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不僅開辟了一個廣闊的文學領(lǐng)域，而且是中國詩賦方面永遠不可企及的典范。
1、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以善淫。
評析：這幾句詩使抒情主人公除了作為政治家和詩人的自我形象出現(xiàn)外，又?；没癁?，一個美麗而遭逢不幸的女子。她有愛美的天性，喜歡用芳潔的東西修飾自己，還親手栽培了許多芬芳的草木。起初與丈夫(“靈修”有時也可理解為丈夫)締結(jié)了婚約，后來卻受到眾女的嫉妒和讒毀，終于被拋棄。這一條“美人香草” 式的寓意伏線和詩人的政治抒情疊合在一起，造成《離騷》全詩特有的寫實與虛擬二重世界相互交融、迷離惝恍的藝術(shù)效果，給全詩增添了綽約的風姿和芳菲的情韻。
翻譯：怨恨君心荒唐啊，始終不能理解我的心思。那些女人也嫉妒我的嫵媚，誹謗我好放蕩淫亂。
2、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評析：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堅貞不屈。真可說是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無恥小人對他的惡毒誣蔑，一會說他穿著奇裝異服，一會又說他面容姣好，肯定是個善淫之輩。這群人追名逐利，篡改法令，歪曲是非，混淆黑白，競相諂媚，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屈原下決心絕對不和他們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鷙鳥，孤傲、矯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變，也無法改變，這就像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一樣。在這里，屈原清楚地預感到了自己的結(jié)局，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句中“雖九死其猶未悔”和同出自于《離騷》的“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詩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翻譯：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歡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會后悔。
3、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評析：這幾句詩所表現(xiàn)出的詩人自知之明、自謀之熟、自勉之嚴、自決之勇，令人感慨萬分。經(jīng)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不僅又回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境界，而且感情更加深沉，意志更加堅定。通過這一段情感的抒發(fā)，詩人將構(gòu)成自己心靈世界悲劇性沖突的兩個方面──理想與現(xiàn)實的對立、進取與退隱的對立，初步展現(xiàn)出來了。繼之又更加堅定地作出了選擇。
翻譯：我生各有各的喜好，我獨愛美，并且習以為常。即使肢體分解也不會改變，難道我的心志是可以挫敗的嗎?
《離騷》分段賞析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diào)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jié)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zhàn)斗性格的基礎(chǔ)。接著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tài)度。由于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yǎng)品德，鍛煉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jīng)過。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著陳堯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會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墒菓淹醯膽B(tài)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斗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政治斗爭中的客觀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jié)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眾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里，他強調(diào)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diào)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diào)和的斗爭中，懷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群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diào)不屈服、不妥協(xié)的頑強精神，并準備為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斗爭而終于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chǔ)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xiàn)，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為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逃避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nèi)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斗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并非事實的敘述。
第五段。敘述女媭的勸告。她指出處于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里，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于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guān)心屈原出發(fā)，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zhì)上的認識。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nèi)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于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征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為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于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guān)系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媭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復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nèi)容的具體發(fā)揮。這種認識所構(gòu)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xiàn)出一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zhì)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lǐng)域里開拓了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復雜的內(nèi)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征自己對理想的追求。綜合它的內(nèi)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愛國之深，盡管在上述惡劣環(huán)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舍的。這種發(fā)自內(nèi)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仿佛其萬一;因而就產(chǎn)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xiàn)形式。第二，要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tǒng)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托愛情;也如楚國統(tǒng)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墒撬^“女”，決不僅僅是象征 “君”。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于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里的藝術(shù)形象不同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zhì)。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jié)合必須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礎(chǔ)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shù)膶ο螅直仨毻ㄟ^媒介的關(guān)系。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丑惡現(xiàn)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復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戰(zhàn)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tǒng)局面出現(xiàn)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為了實現(xiàn)其理想，政治活動的范圍并不限于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著“革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于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為故國效力。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xiàn)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于靈氛，接著取決于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jié)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xiàn)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jié)是在于整個環(huán)境的日益惡化。盡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里呢?結(jié)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yōu)勢;于是他就沖破了楚國的范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繼隋朝之后的大唐帝國，是中國歷史上從秦漢以來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發(fā)展的最強大的統(tǒng)一的封建帝國。文學在這一時期，更是呈現(xiàn)出萬紫千紅百花爭艷的燦爛局面。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論及唐代文學，就必然要談及唐代詩歌。唐代詩歌標志著我國古代文學發(fā)展的極其重要的階段呈現(xiàn)出空前繁榮的景象，代表了我國古代詩歌的最高成就。從現(xiàn)存的五萬多首詩歌來看，唐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詩歌題材的領(lǐng)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拓。唐朝開宗立派影響久遠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顯著而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詩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詩壇多種藝術(shù)風格的爭奇斗艷和詩歌體制的完備成熟，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偉觀，甚至可以與思想史上戰(zhàn)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相媲美。
唐詩最為我國文學遺產(chǎn)中最燦爛最珍貴的部分之一，其繁榮發(fā)展是多種因素使然。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從詩歌文學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來看：
第一，唐帝國的統(tǒng)一，國力強盛、經(jīng)濟繁榮、城市發(fā)達，是詩歌文學發(fā)展的重要原因。
隋朝統(tǒng)一后出現(xiàn)了短暫的繁榮景象，但隋煬帝窮兵黷武致使民生凋敝而民怨沸騰。唐朝代替了短命的隋王朝，統(tǒng)一全國。初盛唐時期，封建統(tǒng)治者吸取前代教訓，緩和階級矛盾，實行了休養(yǎng)生息與均田制等一系列安定社會和恢復經(jīng)濟的政策，不僅從經(jīng)濟上進一步鞏固了大唐帝國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而且有效地促進了封建文化的高度發(fā)展與繁榮。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一百幾十年間，封建經(jīng)濟的繁榮發(fā)展促進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從唐詩中可以透視出唐朝強盛的國力繁榮的經(jīng)濟與發(fā)達的城市。唐玄宗言曰：“若考論政績，在戶口存亡?！睋?jù)《食貨志》載：
是時，海內(nèi)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千，絹一匹錢三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此足以可見當時社會的繁盛。而這種繁盛又激發(fā)了萌生于現(xiàn)實的靈感與情素，促進了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有《憶昔》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近，男耕女桑不相失?！?/p>
經(jīng)濟的繁榮，社會的相對穩(wěn)定使人們能夠相對地安居樂業(yè)，從事各種經(jīng)濟生產(chǎn)與經(jīng)營活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諸如揚州等城市的發(fā)達與繁榮。城市的發(fā)達使得一批或居住或游覽于其中的士子詩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反映城市生活與景色的詩歌，如王建《夜看揚州市》詩云：
“夜市長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贝送馊绱笤娙硕拍?，有很多描寫揚州的詩歌，揚州的繁華即可由此窺見一斑。杜牧詩中有很多描寫揚州歌妓的詩歌，如《贈別二首》：
“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p>
另有徐凝《憶揚州》詩等等，均刻畫了揚州城的繁華。據(jù)此可見當時唐朝的繁榮以及其繁榮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第二，實行對外開放，南北文化與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文化藝術(shù)的發(fā)展，對詩人的思想以及藝術(shù)創(chuàng)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唐朝的統(tǒng)治者極重視國內(nèi)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并且實行對外開放，與西域各民族甚至海外各國均有不同程度的友好往來。同時唐朝統(tǒng)治者對思想文化采取了相對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的并存以及哲學思想的發(fā)展也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漲。由于這些原因的刺激，唐代的音樂與舞蹈等藝術(shù)均有極大的發(fā)展與繁榮，這些藝術(shù)形式又對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譬如西域舞蹈藝術(shù)的傳入對唐代詩歌文學的發(fā)展就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與舞蹈藝術(shù)并行的是唐代普遍發(fā)展的音樂藝術(shù)。沒有音樂藝術(shù)的發(fā)展，就不會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就不會有韓愈的《聽穎師彈琴》等等。白居易另有《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詩云：
“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p>
由此詩足見音樂對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大詩人尚且如此，況他人乎？
第三，是政治寬松制度健全的社會環(huán)境。
這對詩歌文學的創(chuàng)作十分重要。唐代設(shè)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各司
其職而又互相監(jiān)督，為政治的開明打下了基礎(chǔ)。元稹有詩《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李校書即李紳），其序云：
“余遭理世而君勝圣，故直其詞以示后人。夫后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第一，唐代統(tǒng)治階級重視對文學的考察。
《孟子》中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據(jù)此可見“上好下甚”，最高統(tǒng)治者對詩歌文學的重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其發(fā)展與繁榮。
歷代最高統(tǒng)治階級重視對文學的考察，為唐代的最高統(tǒng)治階級樹立了借鑒的光輝榜樣。唐代最高統(tǒng)治者重視對文學的考察，并做有大量的詩歌。唐太宗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杰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固然顯著，但其對詩歌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文學思想對初唐文壇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太宗詩多憶征戰(zhàn)、述胸懷、描繪景物的壯偉，另有點綴升平、潤色鴻業(yè)之作。在其影響下，虞世南、楊師道等有不少歌功頌德的奉和應制之作。此外帝王還修撰類書，也對詩歌文學的發(fā)展起了推動作用。唐代有歐陽洵的《藝文類聚》，另有徐堅編撰的類書《處學記》。
第二，科舉制度的實施使中下層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獲得了自由發(fā)展的`機會，科舉取士的制度促進了唐代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
唐代的科舉制度始于于唐高祖，至唐太宗時完善發(fā)展。太宗以此廣納士才，曾言曰：“天下英雄入吾彀矣！”唐代的科舉制度以詩賦取士，打破了世族對政治的壟斷，為庶族大開了進仕之門。唐代的節(jié)度使、觀察使、經(jīng)略使、都護使等高官中有許多均是進士出身。
唐代的科舉制度以詩賦取士，是促進詩歌繁榮發(fā)展的一個直接因素。唐代有大量的省試、州府試詩，并有許多有關(guān)進士主題的詩歌。其中如袁皓《及第后作》詩、白居易《及第后憶舊山》詩、裴思謙《及第后宿平康里》詩等。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中云：“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不及也。”
唐代的科舉制度因以詩賦取士，故當時多行卷、溫卷、納省卷等多種形式。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云：
“唐之取士，先借當時顯人之姓名達之王司，然后以所業(yè)投獻。逾數(shù)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shù)百種行于世者，是也?！?/p>
晚唐時詩人王貞白有《寄鄭谷》詩云：“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只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
第三，從詩歌創(chuàng)作的詩人主體來看，，庶族地主階層是唐代詩壇的主要社會階級基礎(chǔ)，唐詩的繁榮又決定于這一階層力量的勃興和發(fā)展。
唐代處于以新的封建等級制度代替舊的封建等級制度的時代，在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這一主要矛盾的制約和影響下，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勢力發(fā)生了急劇的不同變化。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斗爭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
站在一起的。太宗時用官職品級代替門第、身份作為劃分氏族等級的新標準，借以貶抑世族。已知的唐代兩千多位詩人中基本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識分子。他們多積極躋身于封建統(tǒng)治的上層，但大多數(shù)仍然沉淪下僚、流浪江湖，比較接近下層，更加深了對社會生活的認識。沒有庶族地主勢力在經(jīng)濟上、政治上的勃興，也就不可能會有代表他們利益和要求的詩人們在唐代詩壇的上的活躍，也就不會產(chǎn)生如杜甫這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不會有詩歌的繁榮與發(fā)展。
再次，唐代詩歌文學得以繁榮發(fā)展的另一個主要因素，即是詩歌在唐代的社會應用價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唐代詩歌極高的社會應用價值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是任何一種文學樣式所罕見的。詩歌在唐代作為特殊的交際工具，產(chǎn)生了諸多的形式，如應制詩（應制奉和之作）、聯(lián)句詩、唱酬詩等。詩人可以利用詩歌博取帝王貴族的賞識，也可以之作為傲視上層社會的資本，“千首詩輕萬戶侯”。此外詩歌還可以作為向達官名流干謁求進、送人出使或還鄉(xiāng)、慰人貶官或下第的交際工具，其影響遍于許多社會階層。許多詩人憑借詩歌贏得了社會的尊重與榮譽。唐詩與社會生活的這種特殊關(guān)系，與詩人們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關(guān)，既是唐詩繁榮發(fā)展的反映，也是唐詩繁榮發(fā)展的一種原因。
最后，唐代詩歌的繁榮發(fā)展還取決于詩歌自身傳統(tǒng)的發(fā)展。
我國的詩歌以《詩經(jīng)》、《楚辭》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詩和辭賦在唐以前已經(jīng)衰落和僵化，一種新的詩體——近體詩在六朝時逐漸醞釀并得到發(fā)展。而到唐初“沈宋”手里，產(chǎn)生了完整的五律與七律，長篇排律也在唐代出現(xiàn)，等等。唐代詩人為了反映重大社會問題或抒寫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運用篇幅較長、格律較寬的古體詩，而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許多新體，形成了唐代古體詩的獨特面貌。到唐代后期，傳奇和詞興起，戲曲處于萌芽狀態(tài)，而只有詩歌，才具備廣闊發(fā)展、不斷創(chuàng)新的內(nèi)在條件，是作家們反映生活、抒情述志、馳騁才華的理想領(lǐng)域。這也可看作是唐詩繁榮發(fā)展的一個內(nèi)在因素。
研究唐詩所以繁榮發(fā)展之原因，而不止是單純地研究唐詩繁榮的盛況以及它的體式、內(nèi)容與思想價值，或許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發(fā)展有更多的借鑒與啟發(fā)之處。
內(nèi)容提要 江西詩派后學張“一祖三宗”之說，雖然遠紹杜甫，但黃庭堅才是江西詩派的實際開創(chuàng)者，他正是通過學杜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歌風貌的。他對杜甫的學習是全面的，也是創(chuàng)造性的，本文從思想內(nèi)容、對前人遺產(chǎn)的態(tài)度、句法、音律、遣詞用語的特色等方面對黃庭堅與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較。對“唐音”“宋調(diào)”的同異承繼關(guān)系，亦有所論及。
關(guān)鍵詞 杜甫 黃庭堅 影響 唐音 宋調(diào)
杜甫堪稱我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但是他被人們承認也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在中唐，雖有韓愈、元稹等人給杜甫以相當高的評價。但總的來說，杜詩還未獲得廣泛的認可。杜詩之顯，至宋而極。產(chǎn)生于安史之亂前后的杜詩并不顯于唐朝。杜詩不顯于當世，并不等于無人學杜。相反，中晚唐學杜詩者，不乏其人，如白居易、皮日休、杜荀鶴、羅隱等人。安史之亂，唐帝國興旺發(fā)達的氣象一落千丈。中唐人雖有中興之夢，無奈力不從心，底氣不足;晚唐人更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嘆。在這種氛圍的籠罩下，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與失望，消磨掉了詩人們生活的豪氣與激情，詩歌的內(nèi)容多轉(zhuǎn)為個人情懷的細細吟詠，或轉(zhuǎn)為憤懣之音，總之，對國家社會的關(guān)注大大削弱，對杜甫的理解也比較片面，所以，杜甫少為人關(guān)注和推崇也是題中應有之意。中晚唐時期，給杜甫最高評價的是元稹，他的《杜工部墓志銘》云：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shù)百，詞氣豪邁，而風調(diào)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主要著眼于具體的技藝手法，且集中在“鋪陳”、“排比”、“屬對”等方面，大約與元稹的個人藝術(shù)偏好有關(guān)，雖不能說毫無所見，但片面與膚淺是一望可知的，難怪元好問嘲諷他說：“少陵自有連城璧，爭耐微之識趺?！?/p>
孟棨，其《本事詩》“高逸”條云：“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痹u價雖高，然其著眼于杜甫者僅停留在記錄史事的一面。
宋初，杜詩仍未顯于世。宋初詩人多取法中晚唐詩人?！恫虒挿蛟娫挕贰八纬踉婏L”條云：
國初沿襲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禹 )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億)、劉中山(筠)、錢思公(惟演)專喜李義山(商隱)，故昆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楊億)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
所學中晚唐詩人中，獨遺杜甫。杜詩為宋人所重，約在仁宗慶歷前后?！恫虒挿蛟娫挕贰八纬踉婏L”條續(xù)云：
景佑、慶歷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于世。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顯隱，固自有時哉!…… 老杜詩既為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
雖然杜詩已受到推崇，但是，詩壇的阻力還是不小。到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大詩人登上文壇，這種局面才得以徹底改變。特別是黃庭堅，一輩子對杜甫最為推崇，學杜最下工夫，詩歌創(chuàng)作受杜甫影響也最深。黃庭堅學杜甫，還有家學的影響。《苕溪漁隱叢話》記載：
《后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其與二父，猶子美之于審言也?！盵1]
在唐代詩人，甚至在歷代詩人中，黃庭堅最推崇杜甫，他不僅肯定杜甫的忠義之氣、憂國愛民之忱，而且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力追杜甫。他稱頌“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shù)千篇，與日月爭光”， [2]教人學詩以杜甫為指歸，“欲學詩，老杜足矣”。[3]黃庭堅之師承杜甫可以說是時人及后世的共識。陳師道《答秦覯書》云：“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盵4]后來方回也說：“山谷詩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于老杜?！盵5]“山谷詩本老杜骨法”。[6]他在《瀛奎律髓》卷三中還說：“老杜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p>
山谷對杜詩的潛心鉆研與揣摩，在《山谷別集》卷四還保留了黃庭堅研究杜詩的部分成果《杜詩箋》，對杜甫詩歌中用典出處，及其名物制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如：
“業(yè)白出石壁”
黃箋：《寶積經(jīng)》：若純黑業(yè)得純黑報，純白業(yè)得純白報。
“山鬼獨一腳”
黃箋：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畫省香爐違伏枕”
黃箋：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zhí)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宮儀》。
“仙李盤根大”
黃箋：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干倚天舒。
不僅從詩藝上學習杜甫的創(chuàng)作方法與技巧，從內(nèi)容上學習杜甫的'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懷，忠君愛國的情懷，而且就從學術(shù)方面，也有不少獨到之見，多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對杜詩的感悟與融會貫通。在《雜書》中亦有對杜詩的考訂：
老杜云：“長 長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shù)挽不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漢人謂之土芋?！庇嗲笾?，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7]
黃庭堅對杜甫的崇敬，至老彌篤，他在流放在黔中時，生活困頓，但仍念念不忘搜羅杜詩，他在《刻杜子美巴蜀詩序》中說：“自予謫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盵8]當然，黃庭堅的學杜對他的詩歌風格的形成與詩藝的提高與成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黃庭堅本人對自己學杜的心得還是頗為自豪的，他曾在《觀崇德君墨竹歌》不無自得地說：“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
在黃庭堅早年，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可能更多的關(guān)注杜甫忠君愛國的情操。宋代的詩話中不乏這方面的記載。范溫《潛溪詩眼》載孫莘老與王平甫爭論杜甫《北征》與韓愈《南山》的優(yōu)劣：“時山谷尚年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里，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彼稳艘彩沁@么看待他的，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說：“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薄杜俗诱嬖娫挕贰吧焦日摱鸥n詩”條云：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fā)而然。
山谷作于元豐二年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對杜甫有全面的評價，可見山谷對杜甫當時的看法，詩云：
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
帝閽悠邈開關(guān)鍵，虎穴深忱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
潛知有意升堂室，獨抱遺編校舛差。
上引諸例表明：宋人對杜甫及其詩歌的發(fā)明在于其一飯未嘗忘君的人格力量，也在于杜甫“發(fā)于性，止于忠孝”的詩歌創(chuàng)作。黃庭堅對杜甫的看法自然也受到了時代的影響。黃庭堅關(guān)注杜甫的忠義精神，詩史筆法。但黃庭堅對杜甫的詩歌技巧也一直至為推崇。杜甫主張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以及一生對詩藝孜孜不倦地追求，黃庭堅也一向這么堅持。世人爭議很大的“點鐵成金”、“脫胎換骨”說實際就是一個如何學習前人的問題。黃庭堅在《再答洪駒父書》中云：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點，點鐵成金也。[9]
錢鐘書評論這一看法說：“在他的許多關(guān)于詩文的議論里，這一段話最起影響，最足以解釋他自己的風格，也算得上江西詩派的綱領(lǐng)?！盵10]惠洪的《冷齋夜話》里又提出“奪胎換骨”之說：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guī)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這“奪胎換骨”的技巧可看作是“點鐵成金”的具體運用，不過在山谷文中并沒有明確地提出來。其總的要求是在詞語上推陳出新，辦法則是在前人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或在詞意上出新，或在用語上爭奇避俗。其實，廣泛地學習前人(當然包括杜甫)并不等于掉書袋，也不是說光多讀古人著作就可以了。黃庭堅認為“讀書破萬卷”只不過是作詩的一個重要的準備條件，就象擁有了一件利器，并不等于成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盵11]黃庭堅主張為文要“無一字無來歷”，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就在用典使事方面，他在《論作詩文》中說：“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12]。而用典的精確深密，正是山谷詩的一大特色。在黃庭堅的詩學追求中，如何使詩歌語言既能準確達意，又耐人尋味，一直是其關(guān)注的中心問題，而用事的精確深密正可滿足這兩方面的需要。它能在簡練的形式中包含豐富的多層次的內(nèi)涵，精當而又含蓄。如《類苑》指出：
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尸。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后五車書?！庇衷疲骸肮艹亲訜o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本罘€(wěn)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13]
《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一對山谷用典亦贊賞有加：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zhí)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薄督踊ā吩疲骸坝阂脖纠缱?，仲由元鄙人?！鄙朴诒扔?，何害其為好句也。
黃庭堅廣泛學習前人的優(yōu)秀成果，而不泥古不化，無疑給后人很大的啟示，在這一點上，他和杜甫有著同樣的胸懷與成就。杜甫的所謂“集大成”也是在廣泛學習前人的基礎(chǔ)上取得的。在初盛唐時對六朝詩人的普遍鄙薄風尚中，杜甫能給予他們以公允的評價尤其難能可貴。
慶歷之際因儒學復興而一度高揚的杜甫忠義之氣，經(jīng)激烈的黨爭之后至紹圣年間已日漸衰退。這也是黃庭堅謫居以來重視詩文法度的主要原因。在北宋新舊黨爭日趨激烈和殘酷的環(huán)境中，文人當初“坐談王霸了不疑”[14]的進取精神因此不斷受挫，“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15]遂成為當日文人自然而然的選擇。即使身在朝廷，并未真正“閉口”，其心態(tài)亦趨于憂畏一端，如元年間的二蘇即是如此。元三年黃庭堅作《老杜浣花引》一詩中有云：“生綃鋪墻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意謂杜甫忠義之氣和《浣花溪圖》一樣，在人們心目中已日漸消退了。既反映了他對時代的失望，也暗示了自己精神取向的轉(zhuǎn)向。就黃庭堅本人而言，紹圣以來，先以史事得罪，后又因在荊南作《承天院塔記》，遭讒言再羈宜州。出于對朝政的失望與疏遠，雖同為流落西南，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樣“一飯未嘗忘君”，對朝廷大事念念不忘，黃庭堅更關(guān)注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培育自己的人格力量，在與世俯仰的同時保持自己的節(jié)操。元符元年，黃庭堅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憤詬于道，怒鄰罵座之所為也?！彪m其中包含了許多隱忍酸痛，但這一創(chuàng)作態(tài)度還是決定了黃庭堅對現(xiàn)實批判精神較杜甫遠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