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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寫太子家居內心的句子

          時間:2019-11-13 00:42

          楊萬里的介紹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今屬江西)人,他幼時家境清寒,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寶謨閣直學士等職,韓侂胄當政時,因政見不合,隱居十五年不出,最后憂憤成疾而終。

          有《誠齋集》。

          楊萬里的詩歌創(chuàng)作大體上經歷了從模仿、過渡到自成一體的過程。

          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學江西派風格的,這詩作后來被他燒掉了。

          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詩風轉變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他一方面向張浚、張栻學習和切磋理學的奧旨,同時把從日常生活中體驗與領會理致的見解挪移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來。

          他在《題唐德明建一齋》詩中說:“平生刺頭鉆故紙,晚知此道無多子。

          從渠散漫汗牛書,笑倚江楓弄江水。

          ”這種蔑視書本而重視日常生活的態(tài)度成為他詩風轉變的契機。

          現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詩中,既有學陳師道五律、王安石七絕及唐人絕句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風趣輕快的小詩,如: 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小池》)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

          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

          (《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后,楊萬里詩歌的獨特風格基本形成,他的詩學觀點也基本成熟。

          其《荊溪集序》自言此時“忽若有悟,于是辭謝唐人及王(安石)、陳(師道)、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后欣如也。

          ……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

          ”而且,這時“步后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寫詩十分順利。

          這種重視觀察自然、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見解,對于江西詩派主張從前人那里“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論正是有力的反動。

          不過,“誠齋體”的形成,不僅是重視從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獲取新穎生動素材,還要求具有透脫的胸懷與哲理的思考;詩人在熱情地投入自然萬物與日常生活,與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時,又必須跳出來冷靜理智地觀照與領悟其中所涵蘊的人生哲理,這樣寫成的詩,才不僅有自然與生活的盎然生機,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幾首詩: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

          正入亂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攔。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跡無痕可得尋,不將詩眼看春心。

          鶯邊楊柳鷗邊草,一日青來一日深。

          (《過楊二渡》之一) 碧酒時傾一兩杯,船門才閉又還開。

          好山萬皺無人見,都被斜陽拈出來。

          (《舟過謝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轉愁無路,忽有梅花一兩枝”(《晚歸遇雨》),“綠萍池沼垂楊里,初見芙蕖第一花”(《將至建昌》)等,都表現了“誠齋體”在創(chuàng)作方式上的特點:一是善于敏感地發(fā)現與迅速地捕捉在自然萬物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常人所不能發(fā)現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與美感的景象,這正是他拋棄堆垛古人、剝扯古語、模仿古詩而熱情地投入生活的結果;二是注意在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觀領悟與體驗,使之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趣,即所謂“不是胸中別,何緣句子新”(《蜀士甘彥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予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這則是他把理學及禪宗觀物體驗方式引入詩歌的產物。

          “誠齋體”在語言方面以自然流暢、風趣活潑為基本特征。

          由于楊萬里的詩主要描寫尋常的自然景物與日常生活,以表現其中的勃勃生機和自己內心中的人生體驗,那種生澀或過于典雅的語言反而會妨礙他所要表現的內容,所以他在語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語言形式之外的某種意味,這正如他自己所說:“老夫不是尋詩句,詩句自來尋老夫。

          ” (《晚寒題水仙花并湖山》)具體說來,首先,楊萬里的詩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脈連貫,很少有斷續(xù)拼合和跳躍連接的,這越過江西詩派而較多繼承了宋詩自梅、歐、蘇以來所形成的語言風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語、俗語入詩,使詩歌像日常對話那樣活潑,并求得新穎、生動、輕快與風趣的效果。

          楊萬里的詩較少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但這類詩雖為數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寫得比較好的。

          如《憫農》“已分忍饑度殘歲,更堪歲里閏添長”,寫出了農民艱難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絕句》寫他出使金國時所見所思,也能引發(fā)讀者豐富的感想,如第三首: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

          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從總體上說,機智活潑、風趣自然是楊萬里詩的顯著長處,但他的詩同時也很少表現尖銳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這一點上,他還不如黃庭堅),因此大多取材細瑣,缺乏雄大的氣魄。

          有些詩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讓人覺得淺俗無味;偶爾也有賣弄學問的陋習,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

          但他畢竟開創(chuàng)了新的詩風,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詩人所不能比擬的。

          在楊萬里打破了江西派詩風的籠罩之后,有些詩人既想在江西詩派之外另辟蹊徑,又缺乏獨創(chuàng)的才力,于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詩人作為效仿的對象,好像走出一間牢房又進了另一間牢房,總不如楊萬里那樣跳出牢寵,無拘無束。

          李白的詞 清平樂 禁闈清夜, 月探金窗罅等全文賞析

          顧名思義,“清平樂”即“清明太平之世的音樂”。

          如果我們將中列在李白名下的確定為李白所作的話,那么李白寫作此調的時候或許是可以當得起“清明太平之世”的。

            成書的具體年代不可考,學界一般認定為北宋初。

          此集錯謬甚多,并多有張冠李戴的現象。

          如將韋莊兩首中的句子亂抽出來拼為一首,并訛為李白所作。

          因此,后人多懷疑該集中署名李白的系后人偽托。

          而則系由五代后蜀的趙崇祚于廣政三年(940)年前編成,集中收入了溫庭筠、韋莊等人的作品。

          如果李白《清平樂》的創(chuàng)作權被“剝奪”的話,那《清平樂》的首創(chuàng)權恐怕就要落在溫、韋的名下。

            但是,同樣是五代后蜀的歐陽炯在寫于廣政三年的中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之應制《清平樂》詞四首。

          近代溫飛卿復有。

          ”這是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認定李白創(chuàng)作《清平樂》的文字。

          在這里,歐陽炯在“溫飛卿”前加上“近代”兩字,說明他與溫的時間距離并不太遙遠。

          其中隱隱約約地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溫庭筠肯定不會是《清平樂》最早的創(chuàng)作者,因為在此之前他起碼已聽說了,遠在二百年前唐明皇朝時,“則有李白之應制《清平樂》詞四首”的事。

            南宋黃升卷一云:“唐呂鵬載應制詞四首。

          以后二首無清逸氣,疑非太白所作。

          ”據此,大概可知這四首《清平樂》原載唐人呂鵬的。

          但今已佚。

          黃氏認為四首中前二首系李白所作,而以“后二首無清逸氣”,懷疑它們不是李白的作品。

          就內容來說,前二首寫的都是宮闈的故事,倒是頗切合“應制”二字,但如以“清逸氣”來要求之,則未必當得起:   禁庭春晝。

          鶯羽披新繡。

          百草巧求花下斗。

          只賭珠璣滿斗。

          日晚卻理殘妝,御前閑舞霓裳。

          誰道腰肢竅窕,折旋笑得君王。

            禁闈秋夜。

          月探金窗罅③。

          玉帳鴛鴦噴蘭麝。

          時落銀燈香灺④。

          女伴莫話孤眠。

          六宮羅綺三千。

          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這些奉帝王之命而制作的作品,即便才如李白,恐怕也難以達到很高的藝術水準。

            如果我們認定歐陽炯所說的沒錯的話,則李白創(chuàng)作這些《清平樂》的時間當在唐玄宗天寶元年(742)他應詔入長安到天寶三年被“賜金放還”的三年間。

          天寶元年,四十二歲的李白被玄宗征召,來到京城。

          那時的李白以詩文名動天下,太子賓客兼著名詩人賀知章嘗驚異于他的才華與風神,稱他為“謫仙人”,唐玄宗也對他表現出莫大的尊崇。

          李白的族叔李陽冰在他為李白的所寫的序中記下了李白一生中這一最“輝煌”的片斷:   天寶中,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

          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

          ”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

            以上所記錄的這些細節(jié)和話語,看來不會是李陽冰的“合理想象”,而應該出自李白對他的敘述。

          這應該是關于李白受到皇帝“寵幸”的最可靠的資料。

          但據李白此次在長安三年的“遭遇”看,李隆基對他的尊崇恐怕更多的是統(tǒng)治者對一個大詩人大文豪的“禮賢下士”,他并沒有將李白看作是一個治國安邦的人才,而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可以替自己舞文弄墨歌功頌德的文士。

          從李白被封為“翰林待詔”一職就可以看出端倪。

          這一職務并沒有什么實權,也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替皇帝起草文書,或為皇帝的宴游活動寫寫助興詩文,實際上就是一個御用文人的角色。

          而這與李白到長安來的目的是大相徑庭的。

          事實上,李白供奉翰林三年也沒干幾件正經事,無非就是喝喝酒、會會友,間或被皇帝召去陪侍,寫幾首詩,作幾篇文,如此而已。

          那些“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脫靴”一類的故事,似乎很威風,也很長臉,但只是一些傳說而已,即便是真的,也只能說明李白在當時的確受到了皇帝的寵幸,而不能證明李白就如何地了得。

          從那些流傳至今已被確認為李白創(chuàng)作的作品看,也能看出李白當時所充任的是什么角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這三首名為《清平調》的著名作品是李白為唐玄宗的寵妃楊貴妃“度身訂做”的。

          唐詩人李紳之子李濬⑤的《松窗雜錄》詳細記載了此三詞的創(chuàng)作過程,從中可看出李白作為“翰林待詔”干的都是些什么活計: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

          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

          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

          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

          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

          ”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三章。

          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⑥未解,因援筆賦之。

          (詞略)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

          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

          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

          龜年常話于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于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士。

            唐玄宗要的只是一個在他“賞名花,對妃子”時能提供“新樂詞”的文學侍從,他并不需要李白為他“濟蒼生,安社稷”,因此,李白也只能陪侍在皇帝與妃子左右,寫些“花比美人”的無聊詩作,這對于心比天高、胸懷大志的李白來說無疑是極痛苦的事。

          偉大的詩人不可能甘心于充當終日以才藝博君主一笑的“弄臣”角色,于是,“賜金還山”便成了李白無奈而必然的選擇。

            李濬曾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自秘書省校書郎入直史館,其生活年代距李白(701—762)不算遠,況其出身官宦書香之家,其父李紳歷仕穆宗至武宗各朝,官至宰相,所作《憫農》二詩為世所傳,故李濬“童兒時即歷聞公卿間敘國朝故事”(《松窗雜錄》),其所述的可信度應該是頗高的。

          上引文字生動傳神,極富故事性,文中描摹唐玄宗、李龜年、李白、楊貴妃等人,無不形神兼具,搖曳多姿,使我們在一千多年后,仍得以一窺唐代上層階級的生活狀況與人物風范,殊為難得。

            總以為李白的《清平調》和《清平樂》之間一定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或許它們都是“應制”作品

          或許它們都出于“清平”之世

            天寶初年,唐皇朝起碼仍維持著表面的繁盛,那個使強盛的唐朝走向衰敗的安史之亂要到十四年后才發(fā)生。

          在這之前的二十九年,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段黃金歲月,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治之世,史稱“開元之治”。

          僅舉一例就可以說明它的盛況:至開元末年,全國的戶口數與唐初比竟增加了四倍

          杜甫有《憶昔》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開元盛世在杜甫筆下顯得形象而具體,整個社會呈現出一派富足康寧的景象,所謂“清平”之世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吧

          開元之治長達二十九年(713—741),這一時期,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學、藝術諸領域都呈現出高度的繁榮,國力鼎盛,無與倫比,史稱盛唐。

          可是,在繁盛的背后往往隱藏著深刻的危機,強盛的唐朝也不能逃脫盛極必衰的鐵律。

          公元七四二年,唐玄宗改元天寶,被盛世的光芒遮蔽的各種陰暗開始一一凸現,從此,唐皇朝進入了由盛轉衰的歷史階段。

          李白就是在這一歷史轉折時刻來到長安的。

            李白在長安看到了“清平”的尾巴,那些名為《清平調》或《清平樂》的詩作,或許寄托了他對“清平世界”的理解

               由于《花間集》被保存下來的緣故,我們得以看到溫庭筠、韋莊等人的《清平樂》。

          從李白到溫庭筠,這中間的時間跨度約一百年。

          一百年過去了,光芒四射的盛唐變成了衰敗暗昧的晚唐,整個國家也已經從治世變成了亂世,溫庭筠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混亂不堪、戰(zhàn)亂不斷的社會。

          他們的《清平樂》褪去了“清平”的外衣,帶上了悲苦的色彩:   上陽春晚。

          宮女愁蛾淺。

          新歲清平思同輦。

          爭奈長安路遠。

          鳳帳鴛被徒熏。

          寂寞花鎖千門。

          競把黃金買賦,為妾將上明君。

            同為描寫宮闈之作,溫庭筠此作與李白之作迥然不同,“一笑皆生百媚”的燦爛與“寂寞花鎖千門”的暗淡,折射出盛世與末世的巨大反差。

          此詞是第一次在文字中出現“清平”二字的《清平樂》,似值得注意。

            而韋莊的《清平樂》則是代思婦立言,這是晚唐五代詞最常見的現象,在“鶯啼殘月”的花間氛圍中,“傷春傷別”的傳統(tǒng)意緒被輕輕帶出:   鶯啼殘月,繡閣香燈滅。

          門外馬嘶郎欲別,正是落花時節(jié)。

          妝成不畫蛾眉,   含愁獨倚金扉。

          去路香塵莫掃,掃即郎去歸遲。

            結尾兩句頗具巧思,看似無理而實則符合感情發(fā)展的脈絡。

             在整個晚唐五代的《清平樂》中,李煜所作是最具想象力和藝術沖擊力的一首:    別來春半。

          觸目愁腸斷。

          砌下落梅如雪亂。

          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

          路遙歸夢難成。

          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據說,李煜的弟弟從善入宋被留作人質,李煜請求宋太祖放還,不允,李煜憶念從善,遂作此詞。

          北宋陳彭年《江南別錄》載:    (后主)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

          后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鸰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

          ”   陳彭年(961—1017)是太宗、真宗時人,曾任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著有《唐紀》、《江南別錄》等,因此,他的記錄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而南宋大詩人陸游在他的《南唐書》卷十六中對此更有詳細的記載: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后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jié)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后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

          太祖不許,上疏示從善,加恩慰撫……而后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視。

          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

          嘗制《卻登高文》曰:“……愴家艱之如毀,縈離緒之郁陶。

          陟彼崗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于目。

          原有鸰兮相從飛,嗟于季兮不來歸……”   李煜不是個好皇帝,但卻是個具有真性情的人,他對弟弟的懷念是真摯感人的,這樣一種手足之情一般在皇帝身上很少能看到。

            李煜是個悲劇人物,就他的性情和所具有的極高的文學藝術天賦來說,其實他并不適宜當皇帝;但他“不幸”生于帝王之家,自從他的哥哥太子李冀死去后,后主的冠冕就無可逃避地歷史地落在他的頭上。

          鄭文寶《江表志》載:    后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鐘太后。

          太子冀薨,后主當立,鐘漠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弟從謙。

          嗣主不可,遂以太子總百揆。

          嗣主南幸洪都,后主留居守金陵,數月嗣主殂,遺詔就金陵即位。

            陳彭年《江南別錄》也說:    后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為文有漢魏之風。

          母兄冀為太子,性嚴忌,后主獨以典藉自娛,未嘗干預時政。

          冀卒,立為太子……   據以上記載看,李煜做皇帝帶有點偶然性,他似乎也沒有做好當皇帝的準備,故一向“獨以典藉自娛,未嘗干預時政”。

          但是,皇帝與詩人藝術家是兩種何等不同的職業(yè)

          當國家的責任不可避免地落在李煜身上時,他顯然未能轉換角色身份,仍然終日沉迷于寫詩填詞作曲繪畫,以詩人的方式與性情來治國,想要不亡國辱身,看來也真難

          宋太祖嘗曰:“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引《西清詩話》)這話當然也對。

          但“作詩工夫”與“治國事”壓根就是兩碼事,你叫李煜如何去弄

            作為藝術天才型的皇帝,李煜在生活方式上的風流與奢靡自不待言,那種奢靡有時使人覺得很夸張: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后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氣

          ”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

          ”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

          ”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   北宋王铚在《默記》中記載的這則小故事從最日常的角度顯示了李煜生活的窮奢極欲。

          當然,在當時的形勢下,趙匡胤統(tǒng)一天下已是大勢所趨。

          李煜再勵精圖治,再勤政愛民,再節(jié)儉克己,最多也只能夠再茍延一些時日,身死國滅的下場怕是免不了的。

          所以李煜的悲劇既是個人的,更是時代性的,他的不幸,在于他本質上是個詩人卻當了皇帝,更在于他生在趙匡胤這樣一個強悍者的時代里

               宋人用《清平樂》調來進行創(chuàng)作的不算少,其中不乏張先、柳永、大小晏、歐陽修、蘇軾、黃庭堅、賀鑄、辛棄疾這樣的名家,然而好作品卻并不太多。

          黃庭堅的這首《清平樂》算是名作:   春歸何處。

          寂寞無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處。

          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蹤跡誰知。

          除非問取黃鸝。

          百囀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薔薇。

            黃庭堅作詩喜歡用典故、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但此詞卻寫得清新爽朗,明白如話,與其詩風大異其趣。

          詞作表達了一種惜春情懷,流露出對美好事物逝去的淡淡憂傷與無奈,“若有人知春去處。

          喚取歸來同住”,用語與構思俱佳,與王觀《卜算子》中句“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異曲同工,都顯示出一種“情癡”的氣質。

             宋代理學昌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等等是道學家們常掛在嘴邊的說教,但宋代文人在私生活上還是相當風流放任的,文人狎妓可說是當時較普遍的現象,這類生活現象在宋詞中每有反映。

          下面的這首《清平樂》描寫了一次嫖妓的全過程,從中可窺見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一個側面:   羞蛾淺淺。

          秋水如刀剪。

          窗下無人自針線。

          不覺郎來身畔。

          相將攜手鴛幃。

          匆匆不許多時。

          耳畔告郎低語,共郎莫使人知。

            此詞系北宋廬陵(今江西吉安)士人楊師純所作,楊湜⑦的《古今詞話》對此詞的創(chuàng)作經過有生動的描述:   廬陵楊師純登第年,泊舟江岸。

          鄰舟有一姝美而艷,與師純目色相投,未嘗有一語之接。

          一日,師純乘酒醉跳為鄰舟徑獲一歡。

          因作《清平樂》詞以遣:“羞蛾淺淺(略)。

          ”   這種茍且偷歡一夜情的行徑做了也就做了,一般都不愿張揚,但宋代文人卻要用作品將它記下來,似唯恐世人不知,大有以此炫耀夸示的意味,這也是當時世風如此吧

            宋人的《清平樂》中最優(yōu)秀的作品應該是辛棄疾的《村居》和《獨宿博山王氏庵》,這兩首作品,一清新秀逸,一雄放沉郁,顯示出辛棄疾作為一個大詩人的豐贍宏富: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吳音相媚好。

          白發(fā)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

          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繞床饑鼠。

          蝙蝠翻燈舞。

          屋上松風吹急雨。

          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

          歸來華發(fā)蒼顏。

          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⑧注》,這兩首作品當系作者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至十四年(1187)閑居信州(今江西上饒)時作。

          被南宋朝廷冷落而長期賦閑家居的辛棄疾,內心的憤懣、苦悶和孤寂就流露在《獨宿博山王氏庵》一詞中,而《村居》則體現了作者心中的寧靜與平和,一種被田園和鄉(xiāng)村的自然質樸召喚出來的對生活的熱愛……      “清平樂”一定是中國文人靈魂深處一種最本質的渴望。

            盛唐時,李白面對美麗的妃子,用“云想衣裳花想容”式夸張,做了一個縹緲而綺麗的夢。

            夢很快被鼙鼓與馬蹄的急驟擊碎。

            尖利的嘯聲猖獗而瘋狂,劃破不可多得的清晨的寧靜。

            悠閑的日子漸行漸遠,明媚的歌再也沒有昔日的嘹亮。

          楊萬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的解釋

          籬落疏疏小徑深,樹頭花落未成陰。

          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

          【注釋】 [題解] 本詩作者楊萬里,南宋著名詩人,一生寫詩兩萬多首,其中有大量的寫景詩。

          他的詩清新風趣,構思巧妙,語言通俗,自成一家,在當時與陸游等人齊名。

          本詩是一首描寫田園風光的七言絕句。

          宿:住宿。

          新市:地名,位于今湖北省京山縣東北。

          徐公店:一個姓徐的人家開設的客店。

          公:古代對男子的通稱。

          詩題暗示了詩歌內容為詩人在徐公店住宿時所看到的景象。

          [語意理解] 籬落:籬笆。

          疏疏:稀疏,稀稀落落的樣子。

          一徑深:一條小路很遠很遠。

          徑:小路。

          樹頭:樹的枝頭。

          陰:樹陰。

          未成陰:是新葉還沒有長得茂盛濃密,未形成樹陰。

          急走;快跑。

          無處尋:找不到了,此處有“分不清”之意。

          在稀稀落落的籬笆旁,有一條小路伸向遠方,路旁樹上的花已經凋落了,而新葉卻剛剛長出,還沒有形成樹陰。

          兒童們奔跑著,追撲翩翩飛舞的黃色的蝴蝶,可是黃色的蝴蝶飛到黃色的菜花叢中,孩子們再也分不清、找不到它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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