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字什么名什么
屈原羋姓屈氏，名平，字原（約前340年～約前278年），漢族，戰(zhàn)國時期楚國人，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
中國戰(zhàn)國末期楚國丹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主張聯(lián)齊抗秦，提倡“美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想感悟 怎么寫
你想寫多少字的感悟或者感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道出了做人做事的真實意義。
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身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也不要勉強別人去做。
推而廣之，還有其他意思，比如，用自己的心推及別人的心；自己希望怎樣生活，就應(yīng)該理解別人也會希望怎樣生活；自己不愿意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不要那樣對待別人；自己不希望在社會上受阻，那就也不要去為難別人。
總之，從自己的內(nèi)心出發(fā)，理解他人，寬容地對待他人。
簡單地說就是推己及人，它和俗語常說的將心比心、設(shè)身處地為別人想一想等，指的都是一個意思。
由此我想到，當(dāng)我們不希望別人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的時候，我們自己做到了嗎
當(dāng)我們對別人的不敬行為表現(xiàn)不齒的時候，我們是否也犯過同樣的錯誤
我們不想做事的時候，難道別人就有義務(wù)去做嗎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真正內(nèi)涵式讓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站在對方的立場上進行換位思考，如果大家都做到了，我想，我們這個社會會更加的和諧，更加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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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君子的詩詞…………全首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2.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3. 君子可欺之以方.4.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xué)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 貧。
”5. 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6.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7.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還孔子說的)8. 詩經(jīng)·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茍無饑渴?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摘自
名教罪人 是什么意思?
“明教罪人”吧，可能，倚天屠龍記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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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下面是正題，出自歷史有名的文字獄事件。
雍 正 文 字 獄 康熙晚年，諸皇子為奪取太子之位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廢太子允礻乃謀求復(fù)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題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覬覦，但是都枉費心機。
工于心計的皇四子允諾礻真用兩面派的手法麻痹對手，取悅父皇，暗中培植勢力，收買人心，終于挫敗諸兄弟，于歡圣祖賓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輕文士，行政以革除積弊、整頓吏治為首務(wù)，大權(quán)獨攬，事必躬親，刑法嚴峻，心謀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fēng)格。
在文字獄方面，雍正帝的指導(dǎo)思想是借助文字獄整肅朝廷風(fēng)紀，戒毖風(fēng)俗人心。
雍正一朝歷時雖短，文字獄卻很頻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
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幾乎對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極盡必蹤指示、別出心裁之能事，從而在文禍歷史上創(chuàng)造了為可磨滅的“業(yè)績”。
（一） 與懲戒朋黨有關(guān)的案件 1、 汪景祺與錢名世案 汪景祺、錢名世是雍正文字獄卒的第一批受害者。
他們的是得禍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獻文字攀附年羹堯。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點戰(zhàn)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當(dāng)時川藏一帶有叛亂），功勛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
他一向依附雍親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側(cè)福晉（副王妃）。
允礻真繼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終因恃功驕縱、目無王法而失寵。
雍正帝覺得留下他是條禍根，決計殺一儆百，于是一連串的打擊相繼出臺。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現(xiàn)“日月合璧，五星聯(lián)珠”的奇觀，臣僚上表稱賀。
身為川陜總督的年羹堯也依例獻表。
雍帝從他的表文中找出兩條毛?。阂?、字體潦草；二、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①。
“朝乾夕惕”出自《易經(jīng)·乾卦》卦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意思是終日勒慎，寫作“夕惕朝乾”意思不變。
年羹堯賀表用這們變換詞序的成語頌揚皇帝，雍正帝卻認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諭）。
群臣聞風(fēng)而動，發(fā)起了對年羹堯的圍攻。
同年四月，年羹堯調(diào)為杭州將軍；六月，削太保，剝奪一等公；七月，黜為閑散旗員；九月，下刑部獄；十二月，議政王大臣劾年羹堯犯九十二條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堯自裁，家產(chǎn)籍沒，親族、同黨或斬或流或貶，一大批人受到清洗、處罰。
這就是著名的年羹堯案。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 祺斬首示眾。
汪景祺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
他潦倒文場近四十年，雖然中了舉人，總與富貴無緣。
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堯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
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
年羹堯得罪抄家，《隨筆》被繳進宮中。
雍正帝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
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wǎng)也。
” 《讀書堂西征隨筆》原本久佚。
據(jù)民國間故宮博物院刊印的殘本，內(nèi)有《上撫遠大將軍年公書》一篇，文內(nèi)極盡諛頌，至稱年羹堯為“宇宙第一偉人”。
又有《功臣不可為》一條，把歷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現(xiàn)象歸罪于最高統(tǒng)治者。
作者寫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fù)怯。
當(dāng)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
忽有奇才異能這臣起而戡定群兇，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
遲之既久，則轉(zhuǎn)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復(fù)能捍御者
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蕩懾，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復(fù)膺異數(shù)，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nèi)外臣工以其為朝廷之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
諂佞小人趨承恐后，長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禮。
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gòu)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日成）思慕魏片。
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于君，恃功驕橫，于是而厭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兇終而隙末者乎
……雖由臣節(jié)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堯敲警鐘。
《隨筆》有些條目對當(dāng)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官場風(fēng)氣表示不滿，據(jù)說還有詩譏訕圣祖“皇帝揮毫為值錢”②。
又非議圣祖謚號及雍年號，所作《歷代年號論》說“正”字拆開為“一止”，是不祥之兆，歷史上凡以“正”字為年號的都沒有好下場，如金海陵王（年號“正隆”），金哀宗（年號“正大”），元順帝（年號“至正”），明英宗（年號“正統(tǒng)”），明武宗（年號“正德”）等。
雍正帝批評所云“悖謬狂亂”，大概就指以上內(nèi)容，但對汪景祺處罪的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妻子兒女發(fā)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后經(jīng)地方官曉諭才安定下來。
錢名世處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
他雖然沒有殺頭，但遭遇不比殺頭好受。
錢名世字亮工，號 庵，江南武進（今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升侍讀。
他與年羹堯是鄉(xiāng)試同年（兩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舉，一在南闈，一在北闈），大概因此而有交誼。
雍正二年，權(quán)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
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題授定定遠大將軍，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為他立碑褒揚。
允礻題曾是爭奪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倉皇兵權(quán)（后來又加以禁錮），本是最不該提起有人物，錢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dāng)然在劫難聞逃。
雍正帝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
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
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一說大門上）。
賜字題匾本是康熙帝寵異臣僚的慣用手段，如為范文程祠堂題“元輔高風(fēng)”，為李光地題“方重醇深”等。
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為楊名時題“清操夙著”，為田從典題“清謹公方”等。
雍正帝“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地主是能變其意而用之，易褒為貶。
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本人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
雍正帝還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警、撫奏明治罪。
這還不夠，當(dāng)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學(xué)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jié)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
雍正帝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
集名就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fā)給全國的學(xué)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
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
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學(xué)夸獎，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fā)配寧古干塔給披甲人為奴了。
他的同僚陳邦彥、陳邦直也因詩句“乖誤”而革職。
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諷刺詩是這樣寫的： 名教貽羞世共嗤，此生空負圣明時。
行邪慣履欹危徑，記丑偏工諛佞詞。
宵枕慚多惟覺夢，夏畦勞甚獨心知。
人間無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遲。
這應(yīng)是《名教罪人詩》中的標(biāo)準(zhǔn)作品。
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人生至此，錢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尋開心，辱而不殺。
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據(jù)說他為人“非端士”，參與修《明史》曾把萬斯同寫的幾篇傳稿攘為己作。
身為翰林清望官，作詩討好跋扈的邊將，也的確有失身份。
但不管怎樣說，雍正帝也做得太過分了，他在諭旨中解釋說：“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 然而沒有“以文詞諂媚奸惡有惡報”的，雍正帝同樣“以文詞為國法”。
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敘附允（礻田共），為其爭太子這位效勞，死后謚“文端”。
雍正帝繼位后削奪揆敘謚號，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為“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
允（礻田共）的另一黨羽阿靈阿的墓碑也被改刻為“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
雍正帝還把允（礻田共）改名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為“ 塞思黑”。
二名均為滿語，意思據(jù)說是畜牲、豬狗。
這類刻薄的惡作劇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來，做得出來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繼位之初，有兩個最受親重的人物，一個是年羹堯，一個是隆科多。
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tǒng)領(lǐng)、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
和年羹堯相似，隆科多也是個“招權(quán)納賄，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
辦理年羹堯的案時，雍正帝處處把他與年羹堯相提并論，逐步貶削他的恩榮與官爵。
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chǎn)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
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與隆科多案有關(guān)的查嗣庭案結(jié)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shù)月。
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入翰林，經(jīng)隆科多保奏授內(nèi)閣大學(xué)士大夫，后又經(jīng)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鄉(xiāng)試正考官，被人告發(fā)試題“怨望、諷刺”。
這年九月，查嗣庭剛從江西返抵京師就被捕入獄。
案件尚未了結(jié)，查嗣庭病死獄中。
所謂試題“怨望、諷刺”，指《論語》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孟子》題：“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心矣。
”但猜忌的雍正帝進一步懷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經(jīng)》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及《傳經(jīng)》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包含更隱秘的諷刺。
照他的理解，是咒罵“雍正”年號的；“其旨遠，其辭文”二句是暗示兩道題中的“正”“止”二字有呼應(yīng)關(guān)系。
真是了不起的附會。
后來民間也有附會，說查嗣庭所也題中“維民所止”一句（語出《禮記·大學(xué)》），“維”“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頭。
這大約是因為查嗣庭著過一部《維止錄》，后世附會從這部書名產(chǎn)生。
案發(fā)后，查嗣庭赴贛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徹底搜查。
雍正帝從搜得的日記（似即《維止錄》）中找出許多“極意謗訕”康熙政治的言論。
如認為裁減閑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災(zāi)難；認為戴名世獄及康熙五十年科場案是因語言文字而殺人（按：清朝統(tǒng)治者從來不承認自己以語言文字殺人，即不承認有文字獄）；認為引見百官罷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賢之道；認為九卿會議是做樣子，欽賜進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識拔奇才；認為殿試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殺一儆、無罪而罰，等等。
日記“謗訕”前朝，試題“謗訕”當(dāng)今，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兩大罪狀。
此外，據(jù)說《維止錄》首頁有這樣一條記載：“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fēng)。
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
”被認為是借災(zāi)異咒謗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調(diào)，有人認為這是他得禍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處（1727）年五月，案件結(jié)束，有關(guān)人犯作如下處置： 查嗣庭戮尸、梟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斬監(jiān)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獄中）。
幼子查長棒頭三人和侄子查開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產(chǎn)抄沒，折銀充浙江海塘工程費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講）流放陜西，后來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編修）特許釋歸，不久病死。
其他牽連得罪的有：江西鄉(xiāng)試副主考俞鴻圖革職；江西巡撫汪氵隆降四級調(diào)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職發(fā)往福建工程上效力。
傳說浙東諸家橋鎮(zhèn)（所屬府縣不詳）關(guān)帝廟中有當(dāng)?shù)啬硨W(xué)究題的一幅門聯(lián)：“荒村古廟猶留漢，野店浮橋獨姓諸”，被查嗣庭采入《維止錄》中，案發(fā)后殃及該學(xué)究。
不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進而遷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風(fēng)不正。
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設(shè)浙江觀風(fēng)整俗使，專職監(jiān)視士人，整頓士風(fēng)（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shè)立觀風(fēng)整俗使）。
作為處罰，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xiāng)試、會試。
吏部侍郎、錢塘人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fēng)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帝批轉(zhuǎn)浙江巡撫和觀風(fēng)整俗使議行。
雍正六年八月，經(jīng)浙江總督李衛(wèi)請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鄉(xiāng)會試的詔令，兩年后又撤消了觀風(fēng)整俗使。
每辦一案都盡量有所創(chuàng)造，盡量在整治風(fēng)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擴大“戰(zhàn)果”，這是雍正文字獄的一大特點，是世宗操縱文字獄的“高明”之處。
查嗣庭結(jié)案后數(shù)月，隆科多得禍，四十一條大罪中有一條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狀中也有“趨附隆科多”一條，這說明查嗣庭獄與隆科多有直接關(guān)系。
但作為文字獄，查嗣庭獄基本上是獨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錢名世二獄那樣緊緊依附于懲戒朋黨的政治斗爭。
3、 謝濟世、陸生楠案 謝濟生、陸生楠安是一對孿生案件，兩案都胎育于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但胎育期長短不齊。
先述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點是倚重實心辦事的吏才，不喜歡徒逞筆舌的文化之士。
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個叫田文鏡，此人監(jiān)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撫。
田文鏡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zé)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
于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科甲人私結(jié)朋黨。
不久，李紱入京覲見，向雍正帝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鏡的密疏，胸有成見，對李紱的話置之不理。
李紱接著上疏參田文鏡。
雍正帝雖然不高興，還是派人去河南調(diào)查，果然發(fā)現(xiàn)田文鏡的一些劣跡，但不盡如李紱所參。
根據(jù)一些跡象，雍正帝越發(fā)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因而對田文鏡愈益信任，寵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謝濟世根據(jù)從刑部外郎陳學(xué)海那里聽來的材料（陳學(xué)海曾赴河南調(diào)查田文鏡事跡），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
雍正帝不悅，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卻堅持要上疏。
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xué)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
由于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nèi)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guān)系親密，雍正帝于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作如下處置：謝濟世減死發(fā)配阿爾泰（今新疆阿爾泰）軍前效力；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調(diào)為工部待郎（后因別的事革職）。
雍正七年（1729年），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上奏，說謝濟世已招供他參劾田文鏡是受李紱、蔡王廷指使（謝濟世可能被迫說了違心話）。
雍正帝得奏，命斬黃振國，把李紱、蔡王廷投入監(jiān)獄。
李紱論罪當(dāng)斬，雍正帝特予赦免，讓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
蔡王廷判斬監(jiān)候。
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紱才恢復(fù)官職，蔡王廷也獲釋。
在李紱等人遭罪的同時，田文鏡連連升官受褒獎，隸籍也由正藍旗抬升為正黃旗。
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終于以李紱等人慘敗、田文鏡獲勝而告終。
因這場事件而引出謝濟世、陸生楠兩起同時發(fā)生的文字獄。
謝濟世字石霖，廣西全州人，康熙末年進士，因疏劾田文鏡而得禍已見上文。
此人頗有讀書人的迂氣，審問中，刑部尚書勵廷儀問他受何人指使。
他回答說：“是孔、孟指使。
我自幼讀圣賢書，只知道事上忠藎。
見奸不攻，不是忠臣。
”到阿爾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優(yōu)待，得以從空講學(xué)、著，著有《古本大學(xué)注》、《中庸疏》。
后來錫保率軍進駐阿爾泰，奉命監(jiān)視充軍的士大夫，謝濟世等人的日子漸不好過。
和謝濟世同時充軍阿爾泰的還有陸生楠。
陸生楠也是廣西人，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
引見時雍正帝見他應(yīng)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xué)習(xí)辦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見時，雍正帝見他傲慢不恭的神態(tài)，所呈奏折又寫有“五經(jīng)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等到話，覺得是諷刺自己。
雍正帝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xiāng)，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jié)為黨援之處”。
就憑這毫無根據(jù)的猜疑推斷，命把陸生楠革職，發(fā)往阿爾泰軍前效力。
陸生楠著有《通鑒論》十七篇（似是在阿爾泰所著），誰知這十七篇史論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錫保疏劾陸生楠小字書寫《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
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諭內(nèi)閣，對《通鑒論》中的“狂?！弊h論逐條加以批駁。
雙方觀點大致如下： 一、論封建（分封制）。
陸生楠主張恢復(fù)封建制，說：“封建之制，古圣人萬世無弊之良規(guī)，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
至于今害深禍烈，不可勝盲，皆郡縣之故。
”雍正帝追溯秦漢以來郡縣制、封建制的沿革與變遷，說如今天下大一統(tǒng)，有何禍害，“陸生楠能明指乎”
斥陸生楠“狂肆逆惡”，“實天下所不容”。
陸生楠又說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統(tǒng)于一。
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的緣故。
雍正帝認為有賢君就有良相，隱隱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于如此。
” 二、論建儲（立太子）。
陸生楠就漢武帝戾太子事件發(fā)論認為“儲貳不宜干預(yù)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又說“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
雍正帝駁斥說，太子應(yīng)該博通古今，體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規(guī)矩，本朝國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陸生楠借古諷今，“實為彌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論府兵制。
陸生楠贊美唐府兵制，認為應(yīng)當(dāng)實行于今，使“國無養(yǎng)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
雍正帝斥陸生楠“懷蓄逆亂之心，郁不得逞，故以‘無養(yǎng)兵之費’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zhí)左道以亂政，言偽學(xué)以疑眾’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論隋朝君臣。
陸論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
”雍正帝指出文帝與煬帝的區(qū)別，說煬帝自取滅亡，不關(guān)天命。
五、論人主威權(quán)。
陸論云：“人愈尊，權(quán)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
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雖怒之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fā)必毒。
“雍正帝自辯稱：“朕臨御以來，日理萬機，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已意生殺人、賞罰人。
”斥陸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惡亂，”“肆為咒詛”。
六、論宰相。
陸生楠認為：“當(dāng)用首相一人。
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
即或不當(dāng)，亦不得使相臣知之。
”又說：“為君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跡。
然亦不可無術(shù)相防。
”雍正帝予以駁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 七、論王安石。
陸論大意批評王安石剛愎自用，不信天命。
雍正帝抓住個別字句故作異論,以顯示高明，斥陸生楠“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
” 八、論無為之治。
陸生楠主張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
雍正帝主張以漢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為，“勤勞自勵”，對陸論加以駁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諭》中批駁《通鑒論》的大要。
雖然陸生楠的觀點不盡正確，雍正帝的批駁也有合理之處，但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而與一小臣爭是非、論長短，未免顯得胸懷不廣。
至于說陸生楠借古謗今，或許多少有一點，但也并非罪大惡極，非誅不可。
雍正帝先誅心，后誅人，對《通鑒論》批駁后，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yīng)治之罪。
從官當(dāng)然遵旨惟謹。
這一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xué)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
雍正帝讀過后頌諭內(nèi)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
疑心極重的雍正帝尤切齒于《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問道：“試問謝濟世：數(shù)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
為朕躬進諫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諫
所飾者何非
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命朝臣議謝濟世應(yīng)治之罪。
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帝卻玩了個花招“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裝作要殺的樣子，最后宣布謝濟世免死。
謝濟世被玩弄假斬把戲后終于不死。
謝濟世在阿爾泰充軍九年，乾隆初釋歸復(fù)職。
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將《古本大學(xué)注》和《中庸疏》獻進，請求頒行天下。
并說明已把《注》中被指為謗訕的幾句話刪除了，分章釋義依據(jù)古本（即《禮記》本），不遵朱熹的“四書”本。
當(dāng)時學(xué)者鄙薄宋儒，所以謝濟世敢明目張膽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學(xué)說，尊為正統(tǒng)。
乾隆帝把書退還，傳旨嚴斥。
謝濟世后來改任湖南糧儲道，繼續(xù)注釋儒經(jīng)，陸續(xù)刻印成書。
乾隆帝聞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傳諭湖廣總督孫嘉淦，指出謝濟世標(biāo)新立異，“足為人心學(xué)術(shù)之害”，命查明謝濟世所著書中違背程朱、標(biāo)榜他人之處，然后燒毀其書并印板。
孫嘉淦遵旨輸完畢，回奏說謝濟世所注書有“四書”“五經(jīng)”等多種，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塊，已全部燒毀；注中雖有違背程朱學(xué)說之處，但立說淺陋，不足以惑世盜名，似不必逐條指謫。
至此，謝濟世注書案方告結(jié)束。
他沒有死于文字獄，一是情罪較輕，二是居官盡責(zé)，兩朝君主對他的為人印象都不算壞。
雍正、乾隆二帝處罪人往往憑個人印象和一時愛憎。
陸生楠的得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對他的印象不好，兩次引見都引起憎惡。
以上四五起文字獄或多或少都有懲戒朋黨的用意，戒除朋黨是雍正帝整飭風(fēng)紀的主要目標(biāo)，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黨論》頒示臣僚，要諸臣“洗心滌慮，詳玩熟體”。
《御制朋黨論》駁斥歐陽修《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為朋”的說法，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
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黨之風(fēng)歸咎于歐陽修的“邪說”。
經(jīng)過雍正帝的嚴厲整飭，順治、康熙以來的朋黨現(xiàn)象大為減少，文字獄從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罷。
