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勵志的蒙語格言
名言一；要讓青草覆蓋的地方都成為我的牧馬之地。
名言二；我一旦得到賢士和能人，就讓他們緊隨我，不讓遠去。
名言三；戰(zhàn)勝了敵人，我們共同分配獲得的財物。
名言四；沒有鐵的紀律，戰(zhàn)車就開的不遠。
名言五；你的心胸有多寬廣，你的戰(zhàn)馬就馳騁多遠。
還有一句：“打仗時，我若是率眾脫逃，你們可以砍斷我的雙腿；戰(zhàn)勝時，我若是把戰(zhàn)利品揣進私囊，你們可以斬斷我的手指。
”
古代皇帝說過的名言有哪些
原詩: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解釋:陰山腳下啊，有個敕勒族生活的大平原。
敕勒川的天空啊，它的四面與大地相連， 看起來好像牧民們居住的“蒙古包”一般。
藍天下的草原啊，翻滾著綠色的波瀾，那風吹草低處啊，有一群群的牛羊時隱時現(xiàn)。
《敕勒歌》是我國南北朝時期黃河以北的北朝鮮卑族間流傳的一首民歌，在中國古典文學(xué)和古代史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首古代民歌，歌詠北國草原壯麗富饒的風光，抒寫敕勒人熱愛家鄉(xiāng)熱愛生活的豪情。
“敕勒川，陰山下”，說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
陰山是綿亙?nèi)獾拇笊?，草原以陰山為背景，給人以壯闊雄偉的印象。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環(huán)顧四野，天空就像其大無比的圓頂氈帳將整個大草原籠罩起來。
“天蒼蒼，野茫?！?，天空是青蒼蔚藍的顏色，草原無邊無際，一片茫茫。
詩的前六句寫平川，寫大山，寫天空，寫四野，涵蓋上下四方，意境極其闊大恢宏。
但是，詩人的描寫全從宏觀著眼，作總體的靜態(tài)的勾畫，沒有什么具體描繪，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悶的感覺。
但當讀到末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進修，境界便頓然改觀。
草原是牧民的家鄉(xiāng)，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過于豐茂，牛群羊群統(tǒng)統(tǒng)隱沒在那綠色的海洋里。
只有當一陣清風吹過，草浪動蕩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閃現(xiàn)出來。
那黃的牛，白的羊，東一群，西一群，忽隱忽現(xiàn)，到處都是。
于是，由靜態(tài)轉(zhuǎn)為動態(tài)，由表蒼一色變?yōu)槎嗖识嘧?，整個草原充滿勃勃生機，連那穹廬似的天空也為之生色。
因此，人們把這最后一句稱為點晴之筆，對于“吹”、“低”、“見”三個動詞的主動者――“風”字，備加欣賞。
敕勒族人用穹廬――圓頂氈帳來比喻草原的天空，對“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色謳歌贊美，這樣的審美情趣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有著密切聯(lián)系。
穹廬是游牧異議的活動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們的衣食來源，對于這些與他們的生活和命運相關(guān)的事物 ，他們有著極深極厚的感情。
所以我們說，他們謳歌草原，謳歌牛羊，就是贊美家鄉(xiāng)，贊美生活；我們并且認為，這首民歌具有濃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原因也在這里。
最經(jīng)典的愛情名言
13世紀初期，蒙古各部的統(tǒng)一以及蒙古帝國的形成，對蒙古族古籍文獻的形成和發(fā)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06年成吉思汗完成了統(tǒng)一分散已久的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國的歷史使命，宣告了蒙古高原“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⑴的動蕩局面的結(jié)束，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為蒙古族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為使新興的蒙古帝國走上法制軌道，成吉思汗就設(shè)制“斷事官”⑵、“立青冊”⑶的制度來掌管蒙古帝國的行政事務(wù)。
設(shè)在汗廷的斷事宜成為當時蒙古帝國行政中樞中的最大行政長官。
在諸王和勛臣的分地內(nèi)也設(shè)有斷事官。
這樣，從中央到各地封建主分地就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司法行政體制。
當年成吉思汗委派的斷事官失吉忽禿忽⑷正是根據(jù)蒙古社會已有的習(xí)慣法和成杏思汗頒布的“札薩”⑸審斷刑獄、掌管賦斂、編制千戶，并把這些詳細記錄于青冊之上的。
成吉思汗本人作為蒙古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為了治理國家、訓(xùn)練軍隊、整頓社會秩序、提高臣民的素質(zhì)先后頒布很多“札薩＂、“訓(xùn)言”⑹、“必力克”⑺。
這些用畏兀兒字記錄于青冊之上的“札薩”、“訓(xùn)言”、“必力克”后來咸為蒙古帝國的“札薩大典”，保存在為首的宗王庫藏中。
“每逢新汗登基，大軍調(diào)動，或諸工會集（共商）國事和朝政，他們就把這些卷帙拿出來，仿照上面的話行事并根據(jù)其中規(guī)定的方式去部署軍隊，毀滅州郡、城鎮(zhèn)……。
”⑻這段記載充分說明了被稱作“卷帙”的“札薩大典”的法律效應(yīng)和權(quán)戚性。
由此可見，蒙古族法典文獻的基礎(chǔ)是13世紀已經(jīng)奠定下來的。
在實現(xiàn)法制的歷史長河中，蒙古族經(jīng)歷了未成文的習(xí)慣法時期、成文的成吉思汗時期、法制政教并行時期、清代地方法時期⑼，逐漸完成了由習(xí)慣法逐步完善而形成完整的成文法的歷史進程。
隨著蒙古帝國的建立而開展起來的外交活動直接促進了蒙古文外交文獻的形成和發(fā)展。
尤其是蒙古伊兒汗國時期，由于阿八哈、阿魯渾、合贊、完者篤汗等人的積極努力，蒙古帝國在政治、軍事、宗教等方面外交活動的范圍更加擴大了。
這些外交活動在世界歷史舞臺上留下了它的歷史足跡和寶貴文獻。
蒙古文文獻中著名的有阿八哈汗證書⑽、阿魯渾汗致腓力·貝爾的信⑾、合贊汗致天主教教皇的信⑿、完者篤汗致法國皇帝的信⒀都證明了這一點。
蒙古族原始宗教薩滿教和藏傳佛教對蒙古族宗教文獻和翻繹文獻的形成和發(fā)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在氏族社會時期就信奉蒙古薩滿教。
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時期薩滿教廣泛傳播，薩滿以及主管薩滿教的“別乞”⒁受到推崇。
成吉思汗所采取的以薩滿為主、對其他宗教一視同仁的政策，使得蒙古帝國時期的宗教得以發(fā)揚光大。
因此，薩滿教至今留下許多教義、儀式、贊頌方面的宗教文獻。
1244年闊端⒂在涼州（今甘甫省武威市）會見薩迦班第達貢噶堅贊貝桑布以及其侄子八思巴。
從此藏傳偉教薩迦派紅教傳人蒙古地區(qū)，同時西藏地區(qū)也歸顧于蒙古帝國的統(tǒng)治。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登基時封八思巴為帝師，并賜玉璽。
忽必烈推行的政教合一的政策更使藏傳佛教薩迦派紅教在蒙古本土廣泛傳播。
據(jù)一書序言介紹：忽必烈請來八思巴喇嘛后新建了108座寺廟。
此時寺廟共達42318座，僧侶多達213100人⒃，可見當時的盛況。
元至元年間忽必烈降旨翻譯梵文和藏文佛經(jīng)。
如從梵文翻譯了、、、，從藏文翻譯了、、、、《佛說十二頌》等。
這些佛經(jīng)的翻譯為后來蒙古族各種文獻的翻譯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仰華寺與三世達賴索南嘉措會面，尊索南嘉措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賜予金璽，并邀請他去蒙古地區(qū)傳教。
自此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在蒙古地區(qū)廣泛傳播。
在此之后，俺答汗又作出禁止薩滿教，廢除血祭的獨尊黃教的新規(guī)定⒄。
從而保證了黃教在自古地區(qū)的廣泛傳播。
大量的佛經(jīng)翻譯促進了佛教文化的傳播，豐富了宗教文獻和翻譯文獻。
著名的《甘珠爾》、《丹珠爾》的翻譯終于在僧俗通力合作下完成了。
高僧傳和宗教史也相繼問世。
如《內(nèi)齊托音傳》、《咱雅班第達傳》、《章嘉呼圖克圖傳》、《蒙古宗教史》、《蒙古喇嘛教史》。
?。ǘ┟晒抛骞偶墨I發(fā)展進程中特有的民俗與文化 蒙古族自古就有由長輩向晚輩講述祖先世系和主要事跡的傳統(tǒng)民俗。
《史集》記載：“所有‘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譜（?а?аreh），因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譜、教導(dǎo)出生的每一個孩子【知道】系譜（nassab）的習(xí)慣。
這樣他們將有關(guān)系譜的話語做成氏族（millat）的財產(chǎn)，因此他們中間沒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qabileh）和起源。
除蒙古人外，任何別的部落都沒有這個習(xí)慣，也許只有阿拉伯人【也在記憶中】保留著自身的起源。
”這種帶有游牧文化特征的習(xí)俗正如《元史譯文證補》一書所記“蒙兀⒅先無文字，世系事跡，口相傳述”。
被世人行為蒙古族百科全書的《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世系承襲的足初的文字記錄。
從《蒙古秘史》不難看出世系口相傳述的痕跡。
《蒙古秘史》的開頭邱分就是講述蒙古族的祖先以及蒙古各部的形成，主要部分則是講述了成吉思汗如何建立蒙古帝國和窩闊臺汗如何繼承汗位的主要事這。
自《蒙古秘史》到《黃金史》、《蒙古源流》、《水晶珠》、《黃金史綱》、《大黃冊》、《阿薩拉克齊史》等無不記錄了蒙古族世系事跡，只是把過去許多口述轉(zhuǎn)為筆錄而載入史冊的。
這充分說明了“世系事跡，口相傳述”的民俗使蒙古族歷史文獻內(nèi)容有了獨特的特征。
蒙古族特有的崇拜英雄的文化心理，在遠古時期就創(chuàng)造出生動感人的英雄史詩。
蒙古族擁有許多不同風格的英雄史詩，其中《格斯爾》、《江格爾》等長篇英雄史詩和《汗哈冉惠傳》、《勇士谷諾干》、《智勇的王子希熱圖》等短篇史詩都是舉世聞名的文學(xué)杰作。
古樸雄壯的英雄史詩既豐富了蒙古族文學(xué)主庫，又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學(xué)古籍。
二、 文獻概況 ?。ㄒ唬┪墨I的形成與發(fā)展階段 蒙古文文獻產(chǎn)生于13世紀上半葉。
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蒙古族的第一部文獻當屬回鶻蒙古文《成吉思汗石》⒆，寫于1225年。
在此之后，《拔都致窩闊臺汗的信》⒇（1238年）、《十方大紫微宮窩闊臺汗圣旨碑》（1240年）、《貴由汗璽》（1246年）、《釋迦院碑記》（21）（1257年）、《蒙古秘史》（1240年）等文獻的問世，不僅證明了蒙古文文獻形成于13世紀中葉的事實，而且還證明了13世紀中葉的蒙古文文獻形式已經(jīng)具備了石刻、璽文、碑銘、令旨、信札、書籍等不同類型。
這些初期的蒙古文文獻都屬于回鶻蒙古文文獻。
1269年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創(chuàng)制新國字以后，八思巴蒙古文便成了元朝官方文字，《譯寫一切文字》（22），留下了許多珍貴文獻。
根據(jù)目前已有資料，最早的八思巴蒙古文文獻是1276年的《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23），然后是《忽必烈敕賜太原府石壁寺安錄僧圣旨》（1277年）、《1306年榜文》、《元仁宗甲子年詔》（1312年）、《普顏篤皇帝虎年圣旨》（24）（1314年）、《答己皇太后猴年懿旨》（1320年）、（帝師公哥羅古思堅藏班藏雞年法旨）（1321年）、《妥歡帖睦爾皇帝鼠年圣旨》（1336年）、《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字碑文》（1348 年）、《居庸關(guān)東西壁題記》（1345年）等重要文獻相繼問世。
另外，還發(fā)現(xiàn)了米奴辛斯克金字銀牌和紐克斯克金字銀牌以及印有八思巴蒙古文紙幣和刻有八思巴蒙古文的銅錢等。
八思巴蒙古文文獻內(nèi)容以旨令為主，以碑文、題記、榜文、詔書、牌符、貨幣為輔。
于1648年托忒蒙古文創(chuàng)制之后逐漸有了托忒蒙古文文獻。
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托忒蒙古文的創(chuàng)制人咱雅班第達那木海扎木蘇編寫于1649年的《字母匯編》是第一部托忒蒙古文文獻。
其次是七回本托忒蒙古文《格斯爾》（l716年）。
然后是《四衛(wèi)拉特史》（25）和《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26）、《平定準噶爾后勒銘伊犁之碑》（27）、《蒙古托忒匯集》（28）、《居?！罚ā端牟酷t(yī)典》）相繼問世。
這些均是托忒蒙古文早期文獻。
這些早期文獻包括了語言、文學(xué)、歷史、醫(yī)學(xué)、碑文等不同內(nèi)容。
稍后，又有（和鄂爾勒克史）、《蒙古溯源史》、《土爾扈特諸汗史》、《新舊土爾扈特汗諾顏世譜》、《蒙古市里雅特史》等重要歷史著作，《烏巴什洪臺吉的故事》、《斯德爾扎布的故事》、《四衛(wèi)拉特之失和》等著名文學(xué)著作，《托忒蒙古文字母》、《明燈辭書》等語言著作，《羅摩衍那》、《薩迦格言》、《魔尸的故事》、《百喻經(jīng)》等文學(xué)名著譯文，《金剛經(jīng)》、《長壽經(jīng)》、《金光明經(jīng)》等佛經(jīng)譯文相繼問世。
另外，還有著名文學(xué)巨著《江格爾》和《西域同文志》譯文。
縱觀蒙古文文獻發(fā)展可分為四個發(fā)展階段： 1．13世紀初期到14世紀中期 這一階段正值蒙古帝國和元朝昌盛時期，因此以旨令（其中包括圣旨、令旨、法旨、懿旨）、碑文、榜文、用書、證書、牌符、外交信件、札薩、秘史為主要內(nèi)容的官方文書相繼出現(xiàn)。
這一階段又是回鶻蒙古文文獻、八思巴蒙古文文獻的形成發(fā)展階段，因此在整個蒙古文文獻發(fā)展歷程中也是一個發(fā)展高潮時期。
2．15世紀到16世紀 由于14世紀中葉元朝滅亡之后，作為新國字的八思巴蒙古文逐漸停用，回鶻蒙古文曾經(jīng)一度被八思巴蒙古文所代替，從而對15—16世紀蒙古文文獻的發(fā)展起了某種阻礙作用。
再加之這時期蒙古封建主的連綿不斷的內(nèi)戰(zhàn)對蒙古文文獻的發(fā)展又起了一定的干擾作用。
因此，這一時期除《甘珠爾》、《五部護法》、《金光明經(jīng)》、《百喻經(jīng)》等少量佛經(jīng)、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之外，只有《圖們汗法典》（29）、《俺答汗法典》（30）、《俺答汗宗教法規(guī)》等問世。
可見這一時期的蒙古文文獻發(fā)展比較緩慢，直到16世紀末期才有一些法典文獻產(chǎn)生。
因此，這一時期可視為回落時期。
3．17世紀到19世紀 17世紀——19世紀是回鶻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并行時期，也是蒙古族歷史上弘揚佛法的重要時期。
這一時期有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宗教文獻、法典文獻、語言文獻、文學(xué)文獻相繼問世。
如，著名的蒙古族編年史著作《蒙古源流》、《黃金史綱》、《黃史》、《水晶珠》、《阿薩拉克齊史》、《水晶鑒》等回鶻蒙古文文獻和《四衛(wèi)拉特史》、《蒙古溯源史》》、《新舊土爾扈特汗諾顏世譜》、《土爾扈特諸汗史》、《蒙古布里雅特史》等托忒蒙古文文獻，重要佛經(jīng)文獻《甘珠爾》、《丹珠爾》以及高僧傳記《內(nèi)齊托音傳》、《札雅班第達傳》、《章嘉呼圖克圖傳》、《羅布桑楚勒特木傳》和《蒙古宗教史》（32）、《蒙古喇嘛教史》（33）等宗教文獻，《衛(wèi)拉特法典》、《白樺法典》、《喀爾喀法典》等重要地方法典文獻，《蒙文啟蒙》、《三合便覽》、《蒙文文法》、《蒙古語法詳解》、《蒙文指要》等語言文獻，《格斯爾》、《青史演義》、《一層樓》、《泣紅亭》等文學(xué)名著，哈斯寶《紅樓夢》節(jié)譯批注（34）、《今古奇觀》譯序（35）、阿爾納《西游記》譯序和批注（36）等重要文論文獻，《藥方》、《甘露之泉》、《蒙藥正典》等醫(yī)學(xué)文獻，《天文學(xué)》和石刻天文圖（37）等重要天文文獻。
這些充分證明17世紀一19世紀是蒙古文文獻的又一發(fā)展高潮時期。
4．20世紀前半葉 20世紀前半葉正值蒙古族歷史上以開通民智為主要內(nèi)容的啟蒙思想發(fā)展時期。
因此，這一時期文化、教育、民俗、文學(xué)等文獻問世較多。
如布和賀希格《〈蒙古源流〉序》（38）、卜彥畢勒格圖《〈奏折成語〉序》（39）等文化文獻，《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40）、《初學(xué)國文》（41）、《初級文鑒》、《考察日本教育日記》和羅布桑卻丹編寫的著名的《蒙古鳳俗鑒》等，是這一時期文化、教育、民俗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文獻。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又正處于社會動蕩、社會變革的年代。
因此，是蒙古文文獻發(fā)展的又一個回落時期。
總之，篆古文文獻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如此兩起兩落的發(fā)展階段。
（二）文獻的分類 蒙古文文獻的分類方法基本上與圖書分類相似。
主要分為：哲學(xué)、歷史、經(jīng)濟、政治、法律、軍事、文化、教育、語言、文字、文學(xué)、藝術(shù)、宗教、天文、醫(yī)藥、翻譯、綜合性圖書、畜牧。
（三）重要文獻介紹 蒙古文文獻中有許多重要古籍，限于篇幅，在這里僅介紹其中的幾部。
《蒙古秘史》蒙古族第一部歷史文獻和文學(xué)巨著。
成書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全書共282節(jié)。
漢譯名為《元朝秘史》。
撰者不詳。
原稿為回鶻蒙古文，現(xiàn)已失傳，僅存明初的漢字標音本。
《蒙古秘史》原為元朝藏于國史院的蒙古皇室秘籍，因元朝敗北才落人明人手里而公諸于眾。
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翰林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沙懿黑奉旨進行漢語標音和翻譯（44），收入《永樂大典》。
漢字標音本有12卷本和15卷本兩種（45）。
收入《永樂大典》的是15卷本。
《四部叢刊》收人顧廣圻12卷本（46）。
清朝學(xué)者錢大昕藏有抄于《永樂大典》的15卷本。
國內(nèi)流傳的這兩種本稱之為顧廣圻本和錢大昕本。
1叨1年顧廣圻12卷本傳人日本，1872年錢大昕十五卷本傳人俄國，從而引起國外學(xué)者的極大興趣。
國內(nèi)對《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有200多年的歷史，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考證、注釋和研究。
自清朝以來，漢族學(xué)者張穆、何秋濤、葉德輝、顧廣圻、錢大昕、洪鈞以及謝再善等在刻印、?？?、注釋、翻譯和研究《蒙古秘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世紀以來，蒙古族知識分子積極投人《蒙古秘史》研究領(lǐng)域。
1917年呼盟的昌德公根據(jù)葉德輝本（47）還原為回鶻蒙古文，書名為《元朝秘史》（48）。
1940年，奈曼旗的布和賀希格在開魯出版《蒙古秘史》，烏審旗的賀希格巴圖在張家口出版《蒙古秘史》。
1941年喀喇沁人阿拉坦敖其爾用現(xiàn)代蒙古語轉(zhuǎn)寫出版了《蒙古秘史》。
1957年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策·達木丁蘇榮通俗本（49）《蒙古秘史》。
此本很快擁有大批讀者群，在普及《蒙古秘史）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1981年蒙古族學(xué)者巴雅爾用拉丁文注讀音并還原為回鶻蒙古文、附現(xiàn)代蒙古語的三卷本《蒙古秘史》由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額爾登泰、烏云達萊?？钡摹睹晒琶厥贰?。
1985年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滿昌的現(xiàn)代蒙語還原并加注釋的《蒙古秘史》。
1986年額爾登泰、阿爾達扎布編寫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注釋》一書。
1987 年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亦鄰真回鶻蒙古文還原本《蒙古秘史》。
這些成果充分表明80年代對《蒙古秘史》研究方面更加深人。
國外對《蒙古秘史》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歷史。
《蒙古秘史》已在日本、俄國、德國、法國、英國、捷克、芬蘭、匈牙利、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國翻譯出版。
在這些國家的《蒙古秘史》研究領(lǐng)域已涌現(xiàn)出海涅什、伯希和、庫贊、李蓋提、那坷通世、小澤重男等著名學(xué)者。
除此之外，還有美國的柯立甫、比利時的田清波、澳大利亞拉哈立茲、蒙古的策·達木丁蘇榮、舍·嘎丹巴、達·策仁曹德那木等學(xué)者。
《蒙古秘史》以生動的文學(xué)語言和編年史體裁記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統(tǒng)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國的英雄事跡，以及窩闊臺繼汗位以后的蒙古族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方面的重要歷史事件。
《蒙古秘史》作為蒙古族第一部歷史文獻和文學(xué)巨著開辟了蒙古族編年史和蒙古族文學(xué)的先河，給歷史著作和歷史小說以極大的影響。
《蒙古秘史》與《黃金史》、《蒙古源流》被稱之為蒙古族的三大歷史著作，與《格斯爾》、《江格爾》被稱作蒙古文學(xué)三個高峰。
《蒙古秘史》為研究蒙古族13、14 世紀社會、歷史、語言、文學(xué)、法典、民俗、軍事等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格斯爾》蒙古族英雄史詩。
幾個世紀以來廣泛流傳于我國蒙古族聚居區(qū)，以及蒙古、俄羅斯布利亞特蒙古族當中。
在漫長歲月的流傳中，內(nèi)蒙古、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區(qū)中產(chǎn)生了不同的版本。
《格斯爾》不僅有回鶻蒙古文版本，而且還有托忒蒙古文版本。
《格斯爾》的主要版本有： 北京木刻版、隆福寺抄本、鄂爾多斯抄本、烏素圖召抄本、札雅抄本、扎木薩拉諾抄本、諾本齊哈屯抄本、《贊嶺曾欽傳》。
除以上八種回鶻蒙古文版本以外還有三種托忒蒙古文版本： 烏蘭巴托影印本、7章托忒蒙古文本、8章托忒蒙古文本。
《格斯爾》研究由來已久。
遠在18世紀d年代我國就開始了對《格斯爾》的研究。
青海省史學(xué)家松巴堪布·益希班覺（50）和內(nèi)蒙古察哈爾部羅布桑楚勒特木（51）曾經(jīng)對《格斯爾》人物的原型進行過探討，提出過獨特的見解。
解放后，《格斯爾》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圍繞著《格斯爾》的產(chǎn)生年代、人物、素材、社會性質(zhì)、藝術(shù)特色，蒙古文學(xué)界的莫·圖們、桑杰扎布、尤·齊木德道爾吉、哈·丹碧扎拉桑、道榮嘎等人曾經(jīng)發(fā)表過許多頗有影響的學(xué)術(shù)論文。
在國外，俄國的雅·伊·施密特、法國的阿·斯提思、德國的海西希等人曾以不同角度對《格斯爾》進行研究和探討。
《格斯爾》問世以來，引起國外學(xué)者的極大興趣，先后被譯成用、英、法、德、日、印度文等多種文字，廣泛流傳于國外。
英雄史詩《格斯爾》，主要描寫格斯爾是一個天神轉(zhuǎn)世，能夠呼風喚雨，斬妖降魔，為民除害，威震四方，深受愛戴，被人們尊稱為雄師大王的故事，從而表達了當時人民群眾的社會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愿望。
《格斯爾》的產(chǎn)生年代尚無定論，一般認為是11世紀產(chǎn)主。
《格斯爾》篇幅宏偉，涉及蒙古族語言、文學(xué)、宗教信仰、生活習(xí)俗等諸多方面。
從而對研究蒙古族古代社會、蒙古族文學(xué)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衛(wèi)拉特法典》亦稱《1640年蒙古衛(wèi)拉特法典》，音譯為《察津畢其格》。
用回鶻蒙古文書寫的17世紀著名的地方性法典。
明崇幀十三年（1640年）準噶爾部諾顏額爾德尼巴圖爾洪臺吉召集衛(wèi)拉特蒙古部的28位汗諾顏制定了《衛(wèi)拉特法典》。
法典的制定旨在安定內(nèi)部，加強團結(jié)，維護封建秩序，保護封建主和上層喇嘛利益，共同抵御外部威脅。
此法典的原件和副本都已經(jīng)失傳，現(xiàn)存的是托忒蒙古文抄本。
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院圖書館和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都藏有托忒蒙古文手抄本。
法典原文未分章節(jié)。
法典內(nèi)容包括關(guān)于內(nèi)政、外敵、驛站和使者、宗教、特權(quán)、打獵、道德、殺人、遺產(chǎn)、撫恤、婚嫁、盔甲賦、小偷和騙子、養(yǎng)子、叛逃者、狂犬與狂大病患者、牲口致傷、火災(zāi)與水災(zāi)、債權(quán)、走失的牲畜、淫蕩、吵架與挑釁、宰畜和救畜、救人與搶人、被告與證據(jù)、搜捕、受賄等的有關(guān)認定和處罰條款。
法典后附噶爾丹洪臺吉的兩個旨令（52）和棟日布拉希的補充規(guī)定。
對《衛(wèi)拉特法典》國內(nèi)早有關(guān)注，有不少研究論文涉及其內(nèi)容和意義。
1985年道潤梯步校注出版了《衛(wèi)拉特法典》，為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衛(wèi)拉特法典》早在18、19世紀就引起外國學(xué)者的興趣，并譯成外文出版。
1778年由德國巴拉勒斯整理出版的《蒙古族歷史資料選》中就有《衛(wèi)拉特法典》的全譯。
1880年俄國的戈爾斯通斯基用俄文翻譯出版了《衛(wèi)拉特法典》。
1929年英文出版的《蒙古部習(xí)俗》的書中有《衛(wèi)拉特法典》的節(jié)譯。
1967年日本的田山茂在其《蒙古法律研究》中全譯了《衛(wèi)拉特法典》。
1981中戴力庫夫把托忒蒙古文還原為回鶻豪古文并附俄文全譯出版了《衛(wèi)拉特法典》。
具有獨特地方色彩的《衛(wèi)拉特法典）不僅對研究蒙古族法典文獻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還對研究蒙古族社會、政治、經(jīng)濟、歷史、軍事、文化、民俗、宗教、道德觀念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尤其是對研究蒙古族法律由習(xí)慣法走向成文法的歷程具有重要價值。
《甘珠爾》、《丹珠爾》蒙古族文人和僧人花費幾個世紀時間和精力，通力合作翻譯而成的佛經(jīng)翻譯文獻，是《大藏經(jīng)》的蒙古文譯本。
（l）《甘珠爾》。
翻譯始于13世紀末14世紀初。
蒙古族著名翻譯家搠思吉斡節(jié)爾、希力布僧格在完者篤皇帝（1295－1307年）時期用回鶻蒙古文翻譯過《大藏經(jīng)》（55）。
1602—1607 年席力圖召卻爾吉固始、喀喇沁的阿龍喜固始（56）為首的翻譯家們也曾經(jīng)完成了《甘珠爾》的主要部分。
1628—1629年貢嘎敖德斯爾班第達、昆登固始為首的翻譯家們奉察哈爾部林丹汗之命完成了108卷《甘珠爾》。
此版被稱之為《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爾》（57）。
1717年，御前行走拉希、察哈爾格西羅布桑楚勒特木、烏拉特固始畢力昆達賴、蘇尼特旗沙力、阿巴嘎旗德木楚克等審訂《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爾》，于1720年木版印刷。
雍正二年（1724年）又木刻朱砂印刷了《御制蒙文甘珠爾》（58）108卷、其中《大般若經(jīng)》12卷、《第二般若經(jīng)》4卷、《第二大般若經(jīng)》4卷、《第三般若經(jīng)》1 卷、《諸般若經(jīng)》1卷、《大寶積經(jīng)》6卷、《華嚴經(jīng)》6卷、《諸品經(jīng)》33卷、《律師戒行經(jīng)》16卷、《秘密經(jīng)》25卷。
此朱砂版《甘珠爾》附夢、滿、藏、漢合璧目錄。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口號是什么
你的問題是世界奧運會的口號\\r而奧運會在每個國家舉行的時候才有一個口號 奧運會只有一個格言 更快、更高、更強。
\\r[資料]奧林匹克運動還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強。
”它出自顧拜旦的好友、巴黎阿奎埃爾修道院院長迪東之口。
1895年，在學(xué)校舉行的一次戶外運動會上，迪東鼓勵學(xué)生說：“在這里，你們的口號是：更快、更高、更強。
”后來，顧拜旦將這句話用于奧林匹克運動。
1920年，國際奧委會將其正式確定為奧林匹克格言，并在安特衛(wèi)普奧運會上首次使用。
\\r所以我找了歷屆口號\\r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口號：參與歷史Play a Part in History\\r1988年漢城奧運會主題：和諧、進步Harmony and Progress\\r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口號：永遠的朋友\\rFriends for life\\r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口號：世紀慶典\\rThe Celebration of the City\\r2000年悉尼奧運會口號：\\r分享奧林匹克精神\\rShare the Spirit\\r1998年長野冬季奧運會主題：來自全世界——匯成一朵花\\rFrom around the world—to flower as one.\\r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口號：\\r點燃心中的圣火\\rLight the Fire within\\r北京2008年奧運會主題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