸隱田園，做了吟詩竹籬的山水詩人。
唐代詩人白居易也表示，大丈夫應該緘守理想，等待機遇，時機成熟，要傾全力實現(xiàn)理想、成就功業(yè)；時機未到，寧可忍辱負重、寂寞等待。
在他們身上，儒家的“懷道出仕”與道家的“乘物游心”在一種新的層面上被巧妙地結合起來了。
此外，莊子構設出的這種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特征，也影響了一般中國人的生活信念。
當有人內(nèi)心想實現(xiàn)某個目標而又無法實現(xiàn)，或即使努力了仍無法達到時，就極力辯解說這個目標沒有價值，采用了否認目標的價值來證明自己已經(jīng)站在一個更高的精神境界，其實他的內(nèi)心深處依然追求那個目標，依然期望能達到那個目標。
這種人格的現(xiàn)實意義在于它緩解了人們對實現(xiàn)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所引起的緊張心理。
總之，外儒內(nèi)道的精神結構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尤其是在知識分子的人生抉擇中，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像宋代思想家范仲淹當年面臨進退兩難的政治抉擇時所生發(fā)出的惆悵一樣：“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形態(tài)則根本上消除了窮通進退帶給人的精神苦悶。
幾千年來，這種理論形態(tài)和人格特征對我們整個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觀念意識產(chǎn)生了極大的滲透力，形成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特質(zhì)。
3.奠定了浪漫主義的文學風格 莊子是中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巨擘，他宏闊奇崛的想象和瑰瑋恢恑的風格，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發(fā)展方向。
早在西漢時期，文學家賈誼就深受了莊子浪漫主義風格的影響。
他的《鵬鳥賦》以流轉(zhuǎn)鏗鏘的辭賦語言，發(fā)揮了道家的一整套人生哲學，用一種特殊的形式來排解哀怨、不平和憤懣，完全襲用了莊子《逍遙游》的風格和思想旨趣。
又如東漢大學者張衡所著的《思玄賦》和《歸田賦》，都深深地烙上了莊子文學風格的印記。
在他的賦中，描繪了山林生活的幽趣，抒發(fā)了一種歸隱田園、娛樂自適的生活情調(diào)。
再如漢末的《古詩十九首》，作者以其豪放悲壯的人生歌唱，抒發(fā)了他們落魄他鄉(xiāng)，蹭蹬仕途，飽嘗離別之苦和世態(tài)炎涼的現(xiàn)實感受。
他們喟嘆時光飄忽、人生短促，個中浸潤了莊子文學的深厚底蘊。
到了魏晉玄學之際，由于《莊子》被奉為“三玄”書之一，莊子的思想旨趣和藝術風格也滲透到了魏晉文學之中。
魏晉的玄言詩、山水田園詩、游仙詩都是由老莊玄言中脫穎而出，并開始向著抒情詠懷的“緣情”方向發(fā)展。
魏晉文學理論倍受莊子思維方式的影響，老莊的一套有無相生的哲學及其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的妙諦，隨著玄學的深化，同魏晉時代的藝術理論發(fā)生了密切的聯(lián)系。
魏晉文學家接受了玄學宇宙觀，視“道”為最高的精神境界，認為文學藝術的源泉是從“道”而來，因此文學藝術規(guī)律的奧妙也應該表現(xiàn)在象、言之外，提倡“言不盡意”的創(chuàng)作形式。
如阮籍作的《清思賦》就認為，美、善不表現(xiàn)于形聲之中，而是在形聲之外。
它的最高境界也應在言、象之外，所以，他很重視意會，表現(xiàn)出了極高的文學境界。
被后世稱之為“時代絕作”。
與阮籍同時代的嵇康，寫出了一些罕世佳作。
例如，他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中寫道：“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中“目送歸鴻，手揮五弦”被后人譽為妙在形象之外，即合于“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樣一種道的境界。
而后面四句則是推崇莊子的人生態(tài)度，喻示道的境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與彌散于玄學中“言不盡意”的主旨相契合。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也十分崇尚“得意忘言”，他在膾炙人口的《飲酒》詩中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寫景與寫意交替，重在得意，表現(xiàn)出他要透過田園景物尋覓另一更高的精神境界。
玄學中強調(diào)的“得意忘言”、“言不盡意”，是對老莊“虛”“靜”認識論的發(fā)展。
他們以“言”、“象”為得“意”的工具，“意”通過“言”、“象”，而又不被“言”、“象”滯留。
這種對理性的能動性的極度夸張，影響到魏晉各個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在內(nèi)，亦對魏晉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魏晉玄學的文學家所說的虛靜，就是要求保持一種崇高空靈的精神境界，因為精神進入“道”的境界才會心如明鏡，物來順應。
莊子的虛靜不是一片空白，而是無物不照。
阮籍、嵇康都肯定精神一旦達到道的境界，便會神智超凡，心境潔凈，情志高尚。
他們都以老莊的恬淡無為去處世接物，能夠在紛擾險惡的社會環(huán)境中保持高尚的情操，從而在文學創(chuàng)作當中形成了玄遠曠放的文學風格。
唐代“詩仙”李白也極富于莊子浪漫曠放的文學風格，他詩中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那種憤世之情，表現(xiàn)出他不附庸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信念。
他的“逍遙人外，蟬蛻塵?！钡脑姼瑁瑹o論是精神形態(tài)還是風格手法都是對莊子浪漫主義藝術風格的繼承和發(fā)展。
宋代豪放派詩人蘇軾，少年便十分喜好老莊，他詩詞中的“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之類的句子，都緣于莊子曠放任性的精神品格。
他在《送文與可出守陵州》中寫道：“清詩健筆何足數(shù)，逍遙齊物追莊周。
”這也反映了追慕莊子逍遙游世的藝術品味和人生意境。
總之，莊子在中國文學家發(fā)展史上以浪漫瑰麗的藝術風格獨領風騷，并為后世不斷汲取和借鑒，莊子憤世疾俗的性格和瀟酒飄逸的性情都隨著他的思想一起滲透到了每一個時期的文學心靈中間，陶鑄出中國文學史上無數(shù)燦爛旖旋的文學作品。
4.豐富了繪畫及音樂藝術理論 莊子的思想理論對中國古代繪畫藝術也發(fā)生過不可估量的影響。
莊子提倡的“清虛”、“玄遠”一直是中國畫的主流理論。
歷代畫家都崇尚“氣韻藏于筆墨，筆墨成氣韻”的繪畫理論，以“氣韻生動”為創(chuàng)作目的，主張以淡為韻，以清、遠構成雅韻、清韻。
當時的畫論家在論及氣韻在山水畫發(fā)展中的作用時認為，氣韻有發(fā)自于墨者，有發(fā)自于筆者，還有發(fā)自于意念者，也有發(fā)自于無意無念者。
發(fā)自于無意無念者為精品、神品，發(fā)自于意念者和發(fā)自于筆者依次落于下乘，而僅僅發(fā)自于墨者更是流于末端。
這里的所謂“無意之韻”，正是莊子在“皰丁解?！敝斜憩F(xiàn)出的心與物忘、手與物化的境界。
晉朝最負盛名的畫論家宗炳曾在《畫山水序》中分析了山水畫得以盛興的原因，他指出，人之所以愛好山水并加以繪畫，是因為從山水可以得到一種“神飛揚”、“思浩蕩”的精神解放，人可以從山水之形中透視出山水之靈。
而所謂山水之靈，實際就是可以使人精神飛揚浩蕩的山水之美。
由于人是有個性的，個性即是一種限定，而山水的本身是無限的、無個性的，所以，山水之美可以由人主觀地發(fā)現(xiàn)。
由山水之形表現(xiàn)出的美，最容易從有限通向無限。
這也就是莊子所說的“大美不言”。
莊子甘于淡泊的人生品格和審美意識，在宋明時期的畫壇上也極具影響，許多畫家都遵循這樣一個原則，即“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
或是竹石枯林，或是秋嵐夕照，都表現(xiàn)出蕭蔬淡泊的藝術情趣。
此外，莊子思想還與禪宗理論一起，以其凝練若虛的精神，影響了宋明以后的許多畫派。
許多畫家競相以去知、去欲的虛靜之心，深入到創(chuàng)作對象的本質(zhì)之中，把握其精神實質(zhì)、追求形神相融，從簡易平淡中畢現(xiàn)創(chuàng)作對象的精神風采。
除了對文學、繪畫的創(chuàng)作有過深遠影響之外，莊子思想還對魏晉的諸多音樂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嵇康在《聲無哀樂論》這部音樂理論著作中，依據(jù)老莊的言不盡意的思想，否認音樂和人情之間的任何必然聯(lián)系，主張聲無哀樂，著眼于探索音樂和人類情感之上更為本質(zhì)的東西。
他認為圣人作樂是順天地之體而成萬物之性，因此音樂是自然而然、不帶有情感的。
這一音樂理論，同老莊的無名無形、無聲無味的道在本質(zhì)上是相通的。
5.提供了人物品鑒的模式標準 莊子曠放任情、羈傲不群的性情品格，也影響了后世人的才性品質(zhì)。
漢末及魏晉時期人物評鑒之風盛行，人們往往以能否合于莊子的才質(zhì)性情作為人物品評的一個標準。
他們常用“才峰透逸”、“神姿高徹”形容人物的精神氣質(zhì)。
《晉書·嵇康傳》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zhì)自然”。
贊賞嵇康風格氣質(zhì)超凡不俗，不追求外在的身軀形骸，像莊子稱道的那種“德有所長，形有所短”，透過外在的形軀體現(xiàn)出人的精神之美、靈魂之美。
《晉書·阮籍傳》中也說：“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這說明阮籍為了體會老莊自然之道，從不顧及到形骸修飾。
據(jù)史書記載，竹林七賢常常飲酒吹簫，形骸放浪，他們形容舉止從不拘于禮法，表現(xiàn)了超塵脫俗的清高品行。
《三國志·魏書·曹植傳》描述曹植說：“任性而行，不自雕勵。
”任性即隨順自然，所以他從不矯飾雕琢。
這與莊子的精神氣質(zhì)是一脈相承的。
這些情況表明，老莊注重人的精神品質(zhì)的培養(yǎng)和塑造，對后世人的性情才質(zhì)都有許多潛移默化的影響，成為人們進行人物品評的一個重要標準。
《莊子.漁父》詩句
受莊子影響最大《淮南（淮南王劉寫作班子），首次提出“老莊”。
漢代的許多詞賦中都飲用過莊子，如賈誼的“天地為爐，造化為工”出自莊子《大宗師》。
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佛經(jīng)的翻譯和解釋使用莊子的概念或者引用莊子典故。
例如僧肇的論文中就直接說到“漆園”。
郭象注釋了莊子書。
唐代開始莊子被稱為南華真人，宋代大儒張載在講宇宙發(fā)生的時候直接引了《逍遙游》，朱熹也引了莊子《天下》篇關于詩書禮樂易春秋的述說，認為無法超越。
《莊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什么呢
莊周一生著書十余萬言，書名《莊子》。
這部文獻的出現(xiàn)，標志著在戰(zhàn)國時代，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語言，已經(jīng)發(fā)展到非常玄遠、高深的水平，是中國古代典籍中的瑰寶。
因此，莊子不但是中國哲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學家。
無論在哲學思想方面，還是文學語言方面，他都給予了中國歷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響，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
思想上：“天道自然”，“無為而治”，逍遙觀念，崇尚回歸自然，為中國的隱士文化、山水文化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莊子在哲學上繼承發(fā)揚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和獨特的學風文風。
他提出“道”是客觀真實的存在，把“道” 視為宇宙萬物的本源，講天道自然無為。
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主張返樸歸真。
他把提倡仁義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罰，對當時統(tǒng)治者的“仁義”和“法治”進行抨擊，他對世俗社會的禮、法、權、勢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精辟見解。
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并且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遙自得，是絕對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質(zhì)享受與虛偽的名譽。
莊子這些思想和主張，對后世影響深遠，是人類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文學上：幽默機智的語言風格、寓言、超凡入圣的想象 他的政治主張、哲學思想不是干巴巴的說教，相反，都是通過一個個生動形象、幽默機智的寓言故事，通過汪洋恣肆、儀態(tài)萬方的語言文字，巧妙活潑、引人入勝地表達出來，全書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這些寓言表現(xiàn)出超常的想像力，構成了奇特的形象，具有 石破天驚、振聾發(fā)聵的藝術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